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谈美中关系与中国内政：双方难以对话，战争一触即发

文：达利欧（ray-dalio）｜译：仝馨（xin-tong）

2023-05-09

【编者注】美中关系的境况和走向是国际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两度访问北京的美国“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董事长达利欧（Ray Dalio）公开表示，美中正处于交战边缘，且双方已无法对话。桥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创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彼时，正逢处于关系“冰点”的美中两国在共同战略利益的驱动下，以“小步舞”的方式开始解冻双边关系之时。时隔半世纪，这位掌管着高达1240亿元财富的风险基金巨头，与其几与美中邦交正常化之路历经等长岁月、而今依旧与中国企业保持大规模合作的公司，正面临着美中关系的“至暗时刻”。在4月26日发表的文章“我如何看待当前中美关系及其与他国关系、中国内政”（“What I Think Is Going On 1) with China-US Relations, 2) with Thei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3) in China”）中，达利欧基于自己对华贸易的多年经验和对中国的了解，从中国外交和内政层面谈论自己对现阶段美中关系的看法和预测。作为全球公司和金融领域的领导者、跨国投资与合作的利益相关者、美中关系一路走来的见证人，达利欧对美中关系的认知和理解值得我们参考。本站特译此文以供读者参阅。

雷伊·达利欧：

2023年4月26日

最近四十年，我一直在中国旅行。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见证了它的变迁。我的旅行并非为了追名逐利，而是希望找寻有意义的工作和伙伴关系。在这两方面，我的确收获颇丰，并感到自己对这里做出了深重承诺——如同我们对待朋友一样——要尽力帮助他们。这一荣幸和特殊的位置令我如今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因为我与世界上两个大国关系紧密，而它们正处在对彼此发动战争的边缘。我被夹在中间，试图左右斡旋，尽量在不伤害其中一方的前提下给予帮助。我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访问持续了约两周时间，期间我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交谈，并参加了一系列会议。中美关系究竟怎么了？两国关系会怎样影响国际外交局势？中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针对这些话题，我想就这两次访问及我在访问中与来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非中国政策制定者、中国公民、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等诸多人士的对话，谈一谈我对大国力量冲突和中国内政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不带任何偏见或是非观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我所认为的事实。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以帮助减少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传播。文章中的一些表述或许对某些人来说过于直白，但我相信读者尝试客观看待事实并探讨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虽然我叙述的以下内容是我所相信的「真实」，但这一「真实」并不具有绝对性。

一、中美关系：不断试探对方底线

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战争边缘，并且已超出了可以谈判的能力。

当我说「美国和中国处于战争边缘」时，我的意思是两国似乎愈发接近爆发制裁战争和/或军事战争。这是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但很多人认为战争可能会爆发。他们的理由基于以下三点：1）双方已无比接近对方的红线；2）双方都在冒着越过对方红线的风险而采用旨在迫使对方让步的边缘性政策；3）政治因素可能会导致双方在未来18个月内采取更加激进的边缘性政策。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我说「两国处于战争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越过这一「边缘」。我想表达的是，两国处于非常接近对方红线的状态，一旦越过，两国之间将不可逆转地爆发某种类型的战争，这不但会给两国带来灾难，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严重和不可逆的破坏——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其自身和世界造成的损害一样，只不过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

而我所说的「双方已超出可以谈判的能力」指的是，美中两国之间任何关于重大重要事项的讨论已成为双方互相指责的平台。这些对话只会加剧关系恶化，而非带来改善，因此进行对话比避免对话更加糟糕。尽管两国仍存在一些致力于防止双方滑向战争的战略性讨论（如关于如何应对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访问美国等话题），且双方均对这些讨论持积极态度，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中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场战争。这一观点源于人们对局势发展、两国政治，以及地缘政治的考量。

至于政治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美国并不团结。由于美国决策系统的分裂性，拜登政府无法妥善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佩洛西访台事件和气球事件（以及其他更罕为公众所知的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拜登自己无法独立代表或掌控美国。尽管美国两党和诸多美国人都反对中国，拜登政府却难以就反对程度和方式达成一致。

在未来18个月内，美国鹰派的政治势力将对美中关系施加更多压力，以为2024年大选作准备。这将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中国和美国目前已处于战争边缘。美国与台湾从当下算起至大选开始的政治日程安排都将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更多边缘性反华策略。比如，美国国会中的鹰派成员将可能联合总统候选人、参议院、众议院共同呼吁总统及其团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再加上台湾政治境况的催化，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美国政府不断逼近红线甚至越过红线。这一情况在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Gallagher）所领导的美国与CCP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所举办的一系列听证会中得以体现。由于中国和美国已处于战争边缘，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以强硬态度对待中国恐将令开战风险倍增。

此外，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许多红线都面临被边缘性政策触及的可能性。每一条红线都敏感而危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两国关系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例如，众所周知的被中国视为红线之一的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或台湾公开支持台独，中国政府将视其为宣战。再让我们看向未来。美国政府很可能在某天决定支持保卫台湾独立，甚至为增强台湾军事力量而向其出售致命性军事装备。同样，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访问台湾也将向世界传递美国支持保卫台湾独立的信息，增加军售更是如此；甚至即便没有访问，仅是发表相关声明都有可能越过红线。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可争议的一部分，因此曾动用军用飞机和舰船确证之前已建立的红线。中国认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权利，称美国插手台湾事务是挑衅行为。

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在引导美国和中国不断试探彼此关系中的红线。例如，目前虽未知晓何种技术可构建致命性军事装备，但一些设备无疑具有双重用途。中国内部亦存在一场争论：为何北约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便是可被接受的，而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相关武器便不被允许。

另外，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特别是切断中国获取关键芯片的渠道，则是另一个探测中国底线的方式。作为回应，中国开始考虑对美国企业实施反制裁措施。具体来讲，当前中国考虑制裁美光科技。这一举措将给该企业带来财务灾难，因其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和香港地区。自然而然，其他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和经济依赖的、被美国政府视为盟友的企业以及美国企业，也忧心忡忡并考虑如何保护自己。

当前，控制关键技术和矿产资源以防这些资源的供应被切断，并设法切断对手的关键技术和矿产资源，正在两国经济竞争中常态化。这无疑具有挑衅色彩。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这一自我强化的、不断恶化的贸易战动态因素。其发生的方式非常典型，且是战争爆发的预兆。这一境况将导致更多的本土化和“帮派化”，令成本效益降低并重塑联盟。之所以会造成这些影响，是因为这一动态因素将所有国家置于冲突之中——而它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决定了它们站在何方。以前文提到的美光科技案为例。美国已要求韩国政府对其两大芯片生产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半导体公司）施加影响。如果美政府禁止美光科技向中国出售芯片，那么这两大企业也不得增加向中国的芯片销售。韩国政府在美光科技案和其他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将决定其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这种动态正在迅速改变既有联盟。另一个例子是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合理理由，沙特政府与这三国的关系因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即，美国和沙特政府曾缔结坚实联盟。美国为沙特提供军事庇护，而沙特则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和价格保护。但随着中国、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共生利益的不断增加，甚至其超越了美国与沙特的共生利益之时，这一坚实联盟便面临土崩瓦解。同样，这一动态因素亦对货币和资本流动造成影响，因后者需与贸易流动和地缘政治联盟保持一致性。因此，基于以上原因，当在人们在环境中要时刻考虑如何与“朋友”相处时，贸易和投资的初衷便开始由从前的成本效益最大化逐渐转向联盟效益最大化。请把目光投向那些随时可能控制和切断的关键资源和相关需求，如锂、钴、稀土、太阳能技术中的晶圆和电池等，就会发现我们正处于经济和资源战争的边缘。

除了上述争论不休的事件外，还有许多分歧正在发生——比如，与中国企业做生意的规则和协议、外太空探索和运作、网络安全、在美国交易所上市中国股票、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等，难以尽数列出。这些冲突都很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加剧。

美中关系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担心反华情绪可能会令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面临当下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同样境地，而这将导致美中贸易崩塌。这一境地会带来同样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比俄罗斯遭受的影响多出数倍，给供应链和贸易带来毁灭打击。当然，这一境地带来的最轻微后果是给美国、中国和世界带来严重经济危机，而最严重后果则是军事战争。

因此，美中之间的冲突不容小觑。它们在诸多层面影响着众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跨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运行的方式，且这种影响正不断深化。

那么，如果战争爆发，会是什么样呢？

目前，我认为有很大可能会爆发某种形式的战争，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这场战争可能的面貌并尝试达成一些协议，以遏制可能出现的战争类型。例如，如果未来可能会出现经济/制裁战争，人们有必要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哪些物品为必需品而哪些国家又能得到豁免。如果我们预测可能会爆发军事战争，那人们有必要就以下情况达成一致：1）双方军队不会直接杀害对方军队；2）双方不会在对方领土上作战；3）双方不使用核武器、网络和空间武器等。通过这一协议，对可能爆发战争的两国施加一定约束。所有战争都是可怖的，因此政府应努力避免像俄乌战争——即便该战争尚在控制范围内——这样的悲剧重演。但是，受到约束的战争并非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当冲突升级至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可怕的经济后果，随后受约束的战争便会脱离约束，转变为全面战争。

我想强调的是，我与几乎所有政策制定者交谈时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情绪或许是阻止战争发生的屏障，但并不是确保战争一定不会发生的万无一失的护栏。美中双方都很清楚无论是经济脱钩抑或军事对抗都将是灾难性的，但他们依旧在不断试探对方底线。

总体而言，我认为更大的挑衅很可能来自美方，而我也非常担心这种挑衅会引起针锋相对的越线行动。虽然我预测这些挑衅会导致中国做出咄咄逼人的回应，但我不认为中国面对这些挑衅作出的反应会大到在不久后引发战争（这里的「不久后」指的是未来三年内），因为中国不想打仗。我预计北京方面在短期内会非常克制。实际上，当我身处中国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告诉我，他们认为一些美国人正试图把他们引入一个“战争”陷阱，他们不希望这些别有用心之人遂愿。其实，如果我看到更多激进行动，特别是无端发起的激进行动，我会比现在更担心中国对战争的态度。

目前，面对所有的争议性话题，美中两国几乎都是通过冒险接近和试探对方的红线来处理的，如同两个巨人在距离悬崖咫尺之处相互角力并试图把他人也卷入这场危险斗争中。

二、美中关系与他国的联系：持续争夺全球影响力

尽管各国领导人观点不尽相同，但中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越来越相信美国正被其国内事务缠扰，开始不断衰落。因此他们认为美国不再能够肩负起引导世界秩序的重任。在美国缺席之时，世界将陷入混乱。基于这一背景，许多人坚信当前世界迫切需要更强大的多边领导、系统和机构，而中国能够在这一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当然，在和平新世界诞生之前，全球必然经历混乱和动荡。

一位非中国方面的领导人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世界为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创建多边系统和协议。当前世界上共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还有一些国家即将拥有核武器。如果不控制核扩散，那么将有7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需要强大领导者的出现来控制局面。同样，对新型技术滥用、疾病传播，以及其他事务缺乏全球性控制的恐惧和担忧，也让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出现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对中国来说，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威胁令人担忧，特别是如果世界秩序变化，这些国家或许不再满足于依靠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此外，除中国外，一些国家也越来越担心自己对美国军事过度依赖，因此加快了军事建设进程。中国意识到了这些国家比预期增长迅猛的军事力量，因而也不得不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力量的进程。正如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述，此类军事开支的增长是战争爆发的先兆。任何意识到这点的领导人都应做好——或者说不得不做好——被卷入战争的准备，而这种准备无疑再次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风险。

此时此刻，针对全球影响力的争夺战已全面展开，不同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因此，尽管联盟正在成形，群体之间的关系却松散不堪，并不稳固。例如，最近大部分欧洲领导人都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面，席间观点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人站在美国立场表达反华观点和坚定支持保卫台湾。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其国内五十名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业领袖一道访问中国。其对中国表达了高度同情，明确指出“有必要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和俄乌战争的态度和立场，批评美国的挑衅行为，并警告欧洲不必卷入不必要的危机、不要成为美国附庸国，以及美元在欧洲各国之间的频繁使用。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对中国亦持同情态度。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不过较之美国官员仍有所不及。

尽管各国观点有所不同，当我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避免与中国冲突，并渴望同往常一样正常开展业务；同时，人们也意识到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过于激进，已然威胁到世界秩序。但对于其威胁的程度，各方观点却差异甚巨。

我在与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国家领导人交流后得知，中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除「美国方案」之外的不同选择。他们选择与中国交好并非出于对「中国方案」的偏爱，而是因为中国愿意让他们以希望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更加积极地与他们进行贸易和参与投资。

在很多人眼中，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加强烈地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方案（如民主、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基督教文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常说，美国人正试图控制他们，并以比中国人更加强硬的方式把他们卷入战争。中国表示，这种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方式符合中国几千年来遵循的传统封贡体系国际关系（即强国与弱国之间缔结一种共生关系，二者均可受益，但不寻求对弱国意识形态或政治领域的控制）。他们认为这比西方世界中典型的「地中海协定」式的外交关系更具实用性。

一些国家认为，尽管美国人在试图把他们卷入战争（特别是俄乌战争），中国则尝试促进和平。最近沙特和伊朗外长在北京签署恢复邦交声明，以及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并未对两国任何一方发表谴责），无一不向外界证明此事。在诸多其他案例中，这一和平立场也在细微之处有所呈现。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影响力正在削弱。人们认为，尽管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许多人愿意在此安家育儿，但现今它已不复当初，也不再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希望自己国家变成的样子（如，社会内部充斥着毒品、枪支暴力、社会争议性议题、基础设施崩溃、政治功能失序、不良财政状况等问题）。

总之，所有这些力量都在推动世界秩序的转变，即美国经历衰退，同时中国崛起并似乎要填补美国衰退时遗落的空缺。因此，两大强国开始针锋相对。（关于中国是否想要/能够取代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最近发表了不同观点，详情见本站简报《美国媒体笔下的中国（四）：重新审视“中国威胁论”》）

基于所见所闻，我相信如果想要打赢这场争夺地缘政治影响的战争，美国必须变得更强大（也就是，先「齐家」，方才能「治天下」），并向其他国家提供更为慷慨和可行的方案。我曾亲见亲历一个伟大美国所展现的力量——人们安居乐业、团结一心，共同应对艰难挑战。我深知如果美国人能找回必要的自律，他们便可再度获得强大的力量。

三、中国内部环境：逐渐加强权力集中

中国目前的治理方式是：1）权力向中央集中（他们用“法家主义”来形容）。中国领导人掌控着一支忠诚而能干的团队，团队成员此前少在北京工作，而是多有管理地方省份的背景；2）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支持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3）适量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参与程度足以促进创业创新和企业效率）。

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其正为即将来临的“百年风暴”作准备。历史表明在这样的时期，某种形式的权力集中式的管理方式是不可或缺且富有成效的。相反，分散的决策制定往往会徒劳无功。在战争时期，即便是民主国家也会变得更加专制，资本主义的收益和资源分配系统会被自上而下的指令型经济资源分配系统所取代。众多支持现任中国领导人的人认为上述情况正在当下中国发生。那些反对和批评现任领导人的人，则说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目的是巩固政治权力以便其可以跳过争论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无论何种情况，中国现在都处于一个高度控制的环境之下。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是自上而下传达的。同时，社会受到高度监管。多数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精英”们——都害怕犯错。比如，中共监管和参与所有事务，几乎所有企业和非公司组织都受其监督。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当前时期人们需要小心谨慎，就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这种看法存在的程度因人因事而异。很多人像往常一样过着生活，并未察觉任何异样。一些人表示，这种向毛泽东时代靠拢的做法终将过去，正如天安门事件后那段封闭压抑的时期最终被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所替代一样。

中国当下处于一个反精英主义和亲无产阶级的时期。年轻的创业者阶层心情复杂。一些人谈到了“梦想的破灭”，另一些人则认为“好时光结束了”。希望迈向国际的人们则担心被隔绝于世界之外。许多中国人对1949年大门关闭之时的境况记忆犹新，因而在思考当机会来临时是否应该离开这里。有钱的中国人在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安全。同时，我亦了解到，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和爱国主义者都非常支持现任中国领导人和他的政策。

当政府试图管控和统一公众意见时，有越来越来的民粹主义——即强烈的对抗性观点——在中国涌现。虽然领导班子始终团结一致，但在许多事情上仍存在派系和个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内部矛盾。

目前，中国存在就业问题。政府需达到5%的增长以创造1500万个就业岗位。现在的经济更像是指令型经济。例如，各省份都被赋予了其必须达到的增长目标。如果它们缺乏足够资金，则需通过专项债券进行融资。

同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同往常并无不同。公众并未察觉变化也丝毫未受其影响。对政府来说，确保现状不受到任何干扰至关重要。领导层很清楚，过去“受命于天”皇帝由于未能保持社会稳定而失去政权，因此他们竭尽所能让社会运行如常。新冠疫情的冲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的持续徘徊或令社会动荡不定。

不过，尽管以“维稳”为第一要务，政府仍希望鼓励企业家创业。尽管现如今，中国企业家已变得谨小慎微，因为富有极易招致横祸。政策制定者渴望控制和压缩补贴金，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和政府雇员中。在正在经历重大机构改革的公共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员工和监管人员在内的职员正遭受30%-50%的薪资削减。这导致众多公共部门的职员转向私营部门。同样，在私营金融部门，人们开始担心政府会向其施加薪资限制或高额税收。“你们挣得太多了”这样的话已是老生常谈。有人告诉我，在中国历史上，财富和权力不能同时归于一人。比如，中国古代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位置，他们和其后代不被允许参加科考选拔，亦无法从政。人们深信这是妥善处理财富和权力的最好方式。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技术至为关键（亦是生存问题）。他们担心在技术竞争中失败。例如：

1) 据我所闻，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类似于ChatGPT那样的技术）比美国落后至少两年且短期内无法跟进（因为他们没有芯片）。芯片的缺失将会成为该技术落后于美国的关键且严重的问题。这一境况令中国无比忧虑。他们深刻明白，这一技术的落后将对许多关键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 阻碍信息进入中国的壁垒将使许多依赖全球大量数据/信息分享的技术难以有效运作；

3) 他们对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技术感到兴奋。（编者注：「增强现实」指将虚拟环境信息和真实环境“无缝”融合的一种技术）；

4) 他们正在将对生物工程领域有重要影响的蛋白质数字化；

5) 他们认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全球监管，否则可能招致毁灭性灾难；

6) 他们已开发出比煤炭能源成本更加低廉的太阳能和风能，计划用其取代煤炭资源，但保留煤炭发电厂作为备用。他们可成为绿色技术和重要贡献者和领导者；

7) 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将令政府不得不作出巨大的预算变革已为其提供支撑。婴儿数量不足——而婴儿占国家支出较大部分，因为他们不挣钱只花钱。

新领导班子说着一切投资者想听的话，包括「开放」和成为「和平缔造者」，甚至也做着正确的事——例如，我和我的公司与中国管理者们的合作仍非常愉快。他们仍对我给予尊重和信赖。

我认为我们需谨记于心的意识形态差异如下：

首先是治理方式。中国（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偏好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国家，而美国则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的方式。例如，在中国，政府控制数据信息；而在美国，没有人希望政府控制数据信息。数据信息的控制权在个人和企业之间被来回争夺；

其次是治国理念。当前中国领导层更加倾向马克思共产主义，即，努力创造更平等的机会和结果；美国则更偏向资本主义，追求更高效率、更多机会、更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

此外是宗教信仰。中国人普遍无宗教信仰（他们更倾向于奉行新儒家思想）；而美国人则多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最后是外交策略。中国坚信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行事，不干涉他国事务。同时，其希望其他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以遵循这一信念，并倾向于以传统封贡模式来处理国际关系；相反，美国坚信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否对错的存在，且他们对此理解最佳。美国坚持其他国家应与其一同履行这些准则。

四、启示

美国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上述情况：

首先，以良好态度与中国高级政策制定者进行会谈，并安排美国商务部行吉纳·罗蒙多（Gina Raimondo）和财政部长耶伦尽快访问中国。

其次，安排美国参议院和/或众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一位来自中国高层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曾向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美国）可以去台湾，为什么不能来中国呢？”如果美国有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亚洲并来到中国，这将是一个好现象；如果无人到访，情况便不容乐观。

同时，美中两国应明确和清晰双方「禁区」，构建沟通渠道以应对最坏情况。

此外，拜登总统有必要在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招待中国领导人。如果这件事可以达成，那么其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一个好现象；如果不行，则两国关系依旧风雨飘摇。

最后，美国两党应出面表达清楚其爱和平远胜战争，而如何达成一致努力降低战争这一最坏结果的到来是当务之急。两党应达成共识来逐步减少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这也是当前对美国政府来说的最佳路径。这种处理方式的效率远高于当下美中两国“舍本逐末”式的合作关系：即两国指望通过寻求某种合作（如气候变化合作）改善关系，却置如何应对两国关系紧张可能带来的最坏情况于不顾。

【小结】关于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的议题吸引着两国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讨论者们站在“是”与“否”的两端，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比如，最近两度访问北京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董事长达利欧（Ray Dalio）认为，当前美中双方处于交战边缘，且双方已无法对话，尽管他亦指出，虽然两国处于战争边缘，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跨过这个边缘”。同时，亦有机构领导者在接受美国主流媒体采访时给出了更为激进的预测。比如，地图组织（Atlas Organization）创办人章家敦（Gordon Chang）称，美中之间定然会爆发战争，且该战争“大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爆发；其引述了今年1月27日泄露的军方密件作为其观点支撑，该密件中涉及美空军将领弥尼翰（General Mike Minihan）谈及2025年美中必有一战。针对这些悲观预测，亦有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库柏（Zack Cooper）引述了美印太地区指挥官的发言，不认为“在最近的未来”美中会发生冲突。同时，其亦对达利欧的研判针对性地提出了反驳意见，称其之所以有此预判并非出于对美国国防力量的忧虑，而是担心自己旗下的资金因受美国政府限制而无法用于投资中国的军民两用领域，从而丧失可能获得的高额利润。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达利欧的视角都值得关注。对两国关系的悲观性预判并非是自我实现预言，而是让人们看到灾难的可能性、认识局势的险恶和认知的参差，从而有的放矢地行动起来，避免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