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孔飞力的晚景

作者：陈兼  来源：新史学1902

两年前，孔飞力先生逝世后，《东方早报》曾发表过一篇周武对他的访谈记录。其中，记录了周武和他就这个问题的一段对话。而这些话，其实也是我和孔飞力多年交往中他多次说过的。我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并切中了当今中国乃至国际学界历史研究中一种正不断蔓延开来的大毛病。周武是我三十多年前在华东师大时教书时的学生。这里，抄引这段话于下：

周武：我在看您的著作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您往往是从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切入，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却是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孔飞力：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每个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大问题的话，这个小问题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小问题，那个大问题没有基础。其实我对小问题有一点兴趣，因为研究一个小问题可以比较完整地做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可以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是很小的样本，Small Sample，还要多多研究另外一些样本，才能了解不同的样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有多宽的范围。

周武：从小问题能够看出大问题，中国成语叫一叶知秋或见微知著，就学问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境界。

孔飞力：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文化当然不是单一同质的，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但无可否认，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全国性”或整体性概念的原因。

我还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历史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形，是同学术探讨的科层化和程式化分不开的，其根本的原因，仍在于思想上的懒惰与贫乏。这种现象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尤为严重。这是因为，相对于具有“硬指标”的科学领域而言，人文社会学科的“标准”是要由领域内的人们集体来制定的。当这个集体的“质量”因思想的极端贫乏而受到严重侵蚀时，那么，为保证学术程序公正及学术成果质量而设置的“专业人士外审制度”，也是可以被庸俗化的。

七

孔飞力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很孤寂的。他从哈佛退休后，人一走，茶就凉，渐渐被遗忘。2012年秋，我到哈佛做一个关于“中国、第三世界及全球冷战”的学术报告。事先给孔飞力去电邮，要去看他。但他知道后，坚决不让我去，而是要自己专门从几十英里外的老人公寓赶来参加。他给我的邮件中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做报告，这次一定要来。当时在场的几十人中，有不少是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我看到，除了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柯伟林(William Kirby)等几位“老人”以及欧立德(Mark Elliot)、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和主持会议的Erez Manela等几位中年教授纷纷向他致意并交谈外，在座的还有那么多研究生(包括治中国史的研究生)，居然没有一人驱前同孔飞力打招呼。我在一旁看到后，不免有一种悲从心中来的感觉。这倒不一定是他们认为他学问上“过气”了，恐怕还因为他已经退休，没有用了。讲座过程中，孔飞力的身体一直在颤抖，结束时，显出了极度疲劳的神态，不能出席之后的晚宴。我说，第二天要开车到他的住处去看他，他又婉拒了。说来真是奇怪。他一面说，没有什么人去找他;一面又说，不希望别人去看他。这使我不禁想起他在另一场合说过的话：他不会像史华慈那样，身后留下自己全部“档案”，让别人去研究。

孔飞力的照片

写到这里，不能不再写几句：一些以“在中国发现历史”出道的“学术新秀”，同孔飞力等有什么差别?毫无疑问，他们中有出类拔萃之辈。但他们很多人的缺失，是全然没有孔和他那一代学者的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我读他们中一些人的书，不仅常常发现史料上的严重缺失、史实陈述上的种种谬误，以及史实和史论之间的严重脱节，更要紧的是，那种要么沉迷于“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要么使中国研究全然成为某种“前沿性理论”或貌似“宏大的关怀”的注脚的做法，不能不令我感到深深的忧虑。这里的一个大背景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即便在美国大学，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炮制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升迁，实现了对“学术评估”体系及程序的掌控，更使得学术生产变成了一种不断庸俗化的过程，甚至常常达到背离常识的地步。说起来，历史真是吊诡。今天，在国际学界中国史研究领域，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为出发点而出现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构成其底蕴的知识关怀而言，实际上却离史华慈、孔飞力、柯文这样真正做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辈大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和孔飞力通邮和电话交流的最后阶段，讨论最多的一件事，是为他编一本中文的论文自选集。这件事的起因，是北京三联要再版《叫魂》，也要出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担任责编的曾诚提到，可以出一套“孔飞力中国研究系列”。循着这个想法，又提到可以将孔自己认为重要的论文汇集起来，出一本自选集，作为系列之一。我本来担心，孔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不见得会同意做此事。没想到，我对孔飞力提起此事后，他答应得十分爽快：如果由你来编，就做。不久后，他送来了一份包括九篇论文的单子。我看后，发现他未将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几篇(如他为《剑桥中国史》写的两章)包括在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文章已经不重要，也不那么有意思了。我说，但你的学术道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剑桥中国史》中为民国史写的那一章，讲的是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演变发展及地方精英在其中所起作用，颇有新意， 你在别处又再未涉及过，为什么不收进来?他说，好吧，如果你觉得要收，就收吧。但这些年来，事情一直太多。这件事竟然一直搁置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早一点开始做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

孔飞力和魏斐德(Frederik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一道，被称为他们那一代中国史研究学者中的“三杰”。前几年，魏斐德先生走了。两年前，孔飞力先生也走了。中国史研究“三杰”，走了两杰，走入了历史。史景迁先生自耶鲁大学退休后，几乎已不再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很少出来了。上次同他见面，还是几年前在耶鲁大学的一次会议后的宴会上，我坐在他旁边，他很少说话。之前，我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一书书稿曾蒙他阅读并提出过许多批评及意见。但这一次，他未像过去那样，答应读一读我正在写的《周恩来和他的时代》的书稿。未等宴席结束，他就走了。不禁想到，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曾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终结?

但他们的印记却是抹不去的。孔飞力留下的，是像《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在他者世界中的华人》这样的人们会长久读下去的书，以及一些他提了出来，却仍有待后来者继续探究和回答的涉及人类存在与前行的“根本性议程”问题。

在中国乃至人类追索并试图超越“现代性”的努力中，人们会感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节选自《陈兼︱追忆孔飞力③：远去的他的时代》，发表于澎湃新闻2018年02月10日。

来源时间：2021/7/18   发布时间：2021/7/18

旧文章ID：2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