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与克雷普斯：美国需要布局全球以维持其对华科技优势

在全球竞争中，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技术创新已成为主战场。”2015年，北京宣布了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政策旨在将中国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制造强国，并减少对外国技术和进口的依赖。中国还推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旨在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接受国家采用中国技术相链接，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在北京（2023年）的一带一路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于10月宣布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治理计划，并重申了他对科学技术国际合作的支持。

在某些方面，美国正在模仿中国的计划。华盛顿旨在加速创新，并尽可能在人工智能能力和先进半导体方面领先于北京。为了促进国内创新和制造业，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承诺提供527亿美元用于美国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和员工培训。并且，在其国外的技术政策中，美国正在采取所谓的“小院高墙”方法，使用出口控制等工具限制中国公司使用基础技术如人工智能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能力。10月，美国通过关闭之前出口管制条例中的漏洞，扩大了申请许可证的范围，并使更多的中国公司受到贸易限制，加强了中国已经称之为“技术封锁”的政策。（In October, the United States upped the ante by closing gaps in a previous set of export controls, expanding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 subjecting additional Chinese companies to trade restrictions, tightening a policy that China had already referred to as a “technology blockade.”）

这种依赖补贴和出口管制的做法并非没有风险。作为报复，中国已经开始对半导体和电动车生产中的关键材料实施自己的出口限管制，并限制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一家美国半导体制造商，进入中国市场。此外，美国重新安置生产的努力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阻碍。因为环评和审核多达数百个项目的人手不足，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一年后，尚未有任何一笔资金被分配。同时，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面临人员挑战：太少的美国人在STEM领域接受了必要的教育，而美国培养出的许多（接受STEM教育的）国际学生却流失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国家，只因为这些国家的快速通道人才签证更多，也不像申请美国签证那样繁琐。

华盛顿的科技战略狭隘地专注于国内投资，忽略了真正的竞争正在美国和中国的境外发生。真正的竞争者是技术生态系统，而不是国家产业。因此，美国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内的创新和生产，也取决于在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和企业家所做的决定。为了加强和整合其更广泛生态系统的这些关键组成部分，华盛顿需要直接投资并鼓励私人对国外的技术开发投资。因此，设立一个新型的政府资助的技术基金非常必要，它将帮助美国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弹性供应链，以及拥有领导世界未来技术的资源和创新能力的网络。

美国应考虑开发具有普适性的技术生态系统

技术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或两家公司之间的竞赛，它不会由一个政府实验室或一家公司交付单一、特定的技术能力而赢得。一个成功的技术标志是它被作为产品或服务交付给成千上万的企业或数百万消费者。实现这种规模需要一个共同工作的公司生态系统。世界上有两个新兴的技术生态系统，一个基于美国，一个基于中国，是全球性的、界限模糊的、经常重叠的研究、开发、制造、软件、标准和供应链的网络，共同为政府、商业和消费者生产商品以供使用。在这场复杂的竞争中，获胜的生态系统将是那个集体能力最先进、成本最有效、最可靠的。

技术使用和大量技术创新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两大枢纽之外，使得网络化方法成为刚需。除去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占据了超过65%的所有互联网和电话用户、60%的工程毕业生以及50%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仅是美国和中国希望激励他们的技术产业或站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进步的前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家在获取资本时经常面临挑战——他们寻求外部投资来填补这些缺口。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也是如此占据主导性的玩家，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技术行为者在选择遵循哪些标准、部署哪些软件、训练哪些人工智能模型、使用哪些半导体供应商以及服务哪些客户时，将需要在中美两套体系中选择一边来站队。

中国政府开始迎合其全球技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关注其国家技术产业。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包含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技术购买提供的贷款担保和补贴，正在鼓励非洲、中亚和中东的各国政府采用中国技术。与此同时，中国的高质量、低成本的5G网络、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对全球预算意识强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对于有意推进其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融资和基础技术是一个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美国应考虑扩大其在全球的科技资助规模

相比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国政府还没有办法做到与中国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其当前的机构或传统的经济国策工具也没有给它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和能力这样做。为了提升其博弈水平，美国需要一个具有新方法的新投资基金。一个旨在支持关键技术的全球科技基金将帮助华盛顿吸引全世界的政府、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到美国技术生态系统，并使这个生态系统的供应链更具弹性。

当前的美国政策本质上相当于一个补贴计划；相比之下，全球科技基金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并以市场表现获得补偿的投资基金运作。以成功的公私合营投资项目为模型，例如由美国国际发展署实施的数字投资计划——该计划提供政府种子资金以吸引私人投资资本——该基金将公共投资和优先事项与私人发展激励措施对齐。通过数字投资，美国政府已提供845万美元并为新兴市场的数字金融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中筹集了2.75亿美元投资。全球科技基金将有一个类似自我维持的结构，其中包括为纳税人赚取足够投资回报的任务。

该基金使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债务融资的组合，将承担“临界点”风险——提供前期资本投入，给予投资足够动力以交付结果——对于那些提高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电子、半导体、电池和绿色能源供应链弹性的投资。这些临界点投资不仅支持美国技术，也支持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发和制造。为了增加其影响力并确保公私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全球科技基金的每一美元投资应至少由私营部门的四美元共同投资（或更多，遵循数字投资计划的模型）来匹配。虽然该基金需要灵活性以采取长期的、市场驱动的投资方法，但其表现也将由跨机构政府咨询委员会监督——确保它对国家技术优先事项保持响应。

作为初步估计，如果基金要在基于美国和基于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中具有竞争力，每年可能需要投资100亿到300亿美元。以通过投资方式资助其他国家在制造业上取代中国为例——而这只是这一基金诸多优先事项中的其中一项——就需要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

美国应加强与全球盟伴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当美国发放补贴和实施市场限制以支持国内产业时，这通常是以牺牲在其更广泛技术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公司为代价的。然而，通过全球科技基金，华盛顿可以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例如，随着《通胀削减法案》为电动汽车电池在国内制造提供强大的财政激励，日本或韩国公司必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以符合美国的补贴条件——这是全球科技基金通过与日本和韩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所能支持的努力。同样，《芯片与科学法案》优先考虑了美国的制造业，而忽视了美国欧洲盟友在供应链弹性方面的需求，这些盟友的整体经济健康和防范外国影响的能力都应该是华盛顿关注的问题。全球科技基金和欧洲公司及政府可以共同投资于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欧洲半导体供应链。

全球科技基金也可以在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不如东亚或欧洲深厚的世界地区寻求类似的安排。例如，在东南亚或拉丁美洲，基金可以与区域伙伴合作投资于能源供应链，特别关注电池和绿色能源。它可以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工智能投资，以确保阿拉伯语大型语言模型通过美国技术运行。在拥有顶尖电气工程项目的许多国家，它可以为那些下一代无线编码技术可能成为6G标准构建块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它可以投资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拥有关键矿产储备的国家的精炼能力，如石墨或锗，以帮助美国将其供应多样化，远离中国。在这些情况下，所有方都将受益——基于美国标准和软件的技术整合将给美国带来影响力，美国科技产业将变得更加韧性，美国的融资将帮助接受国家为技术经济的成功定位。

全球科技基金的投资也将帮助美国减轻技术竞争的一个缺陷，即使得美国不再依赖于中国的工程、科学专长和运营能力。对于那些希望投资并将公司迁出中国的中国技术领导者和企业家，基金可以赞助研究和开发中心、商业运营乃至公司总部转移到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这样的程序对墨西哥来说将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该国已是电池和新能源组件制造的吸引地。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科技自给自足。甚至没有国家可以假设它将无限期地保持其当前的优势——无论这些优势是在太空技术、先进半导体开发还是生成式AI模型方面。为了继续参与竞争，华盛顿需要比当前更多的工具。它需要帮助关键的美国伙伴建立技术能力和本地能力，确保这些伙伴做出对美国有利的技术投资。如果美国要在跨越全球的两个科技生态系统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的投资绝不能止步于国境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