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大意义，就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然而，近年来对于是否还需要改革开放，党内外却分歧严重。这个问题又具体化到如何对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因为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否定，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由于这两种理论和实践可谓南辕北辙，如何取舍就成了新时代中共领导层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最主要的政治人物，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其政治遗产都不能不有所继承。但是，究竟是“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却是要认真思考的。

就此两个选项而言，我是赞同“邓体毛用”的，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个中原因，以前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前年和去年我写了三篇纪念文章——《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什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此我只想再简单凝练这三篇文章的要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不是五条道路，而是“五位一体”的同一条道路。其精髓和要义就是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就谈不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和平发展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和目标导向。

第二，改革开放有着特定的内涵，“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旨在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它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如果在任何程度上回到这条老路上，不仅不是改革开放，而且是对改革开放的背离。要警惕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回到这条老路上。

第三，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这四条路线，纠正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与“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苏联模式”彻底划清了界限。只有不偏离上述路线，才能真正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从而坚定不移走“五位一体”的中国道路。

以上，窃以为是坚持“邓体”的核心内容。至于“毛用”，超出了纪念三中全会的范畴，恕我姑且不论。 

关键是如何处理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当时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邓小平深刻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对外开放，必然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判断和抉择。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为此，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改变了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根本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并利用西方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不仅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同时力争中美建交，而且在1989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中国在新世纪加入了WTO，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根本的外部条件，赢得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针对国内外、党内外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下去的疑虑，邓小平在1989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他还呼吁“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如何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邓小平坦言“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从而启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对此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究竟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是回归传统、闭关自守、定于一尊，是判断是否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其中，如何处理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不少人总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当初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判断。即使美国有“亡我之心”，也应当努力化解，而不是加以强化。如果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反对美国的我们都支持，那么中美关系一定不会好。当前中美关系何以恶化值得三思，而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大智慧。

能否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决定中国前途命运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首要的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之所以要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科技革命浪潮。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邓小平第一时间抓住时机力争美国的支持。建交第二天，他在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访华团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尤其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对美国客人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在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敦促下，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着手解除美国政府限制技术进入中国问题。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要求尽快改变这种不利处境。此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因势利导，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自此中美的科技交流走向了良性互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抓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而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国要么在局外，要么大落伍，因此积贫积弱。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初露端倪，这场革命依然由美国引领，以通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超级芯片、超导技术等为标志，正在加速迭代，并将由科技革命引发社会革命甚至物种革命，其意义、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未来20年有望发生颠覆性结果。中国能否继续融入和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决定中国能否建设现代化强国乃至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这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未来的世界格局、国际力量对比、战争与和平乃至人类生存方式，都将由第四次科技革命型塑。

该说的都说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真正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的话，这确是大可有用武之地的。

（作者：胡伟，中国著名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