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一）

1966年初，苏联和蒙古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加强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装甲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装甲部队快速行动。苏军部署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的判断的正确性。

北京评估苏联威胁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他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同年，毛泽东在同解放军几位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进攻中国。次年，军委决定将38军改编为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以便北京军区在战时给予有力支持。

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苏军入侵捷克以后，北京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立即升级。

军委决定伏击苏军

1968年底至1969年之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侦察连，两三个月内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

1969年2月19日，总参和外交部同意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军委批准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时，规定指挥权直接归属军委。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反击战计划停止执行。

据情报，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军委的上述决定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1969年2月，38军改编为38摩托化军，全部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由各种机动车辆装载。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稍后66军也具备摩托化能力。这两个军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的苏联装甲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军委直接掌控战局

边界冲突前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后者则掌握国际情报并报告国外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长以及来自总参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听、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毛泽东经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军委的正式成员。如今，文革处于关键阶段，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挑战，另外，毛授权周处理军事，也是为了抑制林彪的势力。

冲突被置于军委直接控制下。毛、周对战局及国际反应有着一手资讯。相比之下，苏共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冲突搞得不知所措。直到3月6日，苏共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战略决策层面，莫斯科稍逊一筹。

北京控制冲突规模

1969年3月2日，在前夜已经潜入珍宝岛上埋伏的解放军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突然发动攻击，毙伤苏军官兵60多人(据苏联公布数字，苏军死亡31人)，解放军死伤52人，并有一人失踪。

苏边防军侦察分队的观察哨距离珍宝岛仅80公尺，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上岛埋伏。苏军缺乏夜视装备，无从发现解放军趁黑夜上岛。苏军军官认为，中方选择战机得当。首先，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雪，遮盖了中国军人行进的痕迹；其次，3月2日是谢肉节，苏联官员邀请苏边防军指挥官去联欢，战地同指挥所联系不畅；最后，时值周末，苏边防军航空兵停飞。

3月15日，中、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战斗爆发。中国军队打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三次攻击。苏军死伤140人。临战前，中国军队没有在岛上部署多少人，当苏军坦克、装甲车密集登上岛时，即给予猛烈炮轰，结果中方死伤仅39人。

16日夜，毛泽东、林彪开会讨论。毛在会上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这番话反映了他藉此平息国内派性武斗的想法。针对边境冲突的发展方向，他给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他还指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要防备苏联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中国核设施。当初苏方为中国安排核设施布局，对此了然于胸。毛自然不能排除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

总参截获苏联机密

在3月15日较大规模的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一再试图与中南海联系。一次，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经由连接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热线打电话给毛泽东，但是中国接线员拒绝为他接通。

据前中办主任杨尚昆回忆，苏共、中共架设的这条热线将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连接起来，中方终端设在中办。另一条热线把中、苏两国外交部连接起来。当初中、苏之间设立两条热线，是为了在对付西方军事压力时可以紧急磋商，如今这两条热线反而成为双方互相摸底的一种手段。

3月21日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使用了连接苏、中两国外交部的另一条热线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终于同正在值班的一位高官李连庆进行了交谈。柯西金说他希望与周总理谈谈。李连庆记下柯西金谈话的要点，作了汇报。当天半夜，柯西金还授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地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内容相同的他的信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作好谈判的准备。

就在柯西金打电话的当晚，总参三部已经将截获的柯西金给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华使馆打的两通电话的内容，包括柯西金在电话机旁同身边的苏联翻译的对话，一概予以录音、翻译，甚至连反映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速去中国外交部递交信件时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的语助词都翻译出来。柯西金担心两国冲突扩大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三部写成一份绝密报告，分别送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单凭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尽快同中国外交部取得联络时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就确定部分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想扩大冲突。次日黎明，他同意授权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联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由两国进行谈判的建议。

毛说仗打给美国看

文革中，毛泽东迈入老年。他在孤独的心态下，对国际问题顾问群越来越隔膜，反而愿意在身边人面前吐露心声。最早知道毛泽东开始改变大战略观念的居然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据熊向晖回忆，毛时常同吴旭君讨论国际时事，比如中国大概在何时可以进入联合国之类的问题等。熊身兼中国高级情报官和外交官，自然了解毛晚年的决策内情。

据吴旭君回忆，在珍宝岛冲突以后，毛泽东一边阅读战报，一边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吴旭君问，“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显然，在毛心目中，北京的钟摆即将倾向华盛顿。

关于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报告接踵送至毛泽东的案头，又把这位主席从浮想联翩的遐思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批准军委有关将中国进入越南对美国空军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调回中国北方的报告，以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空袭。截至3月底，中国空军入越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被调回国内；中国陆军入越作战的野战高炮部队也在下个月被全部调回国内。

自1965年至1969年，中国空军先后有26个高炮团、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进入越南作战；陆军先后有37个野战高炮团进入越南作战。这批部队富于实战经验，调回国内必然会加强防空力量。另外，中国将入越作战的全部高炮部队从“反美前线”调回国内以防备苏联空袭的决定，也反映了北京对于来自境外的最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认知。

  其后，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声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苏军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调任远东军区司令，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军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北京认为，此类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

林彪派系急剧膨胀

  从6月20日到7月4日，军委办事组召开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来自三北地区四个大军区(沈阳、北京、兰州和新疆)主管作战的负责人，商谈如何对付苏军入侵。7月2日，林彪出席会议时，指示“酒泉和包头的核燃料厂必须在1970年前搬迁到三线地区”，一度搞得核工业人心惶惶。

     6月，毛泽东命令军委办事组举行座谈会。他告诉将领们“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说“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会上，办事组为国防建设计划“定下了盘子”：1969年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各自在上年基础上递增15%和16%。

     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总参召开了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确保战时通信畅通、通信保密。接着，总参又命令通信兵铺设一个全国地下电缆网。

  毛泽东尝试引导华盛顿在中、苏冲突中作出偏向中国的姿态。他嘱咐周恩来在本年度杜鲁门决定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的周年时，要以沉默而不是强烈抗议对待之，不要突出宣传反对美国干涉台湾的活动。

他决定大幅度裁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机构官员，21万名官员从北京被遣送前往各地五七干校。他还批准由空军、海军及总参、总后等直接接管国防工业口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以及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

全国战备趋于白热

     6月30日，高级将领在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上要求大大增加军械工业的资金。总后部长邱会作(兼任副总长和政治局委员)表态同意，并主张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弃之不顾。国家计委官员袁宝华和顾明力劝周恩来不要让别人破坏那条指导方针。周恩来生气地说：“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战争）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6月，北京命令各省、自治区成立战备领导小组，在各自辖区的战略后方即“小三线地区”制造轻武器，督促战争动员和民防工作。全国战备处于紧急气氛中。

    在若干省份，派性武斗妨碍了战备工作。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表中共中央布告，要求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解散武斗组织，上缴武器，拆除一切据点。解放军出动小分队，强迫收缴武器弹药，不久派性武斗停息了。中共中央又将这份布告传达到其他省份照办。在边远省份，效果不彰。

夏末，中国战备工作已趋顶点，而强调美国军事威胁的文章却几乎从媒体销声匿迹。7月11日，四位元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交给周恩来，他们在报告中得出了结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军委已经把战略使命讲得清清楚楚：“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从对付美帝）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毛泽东的战略预言实现了，中国战略防御方向就剩下一条北方战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