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忘的人和事
编者按：兰普顿说，分析人士通常不太愿意使用趣闻来说明问题，因为它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只适用于特定的情境，所以可能缺乏更广泛的适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趣闻能够传递更多真相，也能使概括具体化。在他的自传里，有很多他在访问中国、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调研和在美国与双边关系决策人和研究者交往的趣闻轶事，这里只是他在我们采访他时提到的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三段插曲。本文由陈必凯编译。
与朱镕基在车里交谈
我要分享的第一个趣闻发生在我于1988年至1997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任职时期。我们在1990年中期组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项目，邀请中国六个大城市的市长以及一位上海市的退休市长到美国参访。
这个代表团由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率领，后来他成为了中国的总理。朱镕基在西方眼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朱镕基在中国广受尊敬，但他的经济改革作风十分强硬，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过程中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他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策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说，他是中共最现代化的领导人之一。
让我举个例子：1990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纽约长岛的肯尼迪机场接机。我是美国接待团的领队，所以我和他一起坐在从肯尼迪机场返回纽约市区的豪华轿车里。
我们有警车护送，所以这段往常开车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只用了40分钟。我们驶过皇后区的一个山丘，眺望东河，可以看到许多桥梁和建筑物——世贸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直插云霄。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一标志性的景色。我好奇他会说什么。在欣赏了一会景色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了我第一个问题，大致是：“能给我介绍一下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务局吗？他们为什么被设立？”我回答说，因为纽约四面环绕着其他行政辖区，每个自治的辖区都会影响其他地方（纽约市、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众多其他下属辖区），所以需要一个统筹规划，并统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来连接各个辖区，用于提高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朱镕基说道：“你们是资本主义者，但你们看到了计划的需要。我们是共产主义者，相信计划的力量，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我认为我们都在努力寻找市场和计划的正确平衡。我们都是混合经济体。”
我认为，这种愿景和比较思维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我们不需要总是把彼此看作是对立的极端。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关系看作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并提出双方都可以理解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比在每个问题上都对立地看待我们的双边关系更高效地相处方式。
中国也拿搬迁户没办法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发生了另一件事，那是在1982年。我当时住在湖北武汉的武汉大学，那是我进行“长江流域管理与规划”的档案整理、访谈和实地研究的基地。该省正在进行许多大规模的水利、电力和防洪工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汉江的丹江口大坝和长江主航道上的葛洲坝大坝。那时，庞大的三峡大坝还在规划之中。
我在湖北省各地进行实地研究。那里外国人不多，所以我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中文。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但足够我用。我研究的问题涉及中国如何管理和规划长江流域，该流域覆盖中国九个省份的部分地区。类似于美国的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工作。
当地接待人员带我去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口水库附近。如果你想了解地理现实及其带来的问题，没有什么比亲自去看看和与当地人交谈更好的了，因为有些事情你自己永远也想不到，也无法从文件和统计数据中得知。我望着水库，远处的岸边有一些农民、小棚屋和在草地上吃草的羊，那些羊看起来好像在水面上行走。水库管理部门已将水位提高到了接近淹没村庄的高度。水库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向我解释说，他们无法将水位提高到大坝设计高度的原因是农民不肯搬迁。事实上，一位工程师告诉我：“有时农民们接受我们的搬迁补偿款，但他们拿了钱，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我们甚至已经向一些农民支付了三次搬迁补偿费用。”
我心想：”一项巨大的投资将惠及周边所有大城市，带动工厂发展，帮助防洪、改善航运，并提供灌溉用水，在这样一个大工程面前，是一个怎样的所谓“专制政府”却不能让挡路的农民搬家？这里的所谓“专制政府“怎么会连几户农民都不能搬走？
这让我想知道，那些据说控制一切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无法让农民搬迁，或者至少觉得这件事很具挑战性。中国有很多利益集团，中国的干部并不总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搬迁，这些农民要迁去哪里？如果他们把他们迁往另一个村庄，那么谁将成为这个新扩建的村庄的领导？是否有足够的土地，当土地的质量各异时应该怎样分配？搬迁会带来很多实际问题。丹江口的一位知情人士说，湖北和河南两省必须协商哪个省份接纳多少移民以及按个省份应该赔偿哪些移民？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都不应该希望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有很多问题只能尽量进行管理，而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这并不是要粉饰在农民搬迁方面的不公正行为，但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的国家都不得不搬迁人口。通常，人们不愿意搬迁。这让我意识到，中国面临着许多与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同的问题——我们只是不经常注意到罢了。
我是在湖北实地调研是怎么被批准的
我再分享一个趣闻，是关于运气的。我刚刚提到了1982年去湖北进行实地研究的事情。我是一名政治学家，那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十年。像我这样的政治学家，在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闲逛，采访人们关于修建大坝和灌溉系统的话题，是非常敏感的。事实上，赞助我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及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并不确定他们能否让我的研究项目得到批准。如果没有批准，就没有人会与我交谈，甚至没有人给我提供住所。在我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两个中国的部委批准这个项目：教育部和水利部。在中国，要让一个部委批准被视为有风险的任何事情都很难。让两个部委批准更是难上加难。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当局不仅批准了，而且批准速度很快。
后来，我偶然遇到了教育副部长黄辛白。正是他负责批准像我这样的人和我的项目。他告诉我他知道我的项目及其批准过程。他回忆起我的项目还需要水利部部长的批准。他接着解释说，他是时任水利部部长的丈夫。“我们在家里解决了问题。”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解释了这一积极的结果，尤其是我当时居住在俄亥俄州，我们的州长当时正努力与湖北建立良好的关系，每个人都希望这个项目顺利进行。因此，这个经历教会了我，运气是职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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