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退右翼极端主义的方案:社区治理,而非警察执法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作者: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
丹尼尔·科勒(Daniel Koehler)
译者:王常阳
法意导言
2021年1月6日,数百名对总统大选结果不满的示威者暴力闯入美国国会,破坏了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认证大选结果的进程。这一事件被认为反映了美国社会极右翼极端主义抬头的社会问题,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为回应各界关切,新总统拜登上台后在安全和执法领域采取了多项措施,希望能够通过安全监管和严格执法控制极右翼极端主义扩散。对此,美国美利坚大学极化与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主任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和德国极端及反极端研究所主任丹尼尔·科勒(Daniel Koehler)发表合作文章,认为仅通过安全、情报、执法等刚性治理措施无法有效控制美国极端情绪蔓延,她们呼吁美国向德国、挪威、新西兰学习,通过加强种族平等教育、增强联邦与地方社区沟通等方式破除美国社会面临的极右翼极端主义困局。
2020年8月下旬,近四万名示威者在柏林集聚,抗议德国政府因新冠病毒采取的封锁措施。其中,一个数百人的小群体脱离了主要示威人群走向德国国会大厦,这些极右翼煽动者高举臭名昭著的Reichsflagge旗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旗帜,也是纳粹德国国旗的前身),试图冲击国会大厦、压制执法人员、冲上通往国会大厅的楼梯,好在德国警方最终在国会门口的楼梯前阻止了暴乱。
不可避免的,德国人从2021年1月的美国国会袭击事件中看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子——一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试图使用暴力推翻总统大选结果。诚然,这两起事件存有许多不同之处,美国的骚乱规模更大、更加暴力且制造的混乱也更加严重。但是,这两起事件也存在许多共性。例如,在两次事件中,装备精良的右翼极端分子都试图利用喧闹的示威游行制造混乱;在柏林和华盛顿,右翼极端分子都有条不紊地突破了警方的警戒线并鼓动其他人跟随他们;在德美两国,阴谋论(特别是QAnon运动——一场幻想着特朗普正从恋童癖秘密组织手中拯救世界的声名狼藉的运动)以及主流媒体和精英政客们的政治诋毁都在煽动暴力方面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关于极右翼极端主义的传统思维通常将其定义为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内问题。但现在,这些极右翼组织和运动表现出明显的跨国性——它们正跨越国境分享政治观点和斗争策略。因此,美国政府在决策时也应考虑外国政府正在如何应对极右翼思潮这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美国国会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刑事起诉、安全审查、情报工作和执法行动上。拜登总统在上任的第二天就指示国家情报局官员与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协作,对国内暴力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进行审查,他承诺将根据“基于事实的分析”制定未来的政策。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国内激进主义问题关注不够,拜登政府如今正在努力弥补。但是拜登政府的这些早期行动表明,这届政府打击国内极端主义的主要方法将是加强情报、执法等安全措施。很明显,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通过搞好与社区组织的关系、采取教育措施、研究国内的好战主义、与受害者开展合作、培训教师和心理专家以识别激进化情绪的早期迹象等方式真正努力解决造成极端主义扩散的根本问题。
与美国相反,德国政府利用对德国国会大厦的冲击来推行广泛的改革议程,德国并不仅仅将极右极端主义视为一种安全威胁,而是更多将之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与德国相同,美国也将因尝试理解在美国国会台阶上爆发的愤怒与暴力而获益。
一场不可接受的袭击
去年夏天发生在德国国会大楼的袭击引起了德国国内的恐慌情绪,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将之称为“一场发生在德国民主政治心脏的不可接受的袭击”。该事件让人们不由得回想起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这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那场大火标志着德国落入纳粹的恐怖统治之下。德国官员们将德国国会遇袭事件引起的愤怒转化为行动,德国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批准了一项包含89个要点的庞大计划,以期解决种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问题,该项目得到的拨款超过十亿欧元,将在三年内使用。
这些措施并非在德国国会遇袭事件后临时制定,而是在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包括2019年新纳粹密谋刺杀德国高层官员事件、2019年哈勒犹太教堂枪击案、2020年哈瑙土耳其水烟吧枪击案以及极右翼极端分子渗透军队、安全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多起丑闻。因此,德国准备以大规模的投资和社会运动来应对国会遇袭事件,使打击极端主义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义务,而不仅仅是执法者的职责。
德国的计划首先要求政府处理好政治系统内部的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计划要求警方、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施行强制性的年度报告制度、开展政治态度调查、进行一系列有关研究,在右翼极端主义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透明度。德国官员近期承认,极端分子对安全部门的渗透构成重大威胁。德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一个专门的军事情报机构,专门负责查明和清除政治系统内部的极端分子,而新措施将加强此类调查,使执法部门和军方能更加公开地履行清除极端主义的职责。
例如,德国国防部现在必须大力加强对现役军人极端主义行为的惩处力度,而且需要被处罚的行为被扩张解释为任何破坏德国民主政治或威胁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此外,德国国防部还将广泛调查军事人员当中极端主义信仰的流行情况,并需要更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情报机构打击极端主义激进化的工作。与此同时,德国联邦警察局将在警察系统内部单独进行一项关于极端主义激进化的研究。
德国的计划还包括其他几项的以传统反恐事务和国家安全为重点的改革。这些措施包括:修改德国国内情报立法以允许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监视软件、修改联合反恐中心的工作重心使其关注于极右翼军事力量和为处理反犹太主义和激进化工作增派人员。其他措施则旨在促进多个安全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并加强国家层面的反极端主义工作力度。
一种面向公民的处理方法
不过,在德国新计划的89项措施中,许多措施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安全威胁而是在于从社会层面消解极端主义。这些措施经过与移民社区和种族主义受害者的广泛协商而制定,它们呼吁加强关于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的公民教育,鼓励公众珍视社会的多样化和公平性。计划包括从宪法中删除“Rasse”(种族)一词,这是一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措,因为德语单词Rasse不像英语单词Race那样属于中性词汇,它直接让人联想到纳粹时代、反犹太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关于生物和遗传的观念(Rasse也可用来形容动物品种)。同时,这也是一项战略性举措,因为种族主义者和右翼极端分子曾试图利用德国宪法中出现的“种族”一词来主张平等和多元化等民主原则违宪。除修宪外,德国进一步要求政府机构在聘用职员时更加重视雇员背景的多样化,以期提高跨文化理解和政府内部对种族主义的敏感程度,并最终建成一个更加包容的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也希望更好地处理右翼激进化情绪。为了打击某些社交媒体平台的煽动性言论,德国将资助一些项目,以反驳网上的仇恨言论并保护市民免受极端分子的招募和宣传。许多此类项目将由非政府组织运行,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开发和试验打击右翼势力的新方法是德国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本着相互交流、学习和建立信任的精神,促进执法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更好地开展合作。例如,反种族主义非政府组织中的专家可被纳入政府的专家委员会、培训项目专家组或咨询委员会以支持执法行动。此外,改善警察与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将提升国家与地方社区之间的相互信任。
德国并非唯一通过社会研究、社区推广和大额投资应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国家。2011年,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奥斯陆和奥斯陆附近的一个岛屿上杀害了77人,受害者大部分是儿童。出于对这一恶性事件的反思,挪威政府斥资数百万美元,创建了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极端主义研究中心。该中心目前有数十位来自挪威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专门从事右翼极端主义研究、制作右翼恐怖主义数据报告、培训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以期为未来的右翼极端主义理论奠定基础。挪威的反极端主义工作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该国以社区为基础的犯罪预防方案之中——这种犯罪预防办法的施行依赖于警察辅导员(police mentor)同可能或已经受极端思想影响的青年及其父母之间进行对话——在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功。上世纪90年代中期,挪威还率先推出了世界首个针对右翼极端分子的退出计划,鼓励他们放弃所参与的极端团体和所持的激进政治观点——该计划后来被瑞典和德国复制。2011年的恐怖袭击之后,挪威更新了打击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行动计划,采取了数十项具体措施,强化了“极端主义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仅靠执法来解决”的观念。
2019年克赖斯特彻奇恐怖袭击后,新西兰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对反恐怖主义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呼吁采取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理措施,建设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社会”。尽管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加强执法的措施,但与德国、挪威一样,新西兰应对国内极端主义的措施要求不同层次的多种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并坚持大力支持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新西兰的官员明白,极端主义威胁不仅仅是法律和政令问题,它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回应。
一个社会困局
在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是一项日益严重的威胁且可能导致暴力升级的恶果,华盛顿方面应当动员广泛的力量来对抗它。政府不仅要利用反恐专家的知识,还要广泛利用社区团体、极端主义暴力的受害者、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对极端主义的洞识。
应对极端主义威胁的有效措施必须包括对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深入调查。美国执法部门及美国军队的现役和退伍成员深入地参与了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截止本文撰写之时,近20%被指控参与暴乱的人是退伍军人。在1月20日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开始的几天前,联邦调查局和军方审查了被指派负责就职典礼安保工作的2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经审查,1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被免职,其中两人可能与右翼极端主义有关。有迹象表明,五角大楼将在解决军队内部极右翼极端主义的蔓延问题上持续发力,但目前尚没有具体的政府计划寻求在更广泛的国家层面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不作为与德国的积极措施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安排一个专门军事机构负责清除军队中的极端分子,且2020年11月推行的新计划将强化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的极端主义控制义务。
我们很难轻视美德两国在处理国内极端主义问题上的方法分歧。德国对数据收集和情报监测方面进行广泛投资,设计以青年为中心的教育项目,培训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加强与民间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的合作,支持极端事件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拟定多种项目打击网络激进言论。相比之下,美国则在建立信任和联系网、加强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加强联邦同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方面远远落后。
德国、新西兰和挪威的治理方式将反对极端主义的工作置于抑制种族主义和提升社会多样化和包容性这一更宏大的任务之中。但在美国,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极端主义的努力与教育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包容性促进工作完全脱轨,相互分离。拜登政府已经承诺要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问题,例如,迅速颁布了几项旨在改善种族平等状况和阻止种族歧视的行政命令。但这些措施被认为与如何更好地打击极右翼暴力极端主义的讨论无关。
1月6日的国会袭击事件充分表明,美国国内已经有激进的极端分子试图通过暴力活动来颠覆政权,美国执法部门和安全机构需要直面这一迅速增长的社会威胁。从长远来看,除非美国能够采取一项覆盖全社会的治理方法,从根本上解决极端主义激进化问题,否则美国将继续承受由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后果——恰如它在国会大楼看到的那样。
文章来源:
Cynthia Miller-Idriss and Daniel Koehler, A Plan to Beat Back the Far Right——Violent Extremism in America Demands a Social Respons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3.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03/planbeat-back-far-right
译者介绍:
王常阳,天津大学法学院大三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2/27 发布时间: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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