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编者按】本文写于2008年12月。2016年9月初，G20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在9月4日的欢迎晚宴上致辞时说，“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在中美关系走低的今天，重温司徒雷登与中国的关系或许有温故知新的意义。与本文同时发布的还有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郝平2008年12月12日发表的文章“魂归故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的前前后后”和新华社2016年9月9日发表的报道“杭州给了司徒雷登故乡的温暖”。

历史不能改写，可以假设。

毛泽东也说“假”话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在文章里，毛泽东写到，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当时没有告诉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和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人民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

假如当年司徒雷登去了北京，中国政府会不会“一边倒”死心塌地跟上莫斯科并被卷入朝鲜战争，我们不得而知。

司徒雷登的遗愿

毛泽东在向司徒雷登告别的文章中还写道，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毛泽东没有告诉迷信他的读者的是，司徒雷登并不是“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

司徒雷登是真的爱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被当时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勒令不能讲话，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心情抑郁的他在照顾他的傅泾波家里不幸中风，从此靠这个中国家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度过余生。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留下的遗嘱是希望自己能够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在1926年去世的夫人就葬在那里。

司徒雷登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并从1919年到1946年出任该校的教务长，新中国许多栋梁人才都出自这个学校。

但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了话，中国自然没有人敢去给司徒雷登平反。如果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了不到10年，中国的“麦卡锡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司徒雷登一直死无葬身之地。

即使在中美建交近30年的今天，司徒雷登还是不能被葬在当年的燕京，今天的北大。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下葬到了杭州。

司徒先生，这个曾经一口杭州话、回到美国被同学嘲笑、自诩中国人成分多于美国人成分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杰出的文化特使、天才的教育工作者、蹩脚的外交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友好和交恶的见证人，终于魂归西子湖畔。

用王学进的话说，“此次杭州市政府用隆重周到的礼节完成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不仅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圆了先生魂归中国的遗愿，也极大地修正了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完成了驱魅的任务，这对于加深中美友好以及廓清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群白发苍苍的老燕京人参加了司徒雷登的骨灰下葬仪式。

他们未经官方许可，在下葬仪式开始后用自己带的光盘设备播放了“Amazing Grace”和“美国国歌”。也许，司徒老人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也许刚刚换了校长的北大会重温燕京之父当年的训导，“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假如没有习近平的努力，司徒先生的骨灰可以远渡太平洋回到杭州吗？

别不了，司徒雷登代表的价值

司徒雷登不是白求恩，但的确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所代表的价值观也许是我们中国人需要拥抱的价值。

不过，在2008年的中国，毛泽东的“阳光”还普照着，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他的“英明”还滋润着许多中国的学者和精英，与毛泽东当年讽刺、挖苦和攻击司徒雷登的经典异曲同工的文章还层出不穷，仅仅最近几个月就有陈奎元的《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冯虞章的《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徐天亮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求是的《三权分立是不可能普世的》和李必胜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 》。

但是，无论怎么说世界上的任何价值都有阶级性的，不管如何指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每时每刻都在策划颠覆中国，瓦解中国，灭亡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中美两国都拥有辽阔的国土，都是多个民族并存，多种文化融合的国家，都生活着勤劳智慧的人民，中美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而存在着差异，在有利我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

“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的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幅丰富多彩的殿堂。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对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文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各种偏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胡锦涛的话其实是对司徒雷登的精神的最好的总结。

司徒雷登1876年在杭州出生；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抗战期间被日军囚禁；1946年出任中国大使；1949年返回美国；1962年病故；2008年又“重返”中国。

132年，中国从弱到强，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每一步都受到国内和国外势力的干扰、左右和影响，每一步，无论是向前还是退后，其实都在朝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目标艰难地迈进。

司徒雷登死后46年才能返回自己深深爱着的土地。

中国的改革也就要过30岁的生日了。

中国的更进一步的改革也许不会再需要太长的时间。

假如1978年年末没有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举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历史最为波澜壮阔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变革就不会启动。

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还会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我们自己的心态也会如毛泽东当年的描绘，“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还会背着他们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包袱，“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中国人民“先进”不起来，司徒雷登也回不了中国。

改革走到今天，中国已经不能、也不会“别了，司徒雷登”。

别不了，司徒雷登。

【附文】

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

1949年8月18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2]。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魂归故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的前前后后

郝平

中华读书报

2008年12月12日

【编者按】2008年11月17日，在去世整整46年之后，司徒雷登骨灰自美国华盛顿迁葬杭州半山安贤园。相信多数人知道司徒雷登，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评论文章中，司徒雷登被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大遭讽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我国也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此番迁葬，可说是魂归故里。

司徒雷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司徒雷登都被作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司徒雷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逐步还原司徒雷登的真实面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可以说是魂归故里。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也是他儿时生长和青年时工作过的地方。同时，杭州还是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安息地。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曾在杭州开办过学校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在杭州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是长子。从1876年到1887年，司徒雷登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曾这样写道：“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郊游，在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我们举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们到山里阴凉的古庙里避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极富诱惑力的探险。”11岁，司徒雷登被父母送回美国读书。28岁，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重返杭州，直到四年后赴南京金陵神学院任职，并从此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政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的一生是复杂而多面的。他既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关系甚笃，又曾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客。从1876年6月24日在杭州出生，到1949年8月返回美国，除去在美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中国前后共生活了56年之久，所以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我认为，司徒雷登的一生有着六大功绩和两大过失。

辛亥革命爆发时，司徒雷登是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和美联社的特邀记者，他成为向国外报道中国辛亥革命，并将其誉为“中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人。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司徒雷登是反法西斯的勇士。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内地，组建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一直坚守在北平。他因支持燕京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在被监禁期间，他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英文小册子。

年逾古稀之际，他在中美两国和国共两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深恶痛绝。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溃败之际，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使中共与美国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他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无奈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之后，虽然遭受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但仍然坚决反对美国右翼“一中一台”分裂中国的言论。

司徒雷登一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然，司徒雷登也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司徒雷登是传教士，他从意识形态上对马列主义带着很深的偏见，并多次发表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代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立场，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持偏袒的态度。也正因此，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代表的角色给予了严厉批判。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青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极高的评价。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1973年和1974年，应周总理的秘密邀请，傅泾波先生两次回国，并两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的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的答复。1986年1月，傅泾波亲笔上书邓小平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安葬的问题。同年6月底，中央书记处做出批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后傅泾波先生因健康原因始终未能再次回国，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之事也就此搁置下来。自傅泾波先生1988年去世后，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由傅的女儿傅海澜女士供奉在家中，直至今年11月17日上午，在他去世46年之后，得以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落土为安。

我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还多方打听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据司徒雷登回忆录记载，他的夫人1926年病故后，被安葬在中关园的墓地。为此，我专程前去实地查找。文革前，北大在中关园建宿舍，把原先的墓地迁出去了。由于当时没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墓葬到底被迁往何处。当时，我分析也可能会就近迁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也曾两次前去查过万安公墓的档案，可依然一无所获。听万安公墓管理处主任介绍，北京还有一处专门的外国人墓地，他会帮我留意，继续查找下去。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在司徒雷登骨灰的安葬仪式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发表感言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对此，我深有同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杭州给了司徒雷登故乡的温暖

丁永勋

新华每日电讯

2016年09月09日

在9月4日的G20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说，“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一个中国人熟悉又隔膜的名字，这一次作为中美两国友谊的代表，出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

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在清末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但司徒雷登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司徒雷登的“中国人”身份，始于杭州，最后又因为他的骨灰归葬于此，也终于杭州。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直到11岁回到美国读书，他都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并认杭州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04年，司徒雷登结婚后偕妻子回到中国，第一站也是杭州。在这之后，他的主要事业是传教，并钻研汉语。1908年开始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曾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在杭州，他参加创建了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他的弟弟后来成为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创办并长期主持燕京大学。在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清末，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后来计划重建，将其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非常了解中国，且学养出众、令名远播的司徒雷登，成为在华美国人公推的校长人选。

司徒雷登接过了这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曾骑着毛驴为新学校选址四处奔波，为筹集办学经费四处化缘，用传教的虔诚和毅力，在北京西郊建起了一座园林一样优美的大学。如今，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但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园，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今日燕园的湖光塔影、中国风格的校长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基本保持了司徒雷登主持设计的原貌。

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原则。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作为教育家，他深知“大学不仅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的道理，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短短时间内，燕大名师云集，几乎个个如雷贯耳:洪业、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张东荪、冯友兰……

同时，他积极推动燕京大学与一流名校交流合作，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个学术项目至今仍备受推崇，被视为学术质量的保证。

司徒雷登出色的建设和经营，让燕京大学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迅速提升，短短十多年，已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在80多年前，就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就超过100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燕京大学还是中国新闻学、社会学教育最早的开拓者，培养的著名校友有冰心、费孝通、侯仁之、杨绛等，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作为校长，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在日本侵占华北期间，大批燕大学子从沦陷区奔赴解放区，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们送行。

司徒雷登后半生背上“美国在中国彻底失败的象征”的标签，源于他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大使任上，他曾受邀到杭州参加活动并祭扫父母亲之墓，并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中国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前夕，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广州，希望充当中国内战调解者的角色，但最终因为形势剧变，不得不悄然返回美国，随即退休直至去世。

因为他在驻华大使任上的表现，“举世无仇敌”的司徒雷登成了各方眼中都不受待见的人。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因为那篇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文章，他成了对华侵略政策代理人和声名狼藉的失败者的代名词；回到美国，他被支持国民党和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当局“禁言”，还被一些人骚扰攻击，贫病交加，孤独落寞。如果不是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晚景会更加凄凉。

1962年9月，卧病多年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他最后的遗愿，就是把骨灰送回中国，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早已成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燕园，司徒雷登留下的建筑仍在使用，但校园里至今没有一座司徒雷登的塑像，早年安葬于此的其妻墓地，也不知所终。

在傅泾波后人持续不懈的推动下，司徒雷登的第二故乡杭州，最终接纳了他。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虽然这不是遵照他遗愿的最优选择，但杭州是他出生成长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父母和弟弟的长眠之地。生于斯、葬于斯，也算完成了他叶落归根的心愿。

杭州，这个美丽包容的城市，给了司徒雷登这个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故乡的温暖，也成就了两个大国之间超越历史的友好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