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亚生：中国社会为何如此稳定？

【编者按：回顾几千年历史，中国社会为何如此稳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研究员黄亚生在他的新书《东方的兴衰》中探讨了这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黄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历史的产物。他指出，科举制度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方面起到了稳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也窒息了它社会创新。以下是《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就这本新书对黄亚生教授的采访。]

1，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东方的兴衰：考试、专制、稳定和技术如何给中国带来成功，以及为什么它们可能导致中国的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备受关注。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黄亚生：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都如此稳定。答案并不容易找到。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经济有了大发展。但是，中国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经济灾难，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专制意识形态，例如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许多国家都有独裁意识形态，但它们以某种方式演变并摆脱了这种状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政权的铁腕手段。但是，如果追溯历史，秦朝是极其残暴和专制的，但只持续了14年。

最后，我确定了一个更接近意识形态解释的想法，但并不是通常常见的解释。我强调的是思想的传播，而不是思想的内容。一个想法要想产生效果，就必须得到有效的实施，循着这种思维方式，我找到了科举。科举在传播单一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阻止其他思想来挑战它方面非常有效。在这本书中，我评估了当前中国的制度是如何仿照科举制度的。

2，在您的书中，您讨论了科举制度如何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一制度及其相关的考试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何影响？

黄亚生：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力量——垄断了中国国家背后最有能力的人力资本。然而，它也是一个基于能力而不是个人特征的系统。

我借用科举制度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以来）的中国。中国虽然没有用考试成绩来衡量指标，但是用GDP作为关键绩效指标，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治理体系。我今天担心的是，目前的中国通过降低经济目标的权重，削弱了这一体系的系统性特征。中国目前的系统也变得更加个性化。 （顺便说一句，一味追求GDP也有很多其他问题。我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在我的书中也有所讨论。）

3、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何不同的讨论。您在研究中深入挖掘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您对这个话题有何看法？

黄亚生：我想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文化和理念的执行方面，而不是文化和理念本身。事实上，西方历史充满了专制思想和意识形态，但西方拥有开放性的特点，使得其它思想得以出现，例如世俗价值观、科学或新教。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中国发明了一套强大的、在很多方面都令人瞩目的科举制度，但这种制度阻止了其他思想的出现。西方从来没有像科举这样的制度。

4、在书中，您提到很喜欢80年代。但我们也听到其他观点，比如 90 年代和之后的2000 年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方面。您能否阐述一下您为什么喜欢80年代呢？

黄亚生：其实，就GDP增长率而言，20世纪80年代与后几十年相比，差别很小。后几十年的比率略高，主要是由于大规模投资，但（这些投资和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现在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

但20世纪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最大的区别，是1980年代的个人收入增长远高于1990年代，并且略高于199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就个人收入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迄今为止最差的，尤其是在中国农村。

5、在您的书中，您高度评价了中央顾问委员会（CAC，中央顾问委员会，1982-1992）的重要性。您将其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这是为什么？

黄亚生：（在我看来）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基于一个简单但高度直观的想法：对非世袭又非民主制度唯一有意义的限制是他的前任。由于两届任期限制和强制退休年龄的限制，中国本可以拥有这种制衡制度。但1992年中顾委被废除后，这种制度上的约束机制就不复存在。虽然，仍然有个人上的约束——比如江泽民或胡锦涛——但这种个人约束并不持久。我相信，中顾委的废除为后来的领导人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崛起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