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美尚未进入冷战，但切不可陷入比冷战更糟糕的局面

美苏冷战在1991年12月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但是，关于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的观点——这一次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华盛顿，站稳了脚跟。毫无疑问，自201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急剧上升，中美关系中的争议越来越多。近年来，两国关系降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一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进程。但是否进行一场冷战取决于两国，其知觉和假设将反过来塑造两国关系的现实。如果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可能促进全球稳定；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使世界陷入比冷战还要糟糕的局面。

当前局势在许多方面确实与冷战时期相似。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可被视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正如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和苏联。如同冷战时期，中美竞争也包含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信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未受挑战，与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中美在“全球南方”争夺支持和影响力，就像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所谓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样。

但这些相似之处被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所抵消。中美经济关系紧密，与美苏经济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美苏两国经济的运行几乎毫无关联。尽管中美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寻求输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但这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很少单独颂扬列宁主义，而更普遍地将其主导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中美竞争是对手模式，但那并非美苏所进行过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些因素使得当前形势不似冷战时期那般严峻。然而，其他一些不同之处却推动形势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冷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美竞争则发生在一个去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此外，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维持着预防和管控危机的机制。当代中美关系则缺乏这种协调。

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举行的会晤重新点燃了使两国关系回到稳定轨道、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希望。两位领导人都曾多次声明不寻求新冷战。关键在于两国政府要更好地理解中美竞争是如何区别于冷战这一历史先例的：要承认二者的相似之处，欣然接受使当今局势不似冷战时期那般危险的不同之处，并努力将可能使局势更加危险的不同之处的影响降到最低。

分裂的世界

与中美战略竞争最为相似的是冷战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这一阶段，当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认为已与美国大致相当。那些年，没有第三国能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相匹敌。同样，在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如同冷战时期，美国如今也将其对手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党主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路线偏离。这让美国人想起了他们所憎恶的苏联共产主义。中国精英则将美国视为对中国国内政治安全和中共权威的险恶挑战。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影响中国的手段比冷战时期影响苏联的手段更多。冷战时期，美苏视彼此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最大的战略对手。现在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由于中国核武库的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大致实现了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平衡，尽管美国的总体军事实力仍然居于中国之上。

美国和苏联积极地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莫斯科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而华盛顿则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此外还有第三世界，它不属于任何一方，而中国在与苏联集团决裂后声称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如今，中美也将世界看作两部分（尽管还不是两极）。在中国看来，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或“全球南方”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在提升，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或“发达世界”则正在衰落。相比之下，在美国的传统观念中，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民主国家，另一边是非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而民主国家应当引领世界潮流。

不同的时代

尽管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但两个时代之间也有一些显著差异。首先，不同于苏联，现在的中国对使其他国家改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扰乱其他国家国内秩序的运动，也不寻求启发或培植此类变革。尽管中国共产党乐于看到其重塑中国的做法得到其他国家认同，但其近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讲，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反映出对于抵制国内进一步西化的要求。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与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以及与美国经济相互交织的程度要高得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与对方的贸易额平均占其全球贸易总额的1%。相比之下，2022 年，中国是全球 14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约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0%。

此外，不同于在自身及附庸国周围设置铁幕的苏联，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对外开放已经全面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伴随着国际技术合作、人文交流、充满活力的旅游业以及大量前往美国的移民。目前生活在美国的500万华裔人口中，有300多万出生在中国。2001 年至 2020 年间，近 9 万名中国学生（包括香港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绝对是外国博士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比作为第二大群体的印度学生人数高出一倍多。

美国社会和苏联社会实际上对彼此封闭，美苏之间几乎没有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因此，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彼此国家的内部特征一无所知，也无法对彼此施加多少政治影响。即使在美苏联系加强的时期，美国官员也只能与苏联高级官员和领导人交谈，而无法接触到普通民众。

相比之下，如今中美两国都有能力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纽带对彼此施加政治影响，这对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双边关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从相互依存中获益的中美两国的个人和群体强烈反对损害双边关系，并呼吁稳定双边关系。在中国，他们被称为“温和派”，还可能被批评为受美国的思想和利益所引诱；在美国，他们被嘲笑为“对中国软弱”。另一方面，那些在中美合作中获益甚微且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则将国家安全作为阻止中美关系深化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战略竞争是多层次的，反映了不同国内优先事项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事务。相反，这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博弈。如果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因素凌驾于经济因素之上，而且民族民粹主义在中美两国膨胀，那么呼吁缓和关系的声音很可能会被淹没。

历史上的冷战与当今中美竞争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全球背景。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后期，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逐渐化解了大国间的紧张关系。东德人渴望拥有他们在西方国家所看到的生活，柏林墙就是这样被推倒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广泛的交流和贸易缓解了双方的敌对情绪。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保护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共同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已经显现，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众多全球性问题又加剧了反全球化。这使得超级大国的竞争环境更具挑战性。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开发出了避免灾难的方法，最终建立了莫斯科-华盛顿热线，使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沟通。这是美苏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的部分原因。遗憾的是，如今，尽管中美军舰和飞机冒着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附近发生冲突的风险，尽管两国的战略核导弹瞄准的是人口密集地区，两国也缺乏强有力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上周宣布的两军沟通的恢复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比冷战还要糟糕？

不幸的是，两个大国似乎正在进入一场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这场竞争带有冷战的某些特征，但如果不及时阻止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其破坏性可能会比冷战更大。部分问题在于，两国都有值得质疑的根植于其政治和文化传统中的假设。正如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言，一些美国活动家 “认为民主制度是在关系中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认为，非民主社会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倾向于动用武力”。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中国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只要中国共产党还主导着中国政治和社会，华盛顿就必须以保护美国安全为借口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影响力。这反映在拜登政府正试图围绕西方技术建立“小院高墙”，其目的是将中国拒之门外。

基辛格还指出，与一些美国战略家类似，中国的一些必胜主义者“把国际事务理解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之争”，而且基本上是零和的斗争。事实上，在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政治是权力和物质利益之争。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最普遍的理解是，除非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否则无法改变华盛顿傲慢而咄咄逼人的做法。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的，且带有宿命论色彩：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将继续稳固存在；而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将强于中国。尽管如此，这些假设不大可能消失。

然而，可以从五个方面稳定两国关系，避免灾难。首先，两国经济必须继续保持紧密交织。商业团体、科技公司和学术组织应当携手，共同抵制那些限制双方合作的不合理的、适得其反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中美应当缓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北京方面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美国和台湾当局应当尽其所能支持这一承诺，而不是迫使中国相信必须使用非和平手段。无论谁在明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都应当谨慎行事，以恢复两岸接触为目标，而北京方面可能会予以同样方式的回应。

第三，为了驱散新冷战的幽灵，中美应当借鉴美苏在两军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机制的做法，这可以说是美苏在冷战期间达成的最佳协议。中美应考虑在军事行动指挥部之间建立热线。双方还尤其应当讨论如何降低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四，中美还应在涉及两国公民健康和福祉的问题上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上周就减少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美国达成的协议是一个良好开端。华盛顿和北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有关全球健康的项目上开展合作。美国应允许并鼓励中国参与“奥比斯项目”（Project Orbis），这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展的一项跨境合作，旨在加快癌症新药的监管审批。中国也应参与拜登政府的“抗癌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该项目旨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至少降低50个百分点。

最后，在一个以全球生态危机为特征的时代，中美作为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也必须在气候变化的协调方面取得实际成果。11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解振华达成协议，将重启双边工作组，负责包括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甲烷排放在内的环境问题。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会晤使两国在短期内走在危险性较小的轨道上。但仅靠一次会晤并不能完全阻止走向冲突的长期势头。有影响力的两国公民应该行动起来，寻找官方接触之外的途径来促进公共利益。无论中美领导人选择怎样的新范式，必须做的不仅仅是避免新冷战，还要阻止一场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