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基辛格50年前秘密访华

【本文原载于腾讯企鹅号-凤凰星，作者：和平，发布时间：2021年07月27日，标题为：回顾基辛格50年前秘密访华，当下的中美关系无法回到那种气氛了】

1971年7月9日的凌晨4点，天还未亮，一名戴着大檐帽和墨镜的男子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低调出发，为了避免被行人认出，他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来到停机坪上，下车后迅速坐上了一架波音707飞机，开始执行一趟秘密任务。

很快这一行将登上世界新闻的头版。这位戴大檐帽的男子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年48岁的亨利·基辛格，他打开了中国之门。通过这次秘密访华，中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对抗，重新建立联系，也为此后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战略合作乃至1979年正式建交拉开大幕。

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先后访问中国超过一百次，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过交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美外交的“活化石”。他从不吝于称赞中国人，钦佩他们坚忍不拔、含蓄缜密的精神和展现出的中华文化。

眼下，中美关系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对抗和僵持加剧。今年7月9日，现年98岁的基辛格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

回首往昔，基辛格称，1971年，美中双方都希望通过搁置分歧和寻求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当年两国的选择对今天的美中关系局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他强调，“50年后的今天，美中两国间的合作需求并没有减少。两国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比1971年时更加重要。”

尼克松为何选定了基辛格?

促成50年前的秘密访华并不容易。此前的22年间，中美之间一直没有高层往来，但大使级的会谈没有中断，断断续续举行了135次。囿于台湾问题，中美维持了长时间的敌对关系，让彼此间知之甚少。

参与过中美建交全过程的时任外交部长黄华有一篇回忆文章，足以描述这种陌生感。1968年，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一次服装秀上，中方使馆人员见到美方外交官后“拔腿便跑”。但这两个美国外交官却铁了心在中国外交官后面紧追不舍，还边跑边喊：“我们是美国大使馆的，我们想见你们的大使!”

当时的敌对状态下，双方外交人员毫无接触。一般公开场合，中国外交官见到美方人员都是起身躲闪。

转变发生在第136次华沙会谈开始前。1970年2月，尼克松在一次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的贡献，要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报告中还否认了美方会在当时的中苏冲突中会袒护任何一方的打算。

如此一来，第136次华沙会谈中，中方代表雷阳做了一次语气和缓的发言，表示会接受美方委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但由于美国在1970年3月将越南的战火烧至柬埔寨，双方渴望沟通的努力遭到冲击。

同年10月，尼克松利用当时各国政府首脑参加联合国25周年纪念会的契机，让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时任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设法带话，表达美中和解十分必要，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提出愿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

不久后，叶海亚·汗借着对华访问的机会，传达了这一讯息。周恩来总理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但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中国商谈。时机可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当时的背景下，中美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基辛格称之为一场“均势游戏”。对中国而言，与美国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可用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对美国而言，尼克松一直对改变对华关系抱有兴趣，并将其视为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美国也有必要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开辟另一条路线，通过中国来遏制苏联地缘政治的野心。

不过，在派谁去的问题上，美方商谈多次都没有结果。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称，“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让戴维·布鲁斯当这一使节最为理想。但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在美越巴黎会谈期间担任美方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可能会让中国人觉得是明摆着的阴谋。”

最终，尼克松选定了基辛格。基辛格称，“当时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也熟悉我们思想复杂的首长(尼克松)，因而能给他安排到北京的访问。另一个因素则是，所有使节中我最受其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以外，我无法公开宣传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

基辛格出发前，白宫的官员均不知情，连时任国务卿罗杰斯也一无所知。毕竟如果访华失败，将给尼克松带来一场政治灾难，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场国际灾难。

志在必得的“波罗一号”行动

大局已定，剩下的便是具体行动。

1971年7月1日黎明，基辛格和同伴们坐上一架拥挤不堪的飞机，开启了这趟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旅行——他先要访问越南、泰国、印度，然后飞抵巴基斯坦，以此为跳板前往真正的目的地。

基辛格回忆称，每一站，他都要在谈话中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可能造成的冲击。因此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的乒乓外交和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基辛格强调，这是全球维持均势的需要。此外，当时的行程表被刻意做成不同几份，以保证同行人员仅能得到他们所负责的相关部分，而不能知道其他的。

7月8日，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后不久，在参加宴会时声称“肚子痛”，开始了暗中前往北京的瞒天过海之计。这次绝密行程的代号叫做“波罗一号”，意指此行就像700年前探险家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神秘的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7月9日凌晨，当基辛格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时，等待他的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翻译人员唐闻生、礼宾司人员唐龙彬等人。唐龙彬回忆说，当身着黑衣的基辛格转身朝着飞机走来时，他一眼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

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人到机场迎接，中方用一辆高级轿车把基辛格一行人接进了城。

“车窗被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旁边的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基辛格回忆道。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与他会谈了17个小时，即使在吃饭的时候，谈话也是“富有哲理、饶有趣味、极具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精通哲学、足智多谋、谈笑风生，这些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和我有着默契，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不做彻底的讨论。”

其间，基辛格还被安排参观了紫禁城，随后前往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在此行的最后时间里，周恩来和基辛格拟定了后来震撼全球的尼克松访华声明草案。

7月11日午餐结束，基辛格一行人兴高采烈地踏上返回巴基斯坦的飞机，还带回了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这次访问的照片集。

四天后，尼克松对全国发表演说，揭晓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之旅，世界各国震惊之余纷纷发来贺电，其中也有不满的声音。

基辛格在十年后回忆说，“回想起来，除了要保密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事情的微妙、机会之难得，使美国必须对发表的内容进行控制不可。假如我们事先公布去中国的消息，恐怕将引起几个星期的猜测，使我们无法应付。反对者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恶意中伤……”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向《凤凰周刊》评价说，如果用“爱”来定义，中国人对基辛格的爱，远远超过对推动中美建交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爱”。“中国外交官对于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样有种特殊的感情，或许是因为秘密行动带有神秘和浪漫的气息。”

“不过，中美之间的破冰，更要感谢尼克松。基辛格的确功不可没，但他不是决策人，决策人仍是尼克松。”刘亚伟说。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准备向全国发表公告。

尼克松历史性的破冰之旅

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之后，为了圆满完成中美两国这次历史性访问，基辛格被派往中国打前站，商谈具体事宜。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时隔三个月再次来到北京，这次的行动代号为“波罗二号”。

这次随行人数变多，基辛格一行人乘坐总统专机飞抵北京，主要商谈了总统访华复杂的技术问题以及起草后人共知的《上海公报》。双方还就中国台湾、印度、朝鲜、日本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选定了尼克松的访华日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约抵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伸出了手，双方握手的时刻被定格为中美破冰的历史画面，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通常情况下，美方代表团应该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但在抵达北京前，基辛格等人被警告过十几次，一定要等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结束以后，大家才能“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舷梯上。

这一次，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也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双方主要探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其间，中方在四个晚上举行了正式宴会，其中最令基辛格难忘的是中国的茅台酒，回国后他依然忘不了这种酒带来的强烈震撼。

“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基辛格称，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还向他的女儿吹嘘这种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了火。谁知火没有熄灭，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成员赶紧奋力扑救，防止了一场国家悲剧的发生。

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是中美关系从敌对、对抗转向和解、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中美达成的《上海公报》不仅确立了“一中原则”，还为中美对话解决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等打下了基础。基辛格评价说，“《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成功指导了两个大国关系长达七年之久……直到1979年1月1日它被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

对于台湾问题，基辛格指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基调是把台湾问题留到以后再解决，以便两国能弥合20多年的鸿沟，在双方利益相符的领域执行并行不悖的政策。

又过了六年多，在邓小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从基辛格秘密使华开始，50年来，中美关系在人文、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已是盘根错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国还要继续‘脱钩’，搞‘零和’博弈，对两国、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都是十分不利的。”刘亚伟称。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秘密访华显得至关重要。这要求两国领导人都得有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否则两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家是无法接触的。”刘亚伟强调，“中美50年间的交往说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再不同，只要想接触、敢接触、会接触，一定能给两个国家带来更多好处。”

邓小平与卡特签署文件，1979年1月1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

基辛格一代在美影响力式微

自1971年7月首次秘密访问中国以来，基辛格已访问中国100余次，每逢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会议，他都不辞辛劳，乘坐长途飞机来华，即便90多岁高龄依然如此。与此同时，也很少有美国政治家能像基辛格一样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尊敬。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对《凤凰周刊》表示，自己曾在基辛格的演讲和一些会议上见过他。

“他的外交风格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这种现实主义又能和理想主义相结合。”赵穗生评价说，“他所代表的是典型的老一代外交风格，兼具学者和外交家身份，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代外交官是真正的外交家，我个人非常赞同他们的理念。”

“传统的外交方式是相互妥协、相互退让、共同得到的过程，包括公开和非公开的外交过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达成所愿，需要各自做出妥协。”赵穗生解释说，“但遗憾的是，这一代美国的外交风格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传了。”

刘亚伟有几次近距离观察基辛格的机会，例如基辛格赴华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和2015年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他熟悉中国人，也了解中国人爱听什么。比如他经常在讲话里提到‘中国梦’，很少有其他美国政治家会提及这一点。”刘亚伟回忆称，“基辛格之所以能够在华受到如此多的赞誉，一方面是懂得讲中国人爱听的话，另一方面是他旗下的咨询公司也要吃‘中国饭’。”

基辛格挂名的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国际政治咨询公司，客户中有很多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例如美国运通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因此，基辛格多次到访中国也是为了私人事务。《华盛顿邮报》曾报道，基辛格参与了与中国有商业联系的各种美国企业的事务，这些企业不可避免地受益于他在国际舞台上独特、有影响力的活动。

基辛格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9年，当时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和经济脱钩愈发严峻。同年11月21日下午，在北京雁栖湖畔举办的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上，作为名誉主席的基辛格拄着拐杖缓慢走上台，现场掌声雷动，这是论坛专设的特别环节。

基辛格在论坛上呼吁，“中美之间的关系应有新的诠释，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应正确看待分歧，加强对话与合作，努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假如美国和中国变得非常敌对，这是无法想象的结果。”

然而，如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的声音在美国高涨。去年5月，白宫制定了一份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称，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事实上，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国内就开始反思对华接触政策是否达到了目的。被广泛认可的是，曾经的接触政策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国际秩序当中;经济发展让很多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一个共识是——跟中国的接触政策给美国创造了一个强硬的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今年3月，拜登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坎贝尔直言，“被广泛描述为(美中)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将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其主要范式将是竞争。”

对此论调，同为中美建交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前总统卡特在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予以反驳。他表示，“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变得和美国一样，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接触政策。我想提醒这些人，我们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就知晓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历史、政府形式、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指望这些差异在未来会消失。”

赵穗生指出，像尼克松、卡特以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作为代表人物的这一代外交家，他们打开了中国大门，让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们对中美关系有一种利益相关的考量——不仅是从两国的利益出发，也有自身的信念和理想在其中。“所以在中美关系当中，这一批人的作用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然而，目前这批人已经失去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批传统的外交家和其外交理念在美国如今的对外关系中，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对于中美关系是一个不幸的发展趋势。”赵穗生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地位的变化，中国崛起以后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理念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它在国际事务中信心降低，美国国内的分化导致它需要重新寻找敌手，来凝聚国内的力量。

赵穗生进一步解释称，“美国国内这种分裂、僵局，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失灵的情况下，导致了很多事情无法妥协，更不可能私下达成交易，都要拿到桌面上公开叫板，这使得传统外交当中的妥协很难实行。”

“基辛格这代人虽然在中国得到尊重，但美国政界已经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了。即便他所在的民主党，其理念也与他格格不入了，他们代表的一切在美国看来只属于上一个时代。”赵穗生称，“美国强盛时可以做到妥协、追求理想主义，现在的美国今非昔比，只剩下赤裸裸的两党斗争，并且由于相对衰落而对竞争对手的敌意被进一步夸大，难以从理性、长远的格局上看待外交以及中美关系。”

今年7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今天不可能再有基辛格一样的秘密访问来破除现在的尖冰。“那个时代秘密外交还是可能的，现在几乎做不到。如今网络、媒体发达，基辛格那样的秘密外交难以实现。”

“此外，当时的环境存在特殊性，一方面基辛格得到尼克松的信任，在对华政策上能起到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也很特殊，毛泽东做战略决策，周恩来进行具体执行，也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王缉思直言，“现在的决策环境大不同了，很多民众希望对美有强硬的外交政策，而秘密外交需要妥协，并非喊硬话，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已经不再适用。我很欣赏基辛格当时的做法，但现在回不到50年前的气氛了。”

中美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50年前，由于对苏联的共同担忧成为首要紧迫事项，中美两国开始相向而行。如今，彼此间的竞争和对抗成为最紧迫的事项，加上双方很多沟通渠道关闭，如何避免擦枪走火成为外界关切所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14日报道，白宫官员正在研究建立中美紧急热线的可行性，预计该方案将会被纳入拜登与中国的接触计划中去。虽然尚未正式向中方提出，但拜登政府希望这条紧急热线能采取加密的方式，在“突发军事冲突时”能快速实现两国首脑间的联络，从而避规未知风险。该热线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建立的“红色电话”，用于当时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直接沟通，以此来避免核战争。

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中美之间已经建有元首、外交、国防等多条热线，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辛格近来也频频就中美关系发声。“与中国的对抗将引发没有赢者的冲突。”今年5月，他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说。

在基辛格看来，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与中国的对抗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这(与中国对抗)将引发一场没有赢者的冲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冲突将随着双方精疲力竭而结束。”

但与此同时，基辛格提到了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公众舆论将中国视为永久的敌人。这个国家的人怀疑，所有发生在美国的坏事都是按照中国所愿发生的”。

赵穗生指出，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渗透到所有层面，如此一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必然被夸大。

他解释称，“例如美国有声音称中美之间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这个说法不符合实际，美国现在认为中国要瓦解其民主制度，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是希望其他国家认可其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并非要把中国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美国把中国的意图夸大了。”

去年11月，基辛格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美中沟通渠道，他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出现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今年7月8日，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言时，再度呼吁“中美两国通过对话在战略和商业等领域求同存异”。

赵穗生也提到，“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擦枪走火导致军事冲突的代价谁也无法承担。当前双方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互动路径，例如在台海等比较敏感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在各自核武器的发展中，两国的安全通报方面要建立一套规则。”

“现在最重要的不再是管控分歧，分歧已经在那儿了，双方需要做的是避免擦枪走火，导致出现全面冲突。至于科技脱钩、产业链重组等问题，事实上对双方的打击都会很大，这也不是人为就能轻易改变的事情。” 赵穗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