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接触或遏制与中美如何避免冲突
中国学者与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对话
编者按：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采用“接触战略” (Engagement Strategy)，即通过鼓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和扩大外交交往来加强两国的关系和融合。然而，随着中美实力逐渐接近，摩擦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在近年达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九、十月刊发表了中国问题新秀贝克利（Michael Beckley）题为《缓和的妄想：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将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Delusions of Détente: Why America and China Will Be Enduring Rivals) 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遏制政策 (Containment)是目前最符合美国利益、应对中美博弈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绥靖政策 (appeasement)和“再接触” 政策 (re-engagement)都不太可能能够缓和中美紧张的关系。他甚至认为美国认真落实遏制中国的政策才能更好避免两国走向冲突。
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如何看待贝克利的观点呢？遏制政策能够达到避免热战、维护两国和平的目标吗？在他们的眼中，哪种政策才是最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维护两国关系稳定的政策呢？《中美印象》邀请了三位中国顶尖的年轻一代美国问题专家，分别就贝克利的观点做了简短的评论。贝克利在收到他们的评论之后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一辩论，可将自己的观点发至[email protected]。
刁大明：两国战略界不应困于冷战叙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副教授在《外交事务》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是危险的，给人感觉某些新生代美国学者正在迫不及待地向华盛顿索要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所谓新冷战。
中美的制度与价值观差异始终存在，但从未阻挡双方的关系改善与务实合作。一味强调差异、夸大互疑，将之视为两国无法合作、再接触无效的理由，完全是在套用已随风而逝的冷战经验。这种抱残守缺的极端怀旧，是一种自我实现、重蹈覆辙的偏见性认知，完全不符合中美关系这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的特有属性。
遏制中国不会让美国获利，反而会受损。遏制必然破坏中美关系这对关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性，误导包括中美在内的全世界进入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未知水域。遏制也丝毫不会解决当今美国自身的任何困境，更不会为美国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弥合、科技的进步等需求确保必要的良好外部环境。
维持与中国的积极互动更符合美国利益，符合世界期待。从脱钩到“去风险”的话语变化，已说明美国不可能彻底对华剥离，两国合作将长期存在。中美就战略安全的有效沟通无疑有助于有效保持全球及地区的基本战略稳定，这也是全球所乐见的。美国从历史中走来的通过塑造“他者”来体现自身优越感或存在感的战略文化，与中国强调的“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良性竞争之间仍存在着对话空间。
中国人说，求仁得仁；又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已上演过多少次“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关系也不必然要陷入记忆螺旋。事在人为，两国战略界不应困于冷战叙事，而是应从维护全人类福祉的理性出发、从实现两国民众切实利益的常识出发，才能协调好并稳定好两国关系。
贝克利回应：刁大明教授说我有冷战思维，但陷入冷战的却是中国。美国多次试图将中国融入自由的全球经济——几乎与冷战政策完全相反——但中国从未放弃其原本的目标和行事方式。
刁大明教授声称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沟通以防止冲突，但大约一个月前，中国拒绝了美国建立军事联系的提议，可能是因为中国将任何美国稳定东亚军事平衡的努力都视为冻结领土现状的策略。（毕竟）中国已多次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如有必要，将使用武力。
邵育群：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美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美国朝野两党达成共识，把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但在用什么政策对待这个竞争对手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华盛顿战略界为此进行的辩论如火如荼地展开，贝克利教授认为，美中不仅是长期的竞争对手，而且美国应对华采取遏制政策，这样既能阻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扩张，又并不必然导致美中发生冲突。我认为，贝克利教授的观点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方面，这里限于篇幅，我就提出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中方并不认同“竞争”可以定义中美全面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只会把中国变成美国真正的“敌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两国战略文化很不相同，双方对于同一个词的理解也经常会相差很远。例如通过过去六年的互动，美国战略界应该已经了解，美国政府讲的“竞争”和中国政府及战略界的理解并不相同。美国战略界经常用“冷战”经验做类比来思考对华政策，但中国战略界和决策者对“冷战”的经验和理解更多地和亚洲地区相关，这种经验和情感上的差别使得美方在讲对华不要“冷战”或“新冷战”时，中方的听众并未听明白美国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同理，如果美国政府明确对华执行遏制政策，那对北京而言，就是视中国为“敌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手”，这将迫使中方也将美国视为“敌人”来对待。美国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敌人”吗？
另一方面，美方眼里一些来自中国的挑战，其实更多地源于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对现有社会治理范式的挑战，中美两国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它们都在寻求适合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应对之道，在摸索过程中出现不同政策选择，甚至互相冲突的政策都是很正常的。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它们理应一起牵头在全球层面推动关于新兴技术与社会治理新范式的讨论、政策协调与合作，而非像美国现在做的这样，把中方的一些政策尝试简单地指责为“威权对民主的挑战”，大家都知道，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来自其国内。如果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那么中美不仅再无可能一起探索如何应对新兴技术对社会治理范式的挑战，反而现有的一些相关对话与合作也将停顿下来，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贝克利回应：邵育群研究员认为，如果美国遏制中国，中国就会将美国视为敌人。但中国已经将美国视为敌人。江泽民在1998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就在比尔·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几个月后。而在那次访问中，克林顿致力于巩固美中接触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表达对台湾问题实行“三不”的美国总统。我在文章中引用了江泽民的讲话。有关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视为敌人的更多例子，我建议读者阅读《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邵育群坚称，美国的遏制将阻碍美中在跨国问题上的合作。但中国已经拒绝此类合作。中共仍然不承认COVID-19是从中国境内出现的，更不用说允许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或与美国合作预防下一次大流行。克里刚刚访问北京，希望与习主席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习主席却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时间表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污染问题将由中国自己决定，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需要。在重大跨国问题上，中美合作根本没有什么可危及的。从历史上看，美国的遏制并没有排除跨国合作——美国和苏联在争夺战略优势的同时也曾共同努力消灭天花病毒。
韦宗友：对华奉行强硬政策不可能稳定两国关系
复旦大学美国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在缓和的幻景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即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对华新冷战政策，要比试图奉行新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好，甚至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福祉。
作者提出的理由是，首先，历史上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基本上都是通过实力决出胜负的，幻想通过接触缓和矛盾，无济于事，甚至事与愿违。
其次，从美国对华接触的几十年政策实践看，效果非常不好，未能实现美国政策目标，相反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猜忌、不满和竞争。
最后，奉行对华遏制的新冷战政策，不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相反可能会促进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利于世界福祉。
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有这个自信，认为奉行对华遏制的新冷战政策，不会引发中美之间更为激烈的对抗对峙乃至爆发冲突，甚至不会干扰中美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导致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引发人们对中美两国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并不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产物，相反恰恰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开始放弃接触政策，转而强调对华竞争、遏制的结果。换言之，自从美国政府放弃了接触政策，改为更具对抗性的竞争政策（还没有到遏制政策解读，也没有公开发起新冷战），中美关系才进入多事之秋，进入更为动荡不稳定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对华奉行强硬政策，不可能稳定两国关系，不利于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甚至可能导致两国爆发局部冲突。
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奉行对华强硬政策，甚至公开发起对华新冷战，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并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公然挑战中国底线红线，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直接介入，那么很难想象中美会有任何合作，中美不会爆发冲突。对于中美两国核大国来说，爆发新冷战和局部冲突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相反，继续奉行接触政策，尽管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弥合双方在意识形态、经贸、科技乃至台海等核心安全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但是，至少可以防止误解误判，管控竞争，防止最糟糕情况发生。不仅如此，通过接触、对话和相互让步，双方还可能在经贸、科技、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一句话，对华遏制政策和中美新冷战，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噩耗，也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丧钟。对华接触政策，虽然可能困难重重，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一项明智对华政策。
贝克利回应：韦宗友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低迷是美国的错，是美国放弃了接触（政策）。但中国更具压制性和强势的行为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扩大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发表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联合声明、奉行“战略安抚”政策之际。这一点，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清楚地对此进行了阐述。我建议读者读一下拉什·多西（Rush Doshi）的书《漫长的游戏》（The Long Game），该书对中国转向更加自信的政策的时间顺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国的）这一政策显然是在特朗普政府所实行的更具对抗性政策之前出现的。谢淑丽（Susan Shirk）的新书《越权：中国如何破坏其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巅峰权力的危险》（The Peril of Peaking Powers）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激进转变的部分内容。
韦宗友认为，接触可以防止误解，但中美之间的敌意不是误解，而且是明显的切身利益的冲突。两国都清楚地看到对方这一点，并且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的立场。他们还遭受理性主义政治学理论所称的“可信承诺问题”（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即做出足够大的让步以安抚对方，却会让自己的国家面临潜在的毁灭性剥削，从而使妥协难以谈判。我在《外交事务》文章中详细解释了这些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