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与规律

作者：王伟男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自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大选”至今，美国从未间断对台湾“大选”的介入。本文梳理了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总结出若干规律，主要包括：其一，在介入台湾“大选”问题上言行不一；其二，中美关系平稳或紧张的基本态势是影响其介入取向的首要因素；其三，对台湾“大选”的介入方式灵活多样；其四，介入台湾“大选”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不反对具有明显优势者。美国对2020年台湾“大选”的介入取向表明，美方可能不再把台海和平与稳定作为其介入台湾“大选”的基本取向之一。大陆也必须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进步来提升自己影响台湾政治走向的能力。本文原载于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作者授权本站发布，在本网站发表时作者略有修订。本文作者王伟男，为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

引言

选举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政治权力实现平稳过渡和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选举的结果不仅直接决定着当事国/地区的政治秩序，也会对其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他相关国家/地区也希望该国家/地区的选举结果符合自已的利益取向。正因为此，许多有能力的国家/地区都希望对其他特定国家/地区的重要选举进行某种形式的介入或干预，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来看，一个国家/地区介入另一个国家/地区的重要选举确实是常见现象。冷战期间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常干预各自阵营成员、对方阵营成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选举事务。某些国家/地区通过游说、政治献金等途径，对其他国家/地区的选举施加影响。这种现象到冷战结束后并未消失。此外，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向某个国家/地区派出观察员或工作团队，监督或协助其重大选举事务，也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介入某个国家/地区选举的重要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是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授权、也得到当事国/地区同意的合法介入。

最近几年来，非法或处于灰色地带的跨国/地区选举干预，正在成为国际舆论讨论的热点议题，其中尤以美国部分人士指控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透过散布假消息、甚至以黑客手段窃取美方敏感信息以干预美国大选的“通俄门”最为引人注目，这件事甚至导致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士提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曾于2018年9月2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指控中国试图干预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举，遭到中方严正否认。[1]事实上，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几十年来一直干涉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对台湾地区的历次重要选举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也是美国实施对台政策的重要途径。

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依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选举是其政治体系运行的重要环节。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开始于1996年3月、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即所谓的“大选”。除“大选”外，目前台湾地区的重要选举还有在“大选”同一天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以县市长和县市议员选举为主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各个政党和社团组织内部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选举活动，主要政党如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较为引人注目。而美国最在意的是四年一次的台湾“大选”，因为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和个人及其组建的执政团队，是代表台湾当局与美国打交道的行为主体。美国要确保台湾当局能够服从、至少不违背美国的意志，维护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对台湾历次“大选”几乎无役不与，以多种形式和手法影响选举结果。本节先对迄今为止的七次“大选”及美国介入情况进行简要回顾，下节再探讨其中的若干规律。

1、1996年“大选”

1996年3月23日，台湾地区举行了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的首次“大选”。美国一直是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手，所以确保这次“大选”成功举行也符合美国的期待。而李登辉被奉为台湾的“民主先生”，也是美国国会里亲台议员们力捧的对象。早在这次“大选”前的三年时间内（1993-1995），美国第103届（1993-1994）和104届（1995-1996）国会先后提出近20项涉台提案，其中多数都建议美国行政部门对台湾当局的官员发放赴美签证，并派遣美国内阁级官员赴台访问。这些提案中最后有3项完成立法，6项修正案获得通过。虽然这些法案对行政部门没有强制力，但确实对当时的克林顿当局造成很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其直接结果就是不得不违背之前拒绝李登辉访美的政策取向，放行李登辉于1995年6月以康奈尔大学校友的身份访问美国。[2]毫无疑问，此事对于提高李登辉在台湾选民中的声望、确保他在次年的“大选”中获胜，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李登辉访美后，中方为了表达严正立场，从1995年7月份开始，在台海地区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在1996年3月台湾“大选”前半个月左右，大陆军方又在相关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一些国会议员声称美国应该承诺“保卫台湾”，要求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在台湾“大选”结束后邀请当选的领导人访问美国。[3]美国国防部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集结在台海附近水域与大陆军方对峙。这也是美国自19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后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五角大楼发言人当时声称，这些军事调动是为了“确保中国人对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不会做出任何错误估计，并向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再次表明，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我们的利益所在。”[4]随后，李登辉在“大选”中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以54%的得票率高票当选。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这次“大选”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武力保护下完成的，美国对这次“大选”进行了最直接、也最“暴力”的介入。

2、2000年“大选”

2000年3月20日的台湾“大选”，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实现首次所谓“政党轮替”的“大选”。在“大选”前的1999年7月，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公然提出“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导致两岸关系再次紧绷。李登辉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两国论”的根本目的，从长远来看是在下台前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加大在岛内舆论场营造“台独”政治氛围的力度，加快推进“台独”思潮合法化的进程；从短期来看则是暗中配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及其候选人陈水扁，打击当时明确反对“台独”且选情相对乐观的宋楚瑜。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宋楚瑜，李登辉还指使国民党人士于1999年12月9日抛出“兴票案”，[5]受此影响，宋楚瑜的清廉形象遭到打击，选情转差，最终以小幅劣势败给陈水扁。

美国国会当时正极力推动《加强台湾安全法》的立法进程，企图以此取代《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当局提供更多、更明确的“安全保护”。克林顿当局面对国会的压力，一方面向中国大陆多次强调反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也对陈水扁的言论有所压制，以安抚中国大陆。陈水扁以此为契机，在竞选过程中策略性地淡化“台独”立场，提出所谓“新中间路线”，从而既迷惑了部分反“台独”的选民，也迷惑了克林顿当局。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美方终于松口表示“不反对陈水扁当选”，实际上解除了岛内部分亲美民众对陈水扁上台后可能导致台美关系紧张的疑虑，成为陈水扁走向台湾地区最高权力殿堂的临门一脚。

此外，当前述“兴票案”持续发酵并严重冲击到宋楚瑜的选情时，宋楚瑜的政敌也曾指控其长子宋镇远利用“兴票案”中“不法所得”在美国加州购买五栋房屋，而宋镇远自述其购房款主要来自他在美国工作的薪酬收入。以美方的情报能力和发达的金融系统，他们应该有能力很快查清该款项的实际来源。如果宋镇远所言属实，且美方及时公开澄清，就会对宋楚瑜的选情产生正面效应，甚至改变整个选举结果和台湾政治进程，推迟“台独”分裂势力上台执政的时间。而当时的美方选择沉默，并未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3、2004年“大选”

2004年3月20日的“大选”，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次“大选”。陈水扁在第一个任期内先后抛出“一边一国论”“台独时间表”“公投绑大选”等挑衅性议题。此时的美国仍处于反恐战争状态，中美关系因反恐合作而处于较为平稳的态势，美国此时不希望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遭到破坏，迫使美国分散精力和资源来应对。因此，针对陈水扁的一些挑衅性言行，除了大陆方面多次进行警告与抨击外，美方也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甚至给陈水扁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6]

2003年12月2日，白宫发言人明确要求陈水扁当局“不要发表或进行任何足以提高两岸紧张关系或妨碍对话的言论或行动”。最严厉的反应发生在2003年12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时公开表示：“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是我们所反对的。”[7]小布什的明确表态是对陈水扁的重大打击。在“大选”前的2004年2月11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又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没有看到台湾举行“公投”的必要性，美方对台湾“公投”的任何一个议题都不支持。[8]大陆和美方的压力，以及初现端倪的陈水扁家族贪腐案，使得台湾选民更加谨慎。“大选”前的多次选举民调表明，陈水扁的支持度低于泛蓝阵营候选人连战5%左右，[9]陈水扁的执政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但由于“大选”前一天发生了离奇的枪击案，在次日的投票中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胜出。

面对这样的选举结果，泛蓝阵营普遍怀疑枪击案是陈水扁团队的自导自演，目的是栽赃和抹黑国民党，为民进党争取同情票。于是，泛蓝阵营提起“选举无效”之讼，并发起大规模抗争活动，连续多日在“总统府”门前广场上集会示威。面对这样的局面，美方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针，努力使台湾政局保持稳定。美方先是积极安抚泛蓝阵营领导人，要求他们不要升级抗争形式；然后又要求陈水扁不得采取镇压措施，争取让抗争和平落幕；再以“台湾‘中选会’已公告陈水扁当选”为由，由白宫发表声明祝贺陈水扁当选，并以此向泛蓝阵营施压，要他们接受既成事实，停止抗争。美国此举实际上属于“选后介入”，主要目的是维护台湾政局和台海局势的稳定，但在客观上等于帮助了陈水扁。美方娴熟的实用主义手法由此可见一斑。

4、2008年“大选”

2008年3月22日的“大选”，是台湾历史上第四次“大选”。这次“大选”的整体形势一直比较明朗：一是中美关系仍然运行在平稳的轨道上，美方甚至有人提出“中美国”（Chimerica）和“两国集团”（Group 2）的积极倡议，意在进一步加强中美合作；二是陈水扁执政八年间，美台关系因陈水扁的“不听招呼”而磕磕绊绊，布什总统多次表达对他的反感；三是陈水扁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不久，其家族和执政团队的贪腐大案很快曝光，连民进党内的许多人都对他忍无可忍，发起大规模的“倒扁”运动，民进党的选情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四是国民党推出了个人形象清新的候选人马英九，他在宣布参选后获得了更多选民的热情支持。因此，在岛内氛围不利于民进党而有利于国民党的大环境下，马英九的选情一路上涨，最后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胜出。而美方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即支持马英九和国民党，批评陈水扁当局。

2008年“大选”前，美国对陈水扁当局挑起的所谓“入联公投”多次明确表达反对态度。自2007年8月底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门资深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先后针对陈水扁当局执意推动“入联公投”一事，发表措词严厉的讲话。[10]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于2007年12月10日专程赴台，表达布什当局对此前陈水扁扬言可能在台湾“戒严”的严重关切。21日，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记者会上郑重告诫台湾当局，美方认为“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毫无必要地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不会给台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11]在“大选”投票前一天的关键时刻，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Douglas Paul）在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竞选总部参访时，针对谢长廷阵营一直追打的马英九绿卡问题，明确表示：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年内未使用过美国绿卡，就会自动失效。[12]这个权威说法明显是帮马英九解套。笔者认为，美方的这种介入，实际上是在明知大势不可违的情况下，给明显优势者一个“顺水人情”或“锦上添花”，为选后的美台关系做铺垫。

5、2012年“大选”

2012年1月14日的“大选”，是首次把“总统”和“立法委员”两项重要选举放在同一天举行的“二合一”选举，也是一次势均力敌、选情胶着的选举。由于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内的若干执政失误，也由于当时整个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拖累，导致他无法兑现首次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政见，台湾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在他执政不到三个月之后就开始下滑，到选举即将举行前其声势仍然远不如上次“大选”。虽然在这期间两岸签署了多项交流合作协议，实现了“大三通”（通邮、通航、通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在数量上屡创新高，但岛内也有不少人认为两岸交流合作的红利“分配不均”“图利大财团”“多数民众无感”等。[13]2012年的台湾“大选”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举行的，这意味着对执政者的严峻考验。

同一时期，美国奥巴马当局虽然在推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仍寄希望于中国的合作，故该战略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困扰。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多次赞赏马英九当局的稳健政策，对这次台湾“大选”的基本态度就是“支持马，不放心蔡”。蔡英文曾于2011年9月赴美“面试”，尚未离开即被时任白宫国安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以匿名方式对外声称“她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稳定的两岸关系”，相当于判定她“面试不合格”。2011年12月，奥巴马当局先后派出国际开发署署长和能源部副部长访台，打破11年多来无美国部长级高官访台的记录，以示对马英九的支持。12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专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免签证计划”候选地，被马英九当局视为“台湾‘外交’的极大突破”。由于这项措施在台湾民众中的受益面非常广，实际上相当于为马英九的选情注入一记强心针。此外，多位与美国行政部门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或受访，表达对马英九的欣赏和对蔡英文的疑虑。[14]最终选举结果显示，虽然马英九的得票率大大低于在2008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但仍比蔡英文多出近80万票。毫无疑问，美方的支持是重要因素之一。

6、2016年“大选”

2016年1月16日的“大选”，是继2008年“大选”后两岸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如果说2008年“大选”的结果让两岸关系在短时间内直接“阴转晴”的话，那么2016年“大选”的结果就是让两岸关系在短时间内“多云转阴”，而“晴转多云”的转折点以2014年“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为标志。[15] “太阳花学运”的发生，是台湾内部各类矛盾积累发展并相互激荡后的一次总爆发，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骤然陷入停顿，并在2016年“大选”后由于民进党再次上台而走向逆转。美国在这次“大选”前后也做出各种举动，试图使自己取得主动地位。

在这次“大选”前的2015年，美方在台当局“驻美代表处”的地位上采取了两项举动：一是当年元旦默许该机构举行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升旗”仪式，二是当年2月美国国务院又为该机构的20多台公务车辆换发“外交”牌照。这两项举动实际上提升了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虽然貌似与台湾“大选”无关，但实际上无论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将来可能再次执政的民进党，都能从中“受益”。此外，民进党籍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籍候选人朱立伦分别于当年5月和11月赴美“面试”，美方向两人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规格。如果与2011年蔡英文访美时受到的待遇相比，这次则有明显提升。访问结束后，美方也没有像2011年那样表达出对蔡英文的不信任姿态。这说明，美方可能意识到未来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蔡英文和民进党。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观察点。2015年12月12日是中国收复南海太平岛69周年纪念日，考虑到已被国际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南海仲裁案，马英九原计划于当日前往太平岛出席灯塔码头启用仪式，借机宣示“主权”，但遭到美方反对，最后只好放弃。由于蔡英文在南海议题上比较偏向美方的立场，所以美方阻止马英九登岛一事，在客观上对马英九和国民党的信誉有所折损，对蔡英文则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不过总体来看，美方在台湾2016年“大选”中尽量展现中立姿态，并没有针对特定候选人发表与选举直接相关的评论，所做的许多动作都可以被解释为“对台湾整体有利”，而非“独厚”哪一位候选人。[16]

7、2020年“大选”

2020年1月11日的台湾“大选”，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大选”。执政的民进党曾在2018年11月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当时许多人认为台湾政治钟摆可能会加速“回摆”，国民党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重新夺回执政权。但进入2019年6月份后，由于各种原因，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与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候选人蔡英文之间的选情对比出现极为诡异的现象：虽然韩国瑜在造势场合的人气上远超蔡英文，但在多家民调机构多次发布的民调数据上，蔡英文的支持度总是比韩国瑜高出10%以上。加上韩国瑜在2019年11月底呼吁选民“封杀假民调”，更让许多选情观察者陷入迷茫状态。最后蔡英文以台湾“大选”史上最多的得票数、且高于对手近20%的得票率连任成功。

这次“大选”是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虽然从1996年到2008年期间的四次“大选”也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氛围中举行的，但当时的台湾社会并没有像这次“大选”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恐中”“反中”情绪。这也导致像韩国瑜这样的外省第二代候选人必须通过与大陆做出某种切割来吸引选票。[17]此外，这次“大选”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因素。

众所周知，特朗普于2017年1月入主白宫后，美方在此前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基础上调整了对华认知，把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自2018年起两国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摩擦与竞争全面展开。虽然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大选”时中美关系也处于紧张态势，但那种紧张并不复杂，主要是由李登辉访美及冷战余波引起的，与当前这种因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全面紧张态势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作为美国长期以来牵制中国、且屡试不爽的战略筹码，必然要“善加利用”，而不是任其被边缘化。[18]

与以往介入台湾“大选”不同的是，这次美方并没有明确表达出倾向某个候选人的姿态，甚至很少提及台湾“大选”，在“大选”前所做的一系列动作也与“大选”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着眼于对美台关系的长远规划而做出的系统性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在这次“大选”结束后仍在进行之中。但这些动作或调整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提升民进党和蔡英文的信心，也纵容了台湾社会的“恐中”“反中”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民进党和蔡英文赢得“大选”所需要的。这些动作或调整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把美国对台政策法制化。如《台湾旅行法》《2019年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款、“六项保证”公开化等。法制化意味着规范化和清晰化，也意味着未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将产生更多冲突。

二是美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互动高调化。最近两年美国舰机频繁在台海地区活动，在事前或事后均高调宣示，甚至由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率先宣布。美国海军科研船公开停靠高雄，听任媒体渲染美国现役军人驻台情况，把年度美台防务工业会议移到台湾召开，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蔡英文“过境”，等。

三是美国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加大了支持台湾当局的力度。美方一方面通过《台湾旅行法》等法案，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层级，越来越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公然为台湾当局“保驾护航”，要求相关国际组织接纳台湾，或者让台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公开警告那些有意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力保台湾的“邦交”关系。

因此，在2020年台湾“大选”中，美国虽然在表面上未对选情或候选人作出倾向性评论，但其对台政策的一系列调整确实对执政的民进党和蔡英文更为有利。笔者由此也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不同于之前六次“大选”时美方把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作为基本取向之一，在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方有意鼓励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继续执政，使台海地区出现美方可控的紧张或不稳定，充分发挥“台湾牌”在牵制中国大陆方面的战略作用。损害而非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美方在介入这次台湾“大选”时最凸出的特征。

为便于比较，笔者把美国介入台湾历次“大选”的相关背景资料简要整理如下表：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规律：

首先，美国在介入台湾“大选”问题上言行不一。美方（特别是白宫、国务院、美国在台协会等机构的官员）经常声称，基于“民主原则”不会介入台湾选举，对任何一个候选人和政党都“保持中立”。但从上述历史回顾来看，美国对台湾大选的介入几乎无役不与，“不介入”和“保持中立”的表态只是外交辞令而已。在某些特殊个案中，美国对有能力澄清的事情故意隐瞒或不做澄清，貌似“不介入”，实际上也是一种介入，如美方在2000年对宋楚瑜“兴票案”的“无所作为”。从历次台湾“大选”来看，美国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哪个政党或候选人，其背后都蕴含着美国基于对主观认知的国家利益的算计。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曾指出：“美国会检视任何一位候选人在相关政策上所追求的东西，是否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利益一致”。该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张戴佑（Darry Johnson）也曾表示：“美国观察的角度是谁最能妥善处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19]

第二，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是影响其介入取向的首要因素。当中美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美国会照顾到中方的关切，其介入取向在总体上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2004年和2008年对陈水扁的明确反感、2008年和2012年对马英九的明确好感、2012年对蔡英文表示不信任。2004年选后所做的干预从根本上说并非为了帮助陈水扁，而是为了稳定台湾政局，虽然这在客观上确实对陈水扁继续执政更有利。而2004年、2008年、2012年时恰恰也是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时期。但当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其介入取向很可能损害中方利益，不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996年“大选”前美方派航母战斗群反制中方的军事演习，以削弱中方对李登辉当局的威慑效果；2017年以来美方与蔡英文当局的密切互动、对台政策的法制化倾向，都是以中美关系趋向紧张为基本背景，都不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当然，由于认知差距的存在，美方总是宣称自己的相关言行是为了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实际上，从2020年“大选”来看，美国不仅不把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作基本取向，反而纵容已经高度紧张的台海局势继续恶化，这应该是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个根本变化，更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体现。在新的中美关系背景下，美方可能不再认为和平稳定的台海局势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有可能认为适度可控的不稳定更有助于美方对中国施加牵制，因而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美国对台湾“大选”的介入方式较为灵活。由于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得美方可以对台湾予夺予取，但具体手法则因时、因势而异。有选前介入也有选后介入，有明确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介入都是在“大选”前进行的，少数的选后介入案例基本上是为了安抚相关利益方、确保选后台湾政局和台海局势的稳定。除了2004年“大选”后为防止蓝绿阵营走向暴力冲突而进行斡旋外，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美方也曾派出多位现任和卸任官员，分别赴大陆和台湾进行斡旋，防止两岸双方发生“误判”、引发危机。

明确介入是指美方直接对特定候选人或选举中的特定议题做出倾向性评价，模糊介入是指做出一些看似与选举并不直接相关、实则能对选情产生微妙影响的言行。2008年“大选”前最后一天，包道格公开澄清马英九的美国绿卡已经失效，就属于典型的明确介入。2016年“大选”前美方表面上对先后访美的蔡英文和朱立伦“一视同仁”、对马英九计划登陆太平岛的刻意阻拦，则属于模糊介入。

正式介入是指美国官方做出一些意图影响台湾选举的言行，非正式介入是指身份特殊的非官方人士做出一些意图影响台湾选举的言行。1996年“大选”前以武力手段为其“护航”、2000年“大选”前由美国官方表态“不反对”陈水扁当选、2004年和2016年两次“大选”后直接派高级官员赴两岸斡旋，都属于正式介入的范畴。由卸任的前涉台官员、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智库或学者公开发言或受访，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做出一些倾向性评论，则属于非正式介入。事实上，非正式介入由于其隐蔽性好、弹性空间大，是美方最常使用的介入方式。

此外，还可以从介入的领域进行分类，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美方具体采用哪种介入手法或从哪个领域进行介入，主要依据其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湾选情的主观研判。不过，也确实存在一些很难界定其属于哪种方式的情形。比如，美方公布对台军售的时间点选择、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重要涉台立法等，就很难界定是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的介入，还是从整体上支持台湾的举措。另外，美国国会里有一股不容忽视的亲台势力，他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实际上是“全天候”的，他们的某些涉台提案或言行也并非只在台湾“大选”期间才会出现。因此，对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行为，我们还需要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观察。

第四，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不反对具有明显优势者。1996年、2008年、2016年和2020年的台湾“大选”，都是强弱对比较为明显的案例。1996年时美方用武力为强势的李登辉“护航”，2008年时美方明显倾向选情较强的马英九，2016年和2020年时美方表面上“保持中立”，并没有对选情明显较乐观的蔡英文施加压力。美方这种“顺势而为”的实用主义策略，有助于未来它与胜出的执政者打交道。因此，只有当选情处于胶着状态、主要竞争方势均力敌时，美国的介入才会显得极为重要，如2000年时虽然宋楚瑜的优势强一些，但并非压倒性优势，美方对“兴票案”保持沉默、最后又表态“不反对”陈水扁当选，很快就扭转了选情。2012年“大选”时马英九和蔡英文的选情曾出现“死亡交叉”，美方对马英九的支持和对蔡英文的不信任，最终成为马英九成功连任的重要外力之一。

2004年“大选”则是一个特例，当时选情也是胶着状态，连宋阵营虽有优势但并非绝对优势。美方基于中美战略合作考量，选前曾多次表达对陈水扁的不满。陈水扁在“3·19”枪击案争议中以微弱优势当选后，美方又快速介入进行补救。因为美方知道，如果强行翻盘，将使岛内政局失控，不符合美方利益。

结语

在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既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一个约束力量。自1950年代起美国从未放弃将台湾改造为西方式民主政体的目标。“民主台湾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实力与影响力持续作用的结果”。[20]然而，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美方显然不愿看到台湾民主政治完全自由放任地发展，而必须对之施加某种形式的约束。美国对历次台湾“大选”的各种介入，正是这种约束的一种体现。我们也知道，台湾社会里浓厚的亲美氛围是美国能够对台湾“大选”、乃至其他事务施加影响的根本原因。但美国毕竟只是台湾政治发展的外部力量，作为一个拥有2300多万人口的社会共同体，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内在逻辑决定的，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且，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视角来看，中国大陆本应具有比美国更强大、更有效的影响台湾政治发展的能力，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大陆方面如果继续坚持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就必须通过自身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特别是后者）上的全面发展进步，来增强这种影响力。事实上，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非和平统一，无论是尽量减小统一的代价还是维护统一后的长治久安，都需要这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本质，就是影响、乃至决定台湾民众人心向背的能力。

来源时间：2021/10/12   发布时间：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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