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世间再无杰维斯

作者：唐世平  来源：国政学人

编者按

2021年12月10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因病去世，享年81岁。杰维斯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伟大先驱，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就在八年前，同为国际关系理论巨匠，也曾在哥大任职的肯尼斯·沃尔兹去世。两位大师的离开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知识遗产。国政学人特转载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对杰维斯的一篇追忆。

罗伯特·杰维斯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1940-2021)，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阿德莱·史蒂文森讲座教授、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74-1980)和哈佛大学(1968-1974)任教授。2000—2001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理论、决策分析、核战略和美国外交政策等，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专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是政治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

一、时代造就了杰维斯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大可能产生杰维斯了，就像我们现在不大可能产生肯尼斯·沃尔兹了一样，他们都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今天北美的政治学界，他们的写作风格和具体做法都很难生存。在如今，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中小理论，几个实证假说，然后就是一堆验证，不管你是用何种方法。

因此，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恐怕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黄金时代，有很多重要的学说或者大的理论涌现。现在在座的各位都生不逢时。这一方面是难以发展出强大的大理论，另一方面是我的那本《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也许是“最后的(关于国际政治的)大理论”，因为它基本解决了几个大理论或者几大范式之间的争辩。我要强调，我的那本书的缘由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解决某些争辩，而同样是源自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国际体系中战争的频率和国家数量的变化。事实上，杰维斯在2000-01年做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时候，他的主席讲演就是“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也就是说在大国和平时代，我们还研究战争干嘛。当然他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个深刻变化的人。

其次，我想大家也都已经认识到的，现在的社会科学非常强调方法的训练。而像杰维斯这一代人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方法，他后来的有一些著作可以说有一点方法，但主要的风格仍旧是说一个理论点，然后用几个例子来佐证，不断的跳跃。现在，我们不大可能像杰维斯一样发表他那样的东西。如今的时代，这样的东西你投到任何杂志，基本上都是编辑直接就给你毙了，认为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科学方法。

二、杰维斯的个人特质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们都不大可能成为杰维斯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天赋上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成为杰维斯。杰维斯是1940年生的。我认为，他的同龄人中，可能只有Ned Lebow大概接近他的水平，只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杰维斯更多的是发展理论，而对实证没有太多兴趣。相比之下，Lebow更接近我们今天对方法的要求。Lebow 1981年的那本Between Peace and War是一本经典的著作。在国际关系界，他是最早的几位运用扎实的比较案例研究来研究国际危机的。在当时的国关圈，Lebow的做法是非常少见的。

杰维斯有四个主要的导师，其中的一位是ErnestB. Haas(杰维斯说他一直不喜欢Ernest Haas的研究)。因此，他自己说他最重要的导师是：Glenn Snyder，Erving Goffman(当年在伯克利), 以及Thomas Schelling。所以首先杰维斯有非常伟大的老师。Goffman和Schelling当然都是大家，大师级的人物。Snyder和Haas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影响也挺大，他们都至少对欧洲非常了解。特别是Haas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也还不错。

除了天赋和导师之外，恐怕还要加上学术野心或者抱负。

我猜，当杰维斯想到他的博士论文的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一定知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他的老师也肯定知道这一点。说到这，我觉得大家在选题的时候，还是应该想点有野心的题目，不要做太没有野心的题目。那样的东西做出来了，大家也不看，或至少不会记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杰维斯就是只写出了被翻译过来的这三本书，大家也一定会记得他的工作。绝大部分的书是没人记得的，因为太平庸了。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至少应该努力写一本好书，按照写《白鹿原》的那个作者陈忠实说的，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

三、杰维斯的学术脉络

第三个部分我会稍微讲得详细一点，主要讨论他的学术脉络。

要理解杰维斯这样的人的学术，你不能只是读了他的一本书、两本书，最好你都读过，然后你还读过他的某些文章，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的理解。杰维斯的东西不像米尔斯海默的作品(也许是头脑?)那么简单。所以如果你们觉得米尔斯海默是你们最喜欢的作品，一定要调整一下方向。

其实，将杰维斯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连起来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政治心理学，另外一个(也许大家都想不到)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或者说是对冷战的关怀。后者主要是对冷战中美苏之间的“阻吓”(威慑deterrence)以及合作的可能的探讨。可能同样只要的是，这两条线是相互交织的，所以他对“阻吓”、“强迫(compellence)”的理解是超过一般人的。

比如，大家可能知道，杰维斯还有其它三本重要的著作。其中一本是和Lebow，Janice Stein，以及Jack Snyder合写的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心理学和阻吓》，1985)。这本书考察了比如马岛战争，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阻吓等案例。而他的另外两本书，其中的一本是The Illogical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美国核战略的非逻辑性》，1984)。这本书主要是批评当时美国的核战略，尤其是Paul Nitze主导的说要“要准备好打核战争而且要赢”的美国核战略。之后，1989年杰维斯也写了另外一本书，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核革命的意义：治国之道和世界末日的可能》)。这本书还获得了1990年的Grawemeyer Prize。

简单说来，杰维斯对阻吓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细致。基于政治心理学，他不断告诫我们要行使阻吓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解：你要先阻吓某个人或者某个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不断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就可以了。

杰维斯后来的许多工作都是试图探讨：如何消除错觉、误解和误判，在无政府状态下避免冲突，促成合作。这时候就要提到他1978年那篇“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的论文。这是一篇真正的杰作：它奠定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基础(尽管有些错误的理解)。而杰维斯本人到后来对“rational deterrence”的批评，包括1985年他对美国核政策的批评，和1989年他试图完整阐述核革命的意义，可以说都源自他1978年的这一篇文章。

我过去说过，好的研究是可以生长的。杰维斯的1978年的这篇文章是最贴切的例子之一。他1978年那篇文章慢慢地发展出好了几本书。因此，如果你写了这篇文章不知道下一篇该写什么，那么这篇文章可能你就不要写，因为它肯定不咋滴。好的文章是你在写这篇，其实已经知道下篇要写什么，如果你只有一篇文章写完了就没得写了，那基本上是在凑数。

最后到1997年的《系统效应》。这本书是杰维斯经过漫长的积累，不断学习，不断生长的结果。说到这，说个真实的花絮。杰维斯在他的前言里提到了一下，但真实的版本更加“好玩”。大家注意到1991年的时候，他就“系统效应”发了一篇文章，发在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之类的，不是特别顶级的杂志。他在前言里边提到，他的文章被几个期刊拒掉了，然后午间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说给大家听，他的同事心里都暗喜，心想“杰维斯的文章也会被拒啊!”。其实这个故事还有更透彻的。其中某个杂志的审阅者之一在评语中写道，“这个人写东西就像杰维斯，但是他不是杰维斯!”。

《系统效应》应该说是杰维斯的毕生积累。所以我一直推崇这本书，对翻译的这部著作的李少军老师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这本书更是大杂烩了，生态学、生物学、控制论，当然还有政治心理学和IR等。《系统效应》不仅仅是给国关的人看，他是一种系统思维，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你不要像谢林那么去理解，不要像James Fearon 那样去理解，你也不能像温特那么去理解，他们都太简单。在这个行当里面，你被人说成是一个 “头脑简单”的人是一个最最狠的批评。我认为米尔斯海默就是这样的典型，而且还不断地重复他自己。

四、杰维斯的特质

这里的两个方面，我只讲了造就杰维斯的一个表面，他真正的核心我认为有三点独特的，与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保持开放心态的人。杰维斯在多次采访中承认，他一开始是一个强硬派，或者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据杰维斯自己回忆，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是听谢林(Schelling)和Anatol Rapoport于1965-66年在伯克利辩论美国的冷战战略。当年在冲突研究领域，Rapoport(1911-2007)也许是仅次于Schelling的博弈论大师级学者了。Rapoport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谢林一直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辩论中，杰维斯突然意识到，他们辩论的关键不在于美国该怎么办，而是一个前提，那就是苏联的意图是什么，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因此，到底是威慑战略合适，还是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更合适?而他此后对知觉与错觉的研究进一步让他意识到，冲突完全可以是由错觉引发的。

由此，杰维斯觉得谢林不对，或者说也不见得对。这对杰维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谢林那时候就像“神”一样。大家应该知道谢林在五几年就已经成名了，他在1960年的《冲突的战略》是几篇文章的一个集子，他在1966年的书《武力和影响》其实也是个文集。

但是杰维斯是一个非常open-minded的人，就是他能够承认自己是错的，转而他才可以怀疑谢林是错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当然谢林也是一个比较open-minded的人，因为尽管杰维斯批评他对威慑的理解，谢林对杰维斯还是非常提携的。也许到了杰维斯和谢林这样的水平，就是天才之间是可以尊重天才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你足够聪明，那么你就干吧。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开放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知道，我的一些研究其实是发展杰维斯的，我很多时候都是批评他的某些缺陷的。但他对我工作的评价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对我的成长也是非常提携的。他一直不认为自己非要都对，他只要足够对就够了。

第二点，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体会，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广博的知识面。

第三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学术野心或者抱负。杰维斯不做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直面最紧要的问题。在冷战时期，这个问题就是国家如何合作，避免冲突(以及可能的“世界末日”)。

总之，杰维斯在六七十年代出道的时候，他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1968年毕业后进入哈佛教书，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才。没人会怀疑他是不是“未来之星”。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最后能否成为大师，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个牛人。

五、我们能从杰维斯身上学到什么?

第五个问题是：我们能从杰维斯身上学到什么。上面我也提到了一些。总结一下，我认为有四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关怀一个真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做虚无的东西，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东西很虚无，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关心真实世界、关心真实问题，杰维斯关心的问题显然大家都能理解。我说了，政治科学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是合作与冲突，一个是国际的兴衰，杰维斯关注什么问题，就是合作与冲突，与信任有关。因为你看，所有的合作与冲突，都与应不应该有信任有关，都与能不能读懂对方有关，这个是重要的。

第二个当然是要知道很多东西。广泛的阅读量。

第三当然是付出，付出时间，精力，并且准备牺牲某些东西。

最后一点，相对难一点，也是一种自信，就是要不断地挑战你自己。其实杰维斯70、76年写的那书足够了，那为什么后来1985和1989还写，1997年还在写，现在还在写。他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他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学者的标志。

来源时间：2021/12/13   发布时间：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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