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得了中国恐惧症？

作者：整理：徐宇深

2023-03-19

【编者按：2023年2月28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文简称特别委员会）举行了首次公开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主题为“美国如何应对CCP对美国构成的生存威胁”。3月9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弗里曼讲座研究员白明(Jude Blanchette)在 “中国项目播客(China Project Podcast)”中剖析了该委员会将CCP视为“生存威胁”的偏误思维，以及这一偏误将如何导致 “令人尴尬”的道德恐慌。白明和栏目主持人郭怡广（Kaiser Kuo）一致认为，这种心态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误导，严重分散了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关键问题的注意力。以下内容为中国焦点实习生徐宇深(Emerson Tsui) 整理的播客摘要。】 

生存竞争与道德恐慌：被误导的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当下的政治氛围正如2002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现在，中国和CCP成了人们眼中的万恶之源。新疆问题、佩洛西议长访台、气球风波：这一系列事件都使中美摩擦不断升级，强化了 “新冷战”的叙事模式。 “CCP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赢得与中国的生存竞争” 牢牢绑定了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的主题。 “21世纪的生活方式广受威胁” 这类说辞映射出美国的病态心理，而这类心理正在成为广受追捧的思维框架。在这种病态心理的干扰下，整场听证会令人倍感失望和尴尬；它既缺乏明智的战略竞争指导，又缺乏包容复杂性的严肃分析。究其本质，正是美国对中美实力评估的失衡——对于中国实力的过高估计和对美国实力的妄自菲薄——导致了听证会的尴尬境地。因此，在上述失衡评估的驱动下，美国的政策选择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其他悲剧。如今，美国对于中国的恐惧就像80年代对美国渗透恐慌不已的中国，而这种可笑的恐惧显然是对美国的国家自信造成了巨大损害。

现在，正如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生存斗争”、“基本自由所面临的致命威胁”等用词所释放的信号一样，中美竞争引发的道德恐慌正在席卷美国。这类道德恐慌对于中国对美国国际影响力、国家实力的挑战避而不谈：恰恰相反，它一口咬定中国和CCP是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是美国民主和信仰根基的致命威胁。自然，这种对于问题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毫无意义，根本无助于提出真正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解决方案。根据过往经验，这种道德恐惧预示着以下危险倾向：第一，对于生存威胁的恐惧将导致民主和法治的溃败；第二，对CCP和中国的妖魔化的思维谬误将阻遏有效政策的产生；第三，社会各界对委员会所谓的“跨党派合作”的称赞，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碎片化这一悲剧现实。

目前，特别委员会是否真正具备促进“跨党派”合作的意义尚待商榷。目前政府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拜登政府的右倾趋势。内部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委员会民主党负责人Krishnamoorthi认为，美国国内社会的复原力、经济韧性和政治凝聚力是对中国采取有效措施的基础。相应地，Krishnamoorthi 就检验特别委员会的实际效力提出了三条标准: “我们是否在捍卫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的利益和权益？我们是否正在寻找方法改善劳动力、美国经济供应链的弱点，以及我们是否正在避免反华或反亚裔的刻板印象？” 根据上述标准，大多数议员的表现很难说令人信服，道德恐慌正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造成消极影响。

关于“恐华症”笼罩下的听证会氛围，白明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说实话，与其将我的主要情绪形容成愤怒或悲伤，尴尬或许是最为适合的描述。大约有整整五分钟，我盯着我的妻子，我们俩都把头埋到了手中。”

妖魔化CCP：荒谬的简化叙事

无论是对CCP阴谋论，还是对CCP对美国的致命威胁的渲染，都反映出中美竞争中怪异的不对称性。 在华盛顿眼中，中美竞争俨然已是一个国家（美国）同一个政党（CCP）之间的竞争。显然，这类叙事只会唤醒美国关于冷战的肌肉记忆，因为它试图将Communism指控为美国面临的所有挑战的源头。出于简化问题的目的，它反复强调“Communism”的冷战思维的确有助于迅速完成一场中美战略竞争为主题的讨论，但这种趋向有害无利。显然，过于复杂的故事难以卖座，达不到战略叙事的效果。

在华盛顿眼中，将CCP而不是中国——视为敌手——正是为了将该政党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然而，CCP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渗透性使所有试图“脱钩” 二者的努力无济于事。中国现有9500万党员，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人属于中共党员的直系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CCP的攻击实际等同于对中国人民的抹黑。CCP成员广泛分布，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与新疆或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当下，冷战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华盛顿邮报》发表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对听证会的氛围的描述： “看2月28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我们被带回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当前的“新冷战”氛围时不时让美国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但由于没有任何CCP成员渗透进联邦政府高层，用“麦卡锡主义”形容当下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并不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反而是一个更加贴切的描述。对于CCP的恶性定义始终都不是理性之举。由CCP统一战线引发的怀疑心态和消极影响已无处不在，针对华裔民主党议员赵美心（Judy Chu）和吴建民（Dominic Ng）的指控即为鲜明的例子。对吴建民发起指控的共和党人甚至致信联邦调查局，要求对其进行彻查。然而，这些指控基本都无据可循，这足以说明反亚裔仇恨正在不断攀升。

就像《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该著作成书于1903年，是反犹主义的代表作，力图证明“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论。）一样，对于CCP的妖魔化和不实指控将导致美国采取去人性化的对华政策。究其原因，对中国缺乏了解是招致这一类非理性指控的原因。美国对于中国的联系和了解本就稀缺。美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源自他们的想象，如高铁、大数据、以及来自中国人的就业竞争（郭怡广：“（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之一）是成群结队抢走我们工作的人”）。现如今，脱钩和不断强化的对峙趋势只会使中美的直接联系越发匮乏。这类联系的缺失将会使美国把中国视为一切恐惧的来源，就像美国眼中的伊朗一样。一味强调“CCP”这一抽象概念将推动去人性化政策的施加，进而伤及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在过去，代理人战争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新冷战绝不应在今天上演的原因。平衡外交政策和大国竞争的道德层面是艰难的，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要求决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2022年10月7日通过的对华出口管制就是政策选择的典例：一方面，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将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生计，特别是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技术领域；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中国将半导体应用到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军事领域，这一抉择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新疆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佩洛西访台等事件已经将我们卷入了政治狂热之中。

对中国的公开围猎：美国信心的减退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一直为美国所不满。中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尽管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令人意外，但支持战争并非中国的立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对于莫斯科的支持远大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乐意承认的。中俄领导人频繁互访，中国就终止战争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含糊其辞，并竭力避免提及战争。现在，战争持续越久，北京就越倾向于采取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场战争。外界对于中国的行为同样存在误解。需要说明，在加速分裂的俄美关系下，俄罗斯会竭力通过各种手段争取中国的支持。俄罗斯的动作迫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亲俄立场。譬如，俄罗斯极有可能蓄意炮制出“入侵乌克兰情报泄露”风波，使中国陷入“未能阻止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道德困境。其他因素同样导致中国被解读为战争支持者，但我们难以确定中国是否真的提前知悉了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极有可能对于本国军火企业与俄罗斯的合作一无所知。

对中国而言，俄罗斯并非最佳伙伴，中俄关系也并不是所谓的邪恶轴心。两国之间同样存在深刻的分歧、历史复杂性和关系断层。中国并不愿意将当下的局面视为新冷战（苏联在冷战中失败了），但美国释放出的敌对信号正在迫使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中国同白俄罗同样关系牢固，而白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北京选择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高层会晤，这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如今，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正在加重中国的负担。

针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战争物资的调查，已经说明国会（而非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围剿已经进入“开放季节”。中国正是这场狩猎的目标。尽管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等部门都努力地各司其职，但政府内部始终无法就中国问题一致行动。能源部发布的有关新冠疫情来源的低可信度报道，证明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既缺乏协调，又缺乏信心。在道德恐慌下，华盛顿坚信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背信弃义之举，这一认知几乎已经成为了条件反射。然而，就像迈克·马扎尔(Mike Mazarr)撰写的国家竞争力报告所体现的一样，开放、自由的社会系统和自信的心态是赢得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如同免疫系统，美国的开放社会是他的首要优势。因此，试图通过牺牲开放社会来赢得对华竞争未免代价惨重。对抖音和孔子学院的全面禁止正是美国失去自信的表现，这种信心的折损更是在特别委员会的谈话中表露无遗。再比如，针对中国气球的过度反应和对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土地的全面禁止，这些都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这些反应不仅显得“很不美国” ，更无助于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挑战。

博客主持人郭怡广将俄罗斯拉拢中国的行为形容成“第三者留纸条”式的“挑拨离间”。这段叙述极其形象且通俗易懂：“它（俄罗斯）会在美国看得见的地方给中国留下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写着，“嘿，昨晚真是太棒了，迫不及待想同你再次相见。你有没有想过我会问你‘跟我一块走吧’？” 显然，这张纸条是写给美国看的。

 恢复美国的领导力：与中国寻求共存

事实上，中国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要想应对这一挑战并捍卫美国“至高无上” 的全球地位，美国需要内外兼修。国内社会的复原力和稳定性是支撑美国竞争实力的关键。政策重点应着眼于劳动力升级和经济韧性的修复，而非注重于如何阻止中国入侵台湾。人力资源也是关键，因此我们还需要健康的移民政策。在国际影响力与全球领导力方面，美国需要接受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转变——正在崛起的不止是中国，还包括其他国家。因此，美国需要欢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完善国际体系和秩序。毋庸置疑，实现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和全球一体化是美国的核心目标。欢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不意味着姑息中国的违规行为，但美国同样需要反思自身的诚意和实际付出（如退出全球贸易以及在WTO中的角色）。相应地，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也说明了问题所在：对全球责任的主动放弃或让渡，是导致美国领导地位衰弱的关键。现在，无论我们如何讨论对华竞争的致胜手段，美国和中国都会在各类层面上紧密相连。共存会是美中关系面临的长期现实。因此， “生存威胁”的叙事绝不可取。这种叙事无法令人接受：它将导致美中你死我活的竞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持久战，就像迈克·格林在《真正的中国通》一文中写道：“（美国）迟早会反击中国，但在竞赛结束之后，两国都必须寻找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