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吉米·卡特给中美关系和世界留下了什么？
早上好。我非常荣幸参加向卡特总统夫妇致敬的大会，对他们给中国和世界留下的遗产和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要感谢谢锋大使的讲话，并请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佩奇·亚历山大转达我对卡特夫妇不仅在中国问题上所做工作的感谢，也包括对他们多年在全球致力于“捍卫和平”的努力 （Waging Peace）的感谢。
在将谈到中国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卡特总统的雄心壮志和巨大成就。仅从外交政策领域考虑，，卡特总统给世界三个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相对和平： 《巴拿马运河条约》（1977 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1978 年）；当然，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原因，即纪念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及在座的每个人的生活。历史证明这三项举措都是明智且富有远见的。
正如乔纳森·阿尔特（Jonathan Alter）在他的吉米·卡特传记（His Very Best: Jimmy Carter, A Life，第 421 页）中所说，吉米·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主线是，他将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度。他相信美国与这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国家接触的最佳方式是培育积极的观点和引导正面的发展趋势，寻找共同点，实施耐心的政策，着眼长远。在与中国实现正式的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卡特匆匆忙忙地推进了一项基于耐心的政策，并呼吁两国呈现我们更好的一面。卡特总统最初为其耐心的对华政策付出了政治代价，但在此后的 45 年里，他的智慧为美国、中国、亚洲和世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当今世界，我们亟待需要吉米·卡特所发扬的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做法，以同理心从长计议。卡特总统的治国理政的四个特点为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益处。这四个特点在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首先，在卡特总统的自传以及乔纳森·阿尔特和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 President Carter：The White House Years）的传记中提到，显而易见，卡特总统并不认为推迟艰难的决策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吉米·卡特一入主白宫就表示，他希望在当选后尽快完成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未竟任务。当时我认为他会这样做，但要等到他的第二个任期，以避免这一决定对他的连选连任构成负面影响。 1978 年末，我在台北写书，并正要结束在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研究所所长蔡維屏大使邀请我和他见面并告别。在谈话中，蔡大使问我卡特总统是否会很快与北京建交。根据当时的综合分析，我告诉他，我认为卡特总统会实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要等到 1980 年 11 月大选之后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他提前这样做，总统可能很容易因此受到攻击。但我错了。卡特总统认为，推迟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因为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最终做不成。行动起来并着眼长远，比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更好。
卡特总统处理中国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相信我们的国家战略应该是建立在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之上，而不仅仅是高级领导人在秘密峰会上所维持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相反，他希望通过两国的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紧密联系将这两个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有幸随卡特总统于 1979 年 6 月派遣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该代表团由卫生、教育和福利 (HEW) 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 (Joseph Califano) 率领。这是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第九次内阁级访问。在此过程中，在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31日签署的《科技协议》的框架下，我们签署了《卫生和教育双边协议》，这个协议为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卡特总统不仅推动了中美两国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签署合作协议的浪潮，还推动了地方政府（如我当时居住的俄亥俄州）、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各自的互利关系。很快，两国民间部门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超过了国家层面的互动。
卡特执政的第三个特点是，他愿意为和平承担风险，他认为仅靠威慑不足以建立稳定的关系。信任很重要，并且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多种途径建立。在准备 1979 年 HEW 访问的过程中，发生了是否应该让一名未公开身份的中央情报局特工随行的问题。卡利法诺部长反对任何此类秘密的存在，认为这与教育和健康领域所持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更广泛地说，这不是建立信任的方式，而信任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踏上新的道路是必要的。卡特总统表示强烈支持卡利法诺。中央情报局后来派遣了一名特工随行，但他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中国人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在我们的告别宴会上，中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站起来，向这位中央情报局特工敬酒，并表示希望他得到了想要了解的一切，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卡特处事方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他愿意接受模棱两可的情况，并在可能的时候采取妥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都同意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模糊，这包括：
- 北京对“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承诺的程度；
- “非官方关系”的确切含义；
- “一个中国政策”的确切含义；
- “防御性武器”和军售的确切含义和规模。
诚然，与这些模糊性共存给两国的历届政府都带来了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妥善管理这些模糊性给双方带来了四十五年的和平和巨大利益，尤其是避免在冷战时期发生的几场热战（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和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的重演。两国现任领导人必须找到和平地解决过去的模糊问题以及未来新问题的途径。这是对他们的历史性考验。我们需要回顾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