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再谈中美竞争基本属性

笔者前文《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联合早报》2月13日言论版）提到，中美两国看似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经济文化交流还高度互补互利，但却展开了一场日益广泛、接近零和的全球性大博弈。双方的官宣似乎都已经认定这场竞争或斗争意在“亡我”，攸关生存。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如此走向你死我活，必然牵动全球，缘由不可不细察。

人类个体与团体的行为由利益需求、价值规范以及能力处境所决定，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是形成这些因素之异同的一个基本变量。诸如游牧部落、农耕村社、威权帝制、民主法治，皆各有其迥然不同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世界的不同命运：集权统一的世界帝国如中华秩序和印加帝国，与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如澶渊之盟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给各自的整个“世界”带来过天壤之别的不同成就。

史学界流行的“东西方大分流”说，讨论了15世纪以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成就。其实，这个所谓分流，主要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秩序的不同后果。人们津津乐道的规范人类行为的不同文化，不过是不同政治制度与世界秩序的沉淀与内化。

不统一的国际关系更可取

幸运的是，人类至今一直实际生活在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下（或者分隔平行的若干个世界帝国里），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世界政治统一。这个最不糟糕的世界秩序，造就了辉煌的现代人类文明，但绝非永恒不变。世界帝国式的天下一统其实更常见、更自然，理论上还常常被誉为令人向往的美好理想；但就实际记录来看，不统一的国际关系是更可取的世界秩序。17世纪才法理化的西欧国际关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通过血与火的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运动，到19世纪末才覆盖全球。此后百余年里，它还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冷战的昂贵考验。

在现行世界秩序下，各个独立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都不得不与同类进行全方位、持续的国际比较与竞争，以维护生存安全并争取权益。这个竞争迫使各国去学习、模仿、调整、变革，优化制度规范与资源配置，引发无休止的探索与创新努力，加速知识技术、人力、资源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利用与传播分享，不断地唯优者胜。这可能就是人类何以在过去几个世纪，取得此前许多万年未有之成就的主要秘密。以美国为例，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得以兴旺；连和隔壁表亲加拿大也是如此：既闹过领土纠纷，也打过贸易战；关于环境保护、对外政策和社会文化，美加之间的矛盾与争执更是一直不断。

维持良善有益的国际竞争绝非易事。一方面要克服人类偏好威权政治与天下一统的“天性”，忍受他国他族之主权平等地位，还要不断扬弃祖祖辈辈内化积累起来的行为规范，或曰文化传统，去改变、自强、辛苦竞争。这对一些大块头、有雄心、自视独特优越的大国来说，更是极度不适。另一方面，国际竞争确实会带来一时甚至长期的相对得失，造成一国的经济与国力的相对升降，带来人口与资本的移出移入，危及一个特定统治乃至“文化”的稳定与存续。

百余年没有一国真的消亡

一个国家，作为主权独立单位，甚至还会因为国际竞争的失败而消失，被他国吞并。不过，在法理成文的国际关系体系下，所谓“亡国”在过去百余年里其实几乎从未有过。那些国际竞争的失败国，从德奥日意、苏联、红色高棉到索马里，没有一个是真的消亡了。如同破产企业一样，它们的领导团队下台乃至消失后，人民与土地财产得以重组（尽管改组并不总意味着优化）；亡掉的只是某个政权、某张政治地图、某种社会政治制度而已。只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被世界帝国所取代，各个主权国家必然会相对地有得有失、有输有赢，但独立国格应是基本安全无恙。

简而言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比较与竞争，本属国际关系之常态；既正常、不可避免，也有益、值得鼓励。惟两国体量巨大，举世独二，行为具有全球性、系统性的重大影响。中美博弈还有不少非零和之处，比如在科技研发和国际捐赠上的你追我赶，迫使双方尽力在内政与外交上都做得更好，对各国都有利益和示范，何其乐哉。

不过，毋庸赘述但极为关键的是，北京与华盛顿在国内政治制度与价值规范上有着显著而重大的不同。如笔者在《美国、世界帝国与世界秩序》一文（《联合早报》1月10日言论版）简述过的，现居世界领导地位或曰享有霸权的美国，由于自身原因，一直颇为例外地要维护而不是改变各国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

中国从1949年以来，也是出于自身原因，主要是独特的政权安全之需要，一直积极寻求世界领导地位，同时又颇不例外地要改造现行的国际关系体系；欲取而代之的，就反映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两大口号之一：世界人民大团结。

这个宏伟目标的具体诠释变换不一，从世界共产主义、东风压倒西风、反帝反霸、新型国际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一以贯之的都是世界政治统一或天下大同的理想。实现“中华民族／文明伟大复兴”的恢弘中国梦，对具体要复兴哪个时代语焉不详。但据笔者了解，应是所谓汉唐盛世那些伟大的中华世界帝国。这个据说是“百年未有”乃至“四百年一次”的世界大变局，于是意味着中美在追求相反对立、互不兼容的不同世界秩序。这就使得中美博弈趋向、接近零和，如果还不是完全零和。结果不仅将决定哪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会成为各国之引领和范例，还将保持或改变整个现行世界秩序。

由此看来，中美竞争既非古希腊城邦之间惧失名利的争斗，远不止主权国家之间常有的矛盾摩擦，更非美欧／美日之间的贸易战。如果硬要套用历史类比的话，它恐怕更接近当年的希腊诸邦与波斯之争、中华世界里的秦与六国以及宋元之争，以及不久前的美苏冷战甚至二次世界大战。认识到这个基本属性，人们管理乃至转型与优化中美竞争，也许才会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