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四）
编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发表了作者题为“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说，他曾跟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W. Lewis）联合发表专著，专著的一个章节对中苏1969年前后的边界冲突几乎升级为核冲突有详细的描述，他愿意将这个章节翻译出来以飨本站读者。本站从今日起开始连载“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第一号号令的实施
当时总参把军事情报递送给林彪的程序比较繁复。总参情报部(二部)、技术部(三部)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以后，报送总参作战部(一部)，作战部再报送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林彪办公室再报送林彪在苏州的官邸。这样至少费时一、二天。
林彪比较依赖于雷达以及侦察机搜集到的情报；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军比较有影响力。于是他要求空军情报部直接往苏州报送情报。他还要求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情报直送苏州，而不要通过繁复的中转程序。
导弹部署摆大乌龙
据林彪一位秘书回忆，当林彪指示总参命令核导弹部队“准备随时发射导弹”时，他是将射程为2,650公里的东风三号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显然，根据过去来自主管导弹科技工业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相关报告，他以为此时这种导弹已经在二炮列装了，实际上这种导弹离部署还差18个月。当时二炮只部署了射程为1,250公里的东风二号甲近程导弹，这些导弹瞄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各个战略目标。
总参立即向林彪报告：迄今二炮仅部署了东风二号甲导弹，还没有部署东风三号导弹。林彪的指示对于理解各大国处理核危机的模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反映出它们在面临敌国核打击时往往是诉诸极端手段的，即有什么终极武器就使用什么。林彪的指示也令人体会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最高领导人对于其可以支配的最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贯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专机的动向，他一直在担心前述那份绝密情报最终会成为现实，即苏联工程师已经改装了这架专机，使其能够携带空对地核导弹。林彪要空军情报部每隔数分钟就向他报告该专机的新动态。为此，林彪甚至推迟了他的午睡时间，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机场并乘车离开机场，他才放下心来。
毛周恢复掌控军委
苏联谈判代表团抵京以后，显示中、苏两国决策层有可能逐步将视线从核对峙转移到外交谈判。至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着手削弱林彪的权威。10月20日，周恩来驱车前往总参前指，代表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指挥和控制，介入了军委办事组在危机过程中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他命令总参情报部每天早晨八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
林彪的权力逐渐受到了侵蚀。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这份文件指出，解放军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中印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或者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显然，毛泽东正在对林彪以及总长黄永胜主持下的军委办事组进行削权，旨在从林彪及其下属手里拿回调动任何团以上部队的权力。林彪再也不能单独发号施令了。
林彪自以为在战争年代中，他勇于负责，能自主作出决定，毛泽东时常予以容忍。他以彼况此，认为毛不会在总参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这件事上惩罚他。他不清楚，在战争年代中容许发生类似权宜之计的事情，在和平时代就未必容许发生。
何况，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在文革中，充斥着诡秘莫测的拜占廷宫廷政治。就连整天在毛泽东身边伺候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在政治上失意时，尚且免不了对亲信发牢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与此对照，既然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动机，林彪岂会有好下场呢？
风餐露宿部队不满
再回到中、苏危机的演变进程。从10月20日起，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一周以后，林彪认为苏联已经失去进攻中国的最佳时机，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消退了，他开始从他制定的危机应变措施中后退。他对军事情报再也不感到兴趣了。
11月12日，军委在题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命令中指出，中、苏边界谈判五十多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联发动突袭的最有利时机，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区新建立了中亚军区，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凸出，同时中亚军区与远东军区也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夹击的严峻态势。军委决定在全国所有县份建立民兵独立团、独立营，以便为野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正如我们在文末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其时美国介入中、苏纷争，也对苏联起到了战略性的牵制作用。稍后，中、苏紧张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
至此，全军约有近百万人、数千架战机、数百艘舰艇卷入疏散行动。12月月中，在三北地区实行疏散的部队已经在严寒中风餐露宿了近两个月。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至西北，有的地方饮水中有超过指标甚多的氟，致使很多指战员患上大脖子病。又如47军从湖南省调到兰州以北一条山脉驻防，南方士兵不习惯吃窝窝头、土豆，长期下来，搞得精神不振。官兵们认为，既然战争没有发生，又有何必要长期在野外遭罪呢？官兵牢骚与日俱增。
鉴于苏军突袭迄未出现，各部队以反映指战员的情绪为由，开始要求军委同意部队返回营区。据林彪秘书回忆，林彪是同意部队返回营区的。林彪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总长黄永胜：“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其妻叶群劝阻丈夫发出这项指示。叶群说，“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在林彪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褪色的时候，其妻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于是，上百万部队又在野外餐风宿露了几个月。
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对此会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数周过去了，美国并没有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8月20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25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令驻远东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10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泼了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萨甘和杰莱米●苏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飞向苏联，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11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国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尾声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