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谈谈美国的“文化战争”

许多读者朋友们可能都听说了，美国正处于一场“文化战争” (cultural war)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从种族歧视、非法移民、总统大选、政教关系，到堕胎权利、性取向与性别选择、枪支管控、高校录取、言论尺度，各种纷争对立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常有评论者将其比喻为前所未有的“美国文革”，造成了“大撕裂”乃至“新内战”；美国社会由此失序动荡、理性不断沦丧、族群冲突愈演愈烈，美国的国力与世界地位也将走向衰落乃至崩溃。姑且不论“东升西降”与全球秩序重组这样的宏大叙事，单是作为一百三十多年来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八十年来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内部的这些分裂与恶斗很自然地令人关注甚至惊骇。反美者常常是额手称庆、添油加醋，喜迎美帝的自戕没落，热切期待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拥美者则难免忧心忡忡、叹世风不再，期冀有一个英明领袖来回归传统，重建美国的安定团结。

笔者不才，窃以为喜形于色的反美者们恐怕是过于乐观了，而悲天悯人的拥美者们则大概是过于悲观了：他们都是有点上当受骗了，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流行的“情绪化”（sensational）夸张式新闻报道以及搏眼球自媒体的受害者。人们本来就自然地倾向于过于强调当下的感受；政客与利益集团的渲染鼓噪和蓄意操弄，加上各种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网络平台推介算法的曲意逢迎与无脑追风，会造成所谓信息茧房效应，令人犯晕。在中文尤其是简体中文世界里，新闻舆论和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特色，更是容易引人误读误判。

其实，自打240余年前独立以来，美国内部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经历文化、价值观、政策乃至法律制度各方面的广泛辩论、博弈、试错与争斗。幸运的是，这些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只有一次演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即1860年代（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大致同时）的美国内战。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和移民国家，除了短暂的对外大战时期外，美国社会从来就没有过一些史家推崇过的那种平稳一律。就是在珍珠港被炸后，美国国会对日宣战时都还有反对票。在 “黑人生命也重要”（中文常误译为“黑命贵”）、各种族群性别的身份与权利、一个宪政框架下鼓励多元另类、以及如何处理那无穷无尽的“非法”移民等议题上，美国人可以说是各抒己见、扯皮不断、各种极端言论都有其市场。激动起来，不乏不共戴天的“决战”气概。但是和当年的驱杀土著、黑奴制度、歧视天主教和犹太人、排斥妇女、限制劳工、排华反日以及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等等“内斗”比起来，无论是其暴力程度、动荡指数还是所造成的痛苦怨恨、流血牺牲，近年来美国的文化战争其实真是小巫见大巫。

回头看，美国这个人类各个族群齐聚的大试验，经过这些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倒还是实现了其基本治理框架与主体价值观念的动态稳定，容纳与竞争能够并举、各种创新革命不断。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果与世界性影响是早已不必赘言了。就是各个曾被贬斥的少数族群与文化，也逐步大致和平地进入了所谓“主流”。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华人，从80年前还基本被禁止移民到如今已经是部长级以上“高干”数不胜数。曾经是非法的同性恋者，也当上了部长，据说政绩和人望都还不差。 而百余年前连投票权都没有的美国妇女，如今有的问鼎白宫，有的当上二把手。

美国当然远非十全十美，唯此才会有各种原因和理由去发起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以期不断冲撞、适应、调试、改进。当然，文化战争也绝不是从不走弯路，没有副作用或者没有一时 “过头”的激进做法和“负面”言行。矫枉过正确实会导致过犹不及乃至“内耗”，是需要尽量减少但可能无法完全避免的代价；过于细分的“身份平等“政治与苛刻机械的“政治正确”言论也会增加社会治理与信息交流的成本，伤害社会和睦与个人权利，令不少人深恶痛疾乃至决绝反抗。但是比起一言堂之下那虚幻而僵化的稳定安静，无休无止、时时令人讨厌的美式文化战争，只要能保持和平非暴力，不破坏人权民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由法治国（rule of law）等根本制度与价值观念，其实更能促进改良进步与创新变革，增加社会正义与公平，从而不断寻求个体与集体之间以及竞争与平等之间的两大动态平衡。远非昂贵，更非灾难。美国整体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新纪录，似乎也表明那闹哄哄的文化战争好像并不那么阻碍创新，也不大拖累增长。撇开种种烟幕与喧嚣，就人均“群体事件”来看，美国其实与韩国相仿，属于世界上比较平和（tranquil）的国家。一遇“国家大事”，那寸步不让、你死我活的两党看来还是会联手合作：从2018年到2023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多部有关中国的法律，居然大多是全票通过，似乎比当年对日本宣战时还更团结一致。

对美国那些激烈、多姿多彩、奇葩甚至惊世骇俗的 “文化战争”，大家似乎既不必痛心疾首，也没啥理由去幸灾乐祸。说到底，美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供人们不断地学习、借鉴、认识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于是，让我们希望美国的文化战争继续，美国的经验教训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