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邓小平是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

作者：胡伟  来源：中美印象

纪念南方谈话30周年

30年前的今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结束了南方之行，华夏大地如沐春风，人们奔走相告，心中充满了期待。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消除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让中国大踏步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为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目前已经有不少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但往往是就事论事。应当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线索来审视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作为新时期中国政治的掌舵人，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韬光养晦”的大韬略以及浦东开发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大手笔，化被动为主动，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化险为夷，再创辉煌。通过这段精彩历史的回顾，并追溯1978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中窥视邓小平是如何以高超的政治艺术驾驭两个大局、为中国发展争取关键战略机遇期的。

一个大韬略、两个大手笔：1989年后统筹两个大局的一整套战略策略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风波，随后美国联合西方及全世界的追随者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中国则开始了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政治上的反和平演变，改革开放处在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1991年夏，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顷刻间被推向了孤独的社会主义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向何处去？这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南方谈话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台的，是邓小平面对极为艰难的国内外局势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大手笔。当然，邓小平运筹帷幄的不只是南方谈话，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一整套战略策略——南方谈话是其中的最高潮，也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1989年后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一整套战略策略，首先是制定正确的对外方针。“六四事件”之后，面对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打压，邓小平及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政治大韬略，其完整的表述是当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以概括的28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绝不当头。这28个字，字字珠玑，主要蕴含了三层意思：第一，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应当采取什么姿态？是沉着冷静还是头脑发热，这是处理问题的大前提，为此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第二，沉着冷静之下，应当遵循什么原则？邓小平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精髓，把道家“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运用到极致，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第三，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最后的落脚点是什么？邓小平明确告诫：中国不当头（不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不扛旗（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1990年12月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韬光养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化解中美冲突，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中国不出头扛旗，才能避免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走向全面对抗，才能在中美关系面临危机时转危为安。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20个年头被寄以更大期望之时，中美关系却跌入低谷。在这个危机时刻，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议要尽快结束当时严峻的中美关系，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并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邓小平还表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继续指出：“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最后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这就是邓小平——清醒、务实、睿智、果断，举重若轻、绵里藏针。当然，单纯对外韬光养晦还不行，还必须对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美国当时为什么打压中国？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问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了疑问。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邓小平在总结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巨大冲击中站住脚的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和国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巍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他对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1989年5月底和6月邓小平多次嘱咐中央负责同志：“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他还明确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惟此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从根本上扭转不利局面。

如何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恰在此时，上海提出要开发开放浦东。邓小平敏锐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浦东开发开放从原有的地方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1990年4月18日中央正式宣布上海浦东开发开放。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5月4日报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1990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样描绘他心目中的浦东新区。由此，“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方针。

可见，在1989年后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面对海内外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疑虑，邓小平明确在国际上“不扛旗”，却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并高屋建瓴地打出了上海这个“王牌”，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浦东开发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1989年后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一整套战略策略的一个大手笔。

另一个大手笔是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中国搞市场经济。由此邓小平通过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不会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走回头路，而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南方谈话的前因后果与历史意义：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继1990年作出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后，邓小平又于1992年发表了南方谈话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振聋发聩的论断，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故事”可从一年前讲起。1991年1月27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视察。28日晚抵达上海。在去往住地的途中，听取了市委书记朱镕基的汇报。邓小平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8月19日，苏联局势动荡。20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国内外局势时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南方谈话的最大亮点，是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大命题。

邓小平在1985年曾概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此时，政治上发展民主的目标已经很清晰，但经济上的改革目标是什么仍语焉不详。从历史线索上看，“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晚于“民主政治”。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实际进行的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包括1980年前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开始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但首次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则是1992年的事情。这一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这一论断相适应，邓小平在南方谈话还提出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些内容，都已经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一个星期，2月28日中共中央将此次谈话要点概括为六个部分，作为中央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作者陈锡添后来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在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其实涉及了上述两点内容，只是表述有所不同，如“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全党和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4月4日，江泽民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同志：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传达后，举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改革和发展的认识更深化更统一了，大家的劲头很大，积极性大为提高，形势很好。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10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在新中国逐步落地，为几年后中国加入WTO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方面对外制定了“韬光养晦”的大韬略，另一方面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先后拿出浦东开发开放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大手笔，邓小平就是这样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1989年后通过一整套战略策略，成功消除了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的怀疑，为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又一典范

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超水平，不仅体现在包括南方谈话在内的上述历史画卷之中，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也是邓小平统筹两个大局的典范。改革开放，实质是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通过改革来推动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从而把中国搞上去。这本身就蕴含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深刻内涵。

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在探索怎样才能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邓小平深刻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实现对外开放，乃至中国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都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判断和抉择。

为此，邓小平1977年12月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判断，改变了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谋求宽松的外部环境。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文革”期间的“输出”革命，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文革”时期“造反派”曾在中尼边界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中方人员也曾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语录及像章。结果缅甸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尼泊尔则要求中国撤走部分人员。就此，1978年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向李光耀求教现代化的经验，李光耀却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李光耀说，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既然和平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那么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就成了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这不仅要处理好周边外交，更要处理好大国外交。

在1978年中共决策层酝酿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邓小平也在布局中美建交。1978年7月，中美开始进行建交谈判，但进展缓慢。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2月13日开始闭幕会，但中美建交谈判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美方提出了修改过的草案，邓小平当场拍板同意。15日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短短几日内一锤定音，大大超出各方预计。16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开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在中美建交问题迎刃而解之后，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可见，1978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布局，实际上是“明”和“暗”两条线同步进行，“明”的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暗”的是中美建交谈判，因为这一谈判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中美两国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从1979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同步进行的。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运筹帷幄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所说“这确实是个大局。”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29日，恰逢中国大年初一，邓小平访美。这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出访，为营造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据美方官员说，邓小平访美的热烈场面在二战后的美国是空前的，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是二战前接待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一次。邓小平访美建立了中美的战略互信。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卡特专门通过美苏之间的热线打电话告诫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

邓小平为什么如此重视中美关系？陪同邓小平出访的一位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位专家在回忆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对此，邓小平并不刻意向美国隐瞒。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89年后中美关系遇到严峻的挑战，邓小平也采取“韬光养晦”的方针，努力予以化解，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结语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此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内和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全面分析、通盘考虑，历来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方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经典性的贡献。

实现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统一、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推进现代化建设与维护中美关系的统一，是邓小平的大智慧、大战略、大格局。从1978年以非凡的气魄同时布局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到1989年后以超人的智慧打出一套“组合拳”，包括对外韬光养晦、对内开发开放浦东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大韬略、两个大手笔”这一整套战略策略，邓小平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很好地统筹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理顺了中美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改革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苏东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面临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显现的重大挑战、重大机遇、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决策层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通过浦东开发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决策，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了典范。对南方谈话的认识，需要置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中。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30周年！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博导。本文部分内容摘自作者的新著《现代化：世纪的追逐与思想》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来源时间：2022/2/21   发布时间：202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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