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基辛格博士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编者按：基辛格去世之后，本站与中美两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就基辛格的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本站将陆续发表他们的文字。本文作者为陈兼，他是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周恩来传》（Zhou Enlai: A Life）明年上半年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这里查看更多该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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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基辛格去世之后，本站与中美两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就基辛格的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本站将陆续发表他们的文字。本文作者为陈兼，他是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周恩来传》（Zhou Enlai: A Life）明年上半年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这里查看更多该书的信息。
看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某种“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骤然间涌上心头。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刚完成了”Zhou Enlai: A Life” 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于明春出版)的最后一项工作——对全书索引的校读。不禁想到，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那个时代的外交巨人，并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
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我看来，应当是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视野所共同造就的中美上海公报。那是一个在外交史上没有先例的“基础性文件“，它在叙述中美两国之间的种种分歧的同时，也着重阐述了两国以“反霸”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支撑点，在国际规范和规则层面的一系列共识。
由此而架起的，是一座历史的桥梁——它把由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所开启、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通过“大西洋宪章”而发扬光大、又由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付诸实施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同二战后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潮流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大局变化连接在一起，也为中国由“革命国家“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内在成员“的国际身份转变（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进程同步发生的），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今天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在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在悼念基辛格时，这也许是人们最应当记取的他的历史遗产之一——并以此为出发点，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并深化以市场化为核心和底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并继续促进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全球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