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远：中美竞争其实是两个镀金时代的冲突

作者：vera

2022-09-13

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于8月31日在《NOEMA》杂志上发表题为“镀金时代下的美中竞争”（The Clash Of Two Gilded Ages）的文章（点击阅读全文），提出当前美中两国所处境遇宛如“十九世纪‘镀金时代’再现”，即表面繁华灿烂实则暗藏危象。这些危象主要包括贪婪与腐败、权力斗争、资本对政府的过度干预、民主危机等。洪源远教授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激烈较量并非未来谁将坐稳“全球头号交椅”，而是谁能先于对方处理好本国危机，解决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种种冲突和问题，让资本服务于公共利益。

“镀金时代”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反腐斗争

历史学家H.W.Brands在《美国巨人》中这样描述“镀金时代”：“尽管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觉得不对劲，像是一颗螺丝钉松动了，或是车轮失去了平衡。正如最近的危机所揭示的那样，繁荣并不稳定，不平等空前显著。资本家正控制着政府。”洪源远称，他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洪源远指出，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和腐败。洪源远提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是现代太子党——他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的元老之一，而薄熙来以他的个人魅力在众多党内官员中脱颖而出。BBC评价其为“最西式的中国政治家”。薄熙来担任重庆省委书记期间，曾大张旗鼓地开展“唱红打黑”活动，为底层百姓提供福利，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薄熙来曾是中共最高职位的竞争者，然而在2012年他却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对薄熙来的公开审判揭露了他与资本家徐明的勾结。多年来，徐明赞助了薄熙来一家的奢侈生活，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和国有银行的慷慨贷款。洪源远称，关于中国崛起最大的谜团不仅是中国如何致富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在腐败猖獗的情况下致富。“准入型腐败”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但完善的问责机构能够削弱腐败带来的伤害，但中国却并没有相似机构。问责机构的缺失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政客们收受贿款，服务资本家的利益，大量地建设、借贷和投资并贡献GDP；另一方面，政客们将公共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抛之脑后，积累了大量债务和白象工程。

同时，洪源远指出，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加剧了自由市场无序扩张和管理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发生在2021年的“监管风暴”令无数投资者“落荒而逃”，数十亿的股票价值化为乌有。这意味着在如何妥善处理国内资本主义和政府关系上，中国还任重道远。

“镀金时代”下的美国：“美国梦”的重建与民主危机

中国的繁华之下危机重重，美国经济的向上攀升之路也“险象环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激增，经济增长乏力，2008年金融危机再一次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前景。许多专家将其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即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然而，林赛和特勒斯（Lindsey and Teles）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从住房、金融到知识产权，官商勾结已经削弱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美国不再是拥有新兴经济体自由的国度，而是为累积的规章制度、政治交易和利益集团所束缚。

洪源远选择比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作为美国镀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斯坦福在加州创立了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中步太平洋铁路公司，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并最终捐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修建铁路既昂贵又危险，因此，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861年，就在创建中太公司几个月后，斯坦福被选为加州州长。一上任，他就力劝州议会投资数百万公共资金用于铁路建设。斯坦福的同事通过行贿说服政客们通过法律，使公司利润最大化，同时将失败的风险转嫁给纳税人，官商勾结在1862年的《铁路法案》中达到了顶峰。

洪源远指出，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不天生兼容，一直是紧张共存的，因为前者强调平等，后者的繁荣建立在不平等之上。这种对不平等回报的承诺驱使个人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投入到成果中；不平等程度越高，这种驱动力就越强。总的来说，这促进了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然而，同样的动力也会导致贪婪和腐败，因为成为顶尖企业不再一定要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相反，有利的法律、政府救济、税收减免和监管豁免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宣告了拜登承诺地“重建更好的美国”与资本主义干预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值得思考的则是如何终结“资本家垄断市场、收买政府——甚至成为政府——政府服务于资本”这一恶性循环。

美中之间的“时与势”竞争

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并没有陷入 “文明的冲突 ”之中，而是陷入一种奇怪的大国竞争形式：两个镀金时代的冲突。镀金时代之下，两国的辉煌与阴暗都在世界瞩目下暴露无余，因此，美中之间的竞争是关乎“时与势”的竞争。“时与势”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对国家权力的攫取，以及普通民众难以承担的金融风险。两国都在努力调和资本主义与各自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领导人也将仕途押在解决过度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只是打着不同的旗号。拜登承诺要 “重建更好的美国”，而习近平主张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则由CCP领导。因此，这两个国家所追求的渐进式改革非常不同。在20世纪之交，当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时，其社会通过政治活动、公务员改革、新法规和投票让腐败的政客下台来打击贪污和不平等。如今，面对去工业化的经济和落后的基建，拜登的策略转为通过有关大型公共投资和提高企业税收的立法。而中国试图通过命令和运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以惩罚腐败、消除贫困和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洪源远指出，我们选择的叙事 (narrative) 构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时与势”竞争的叙事不同于“文明冲突”。首先，不应以刻板眼光去看待文明与民族身份，因为这两者并非与生俱来或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其次，“文明冲突”暗含美中之间因意识形态的差异注定要相互斗争，带有一种渲染新冷战在所难免的险恶意味。相比之下，“‘时势’竞争”的叙事提醒公众，尽管美国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但他们在在本国政治中面临相似或相同程度的困境，而这些困境的根源是重塑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挑战。只有让资本主义为公众利益——而非为一小部分超级精英——服务的国家才会获胜。

每个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都是自己造成的。比如，无须“对手”诋毁，没有什么能比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遭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冲击事件更能反映美国当前面临民主危机之严重了。同样，正是中国政府自发掀起的监管风暴，“吓跑了”大量原本热情积极的投资者。因此，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应该是“谁跑得赢谁或谁能弄垮对方”，而应该是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竞争并非相互毁灭，而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