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再探讨

作者：牛军  来源：东亚评论2019年第二期

　　摘要: 20世纪60年代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最初日益激烈、全面对抗到最后极富戏剧性的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地缘对抗在60年代初开始衰退,但系统性对抗反而在加剧,而且强化了双方的敌意,两国决策层各自基于不同的理由,都没有将处理双方关系、特别是寻求解冻置于重要的政策议程。直到1969年中期,中美领导人基于各自对其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终于同时做出打开两国关系僵局的决定,才使中美和解在那个历史时刻成为可能。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证明中美关系历史中存在的诸多影响重大的偶然性,理解这一点对管理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中美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初全面对抗以及在60年代末期转向戏剧性和解的过程,揭示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特点。以往的论著已经相当细致地叙述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历史的诸多细节,尤其是对1969年年末中美开始和解及其原因做了丰富的描述。
　　不过,如果考虑到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之后又用了捋近10年才实现了正常化这个基本事实,那么对整个60年代中美关系演变所呈现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有重新考察的必要,包括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重新揭示和解释推动中美尖锐激烈对抗和转向戏剧性和解的那些因素的复杂性。后人通常会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来推导原因,难免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合理化。实际情况是二战后中美关系历史中有很多"巧合",即中美对外政策在沿着各自脉络演变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两国领导人在同一时间做出类似选择的情况。1969年发生的中美和解就是其中一例,没有那种堪称历史性的"巧合",当今的中美关系很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本文聚焦于中美关系中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如中美地缘对抗的演变与衰退、中美全球性争斗的加剧、中美各自对外战略优先排序的调整及其原因,等等。这些分析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解释力也还是有限度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一再证明"巧合"非常重要,决策者的认知质量和才干会在"巧合"出现时受到真正的考验。
　　一、地缘对抗的演变与衰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中美便处于对抗状态,随后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导致两国在各自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中国领导人从此就将与美国对抗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与美国的战争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威胁。他们认为,在中国四周任何一个方向上出现的被认为是形势恶化的安全问题,即使不是美国直接介入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战略地位被削弱。美国政府则将中国视为亚洲的主要敌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具有侵略性",是更危险的威胁。
　　宏观地看,这个时期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个新兴地区强国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通常都会发生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这场对抗不仅发生在冷战背景下,还被嵌入到中国近代"建国"历史进程中。美国由于二战后期的复杂原因而介入国共斗争,以及在冶战爆发后为了同苏联对抗,先是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变成阻碍中国统一的敌人。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通过一系列诸如结盟、局部战争、军事援助、战争边缘政策和以建立"亚洲和平体系"为目标的双边、多边外交行动等措施,在周边地区塑造了一个尚能维持基本稳定与和平的安全局面。在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中国由于同苏联结盟几乎没有安全方面的压力。1953年7月达成的《朝鲜停战协定》和1954年7月达成的印度支那和平协议,基本缓解了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驻扎在三八线以南,而法军则撤退到北纬17度线以南并于不久后撤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而越南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方前线",这相当于中国在两个战略方向上,都拥有了安全缓冲地区。在东南亚地区,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努力,中国同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获得明显改善或缓和。
　　与此同时,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在亚太地区逐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军事同盟体系,以遏制苏联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当时主要是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遏制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展影响力,如在东南亚国家鼓励和支持反对亲西方政权的革命运动甚至武装斗争,等等。
　　在台湾海峡地区,经过1954—1955年和1958年两次危机以后,解放军攻占了除金门、马祖之外的绝大部分东南沿海岛屿,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来自台湾地区的军事骚扰性的进攻,并能保持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压力。经过1958年夏季的台海危机后,中美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尖锐冲突进人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此外,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采取了主动行动,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提出,释放美国在押人员,而且为推动中美谈判,一再提出被认为是有利于和解的"具体途径"。当时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近乎僵化的敌对政策,导致中美大使级会谈未能取得中国领导人期待的实质性进展,这使他们终于得出结论"在美国政府不改变它的死硬的和敌视的态度以前",中国方面的努力"是徒然的"。经过1958年台海危机后的大使级会谈,他们确定了"一揽子"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中方为几年来通过更灵活的方式逐步实现与美国和解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对中国政策的影响既深刻又长久,包括一直维持运转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最终都没能成为两国走向和解的现成机制。
　　系统地分析和观察中国决策者对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军事介人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解读中国对外战略优先排序的变动并理解这种变动对中美和解的根本性意义。中国决策者肯定了解美国将台湾问题同其亚太地区战略挂钩的那类逻辑,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军事介人固然构成安全威胁,但美军在危机中的行动主要不是进攻性的。
　　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1955年开始尝试与美国谈判时,会将台湾问题切割为中美之间的"国际性问题"和大陆与台湾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内政问题",并提出可以与美国谈判消除台海紧张局势,但也必须以此为界,不能讨论台湾的地位这个"内政问题"。他们还一再向美方传达,中国无意"同美国打起来",而且还可以通过与台湾当局谈判来实现和平统一。
　　就在1958年8月,毛泽东与军事领导人讨论何时发动对金门的炮战期间,林彪鲁直接向毛泽东本人建议,向美方转达避免炮战引发双方军事冲突的信息。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林彪的行动足以证明,在决策高层中有人认为而且可以明确提出,美国并没有与中国战争的意图,至少当时没有。中国领导人通过炮击金门也基本确定,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美国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沿海岛屿。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决策压力。
　　此外,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中美缓和或和解是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甚至是决定性的国际条件。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
　　1958年9月重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陷人僵局后,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放弃过同美国保持接触,特别是在危机时刻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直接与美方沟通以避免战争。
　　1959年老挝危机爆发,中美立即被卷人一轮新的紧张争斗,中美地缘冲突的焦点开始向印度支那地区转移。在处理老挝问题和控制地区危机升级的过程中,中美展开了复杂互动。从老挝危机发生开始,中国和美国的立场尖锐对立,但都不希望被深度卷人,特别是不希望被迫军事介入。所以,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和平解决老挝危机的国际努力,支持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美国也是这次会议重要参与者。这使中美两国有了一次在国际多边机制下处理地区危机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直接交往来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政策。
　　1961年5月16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率代表团出席,他的美国对手是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资深外交官哈里曼（William Hariman）。8月10日,陈毅在给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做外交形势报告时,阐述了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尤其是分享了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与美国同行交往时的一些复杂看法。他说,不仅"看不出美国现在就要打世界大战",而且美方"总想和中国代表团拉关系"。例如,与会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 A. Gromyko）告诉他,哈里曼鲁请苏方牵线与他本人"一起开会",说是见面"不打招呼、不握手,不好"。陈毅则"根据中央的方针指示,不理他"。但他们还是有了一次握手的机会。陈毅在离开日内瓦之前,鲁经专门指示留在那里的代表团成员,可以同美方接触,如果美方"要谈问题,由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由外交部长找一个地方谈"。
　　中美高级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很快就有了新的实质性发展。1962年夏季,由于台湾当局加强在台海军事行动并扬言要"反攻大陆",导致了台海局势紧张。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东南沿海备战的指示,军委遂命合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这次台海危机持续了一个半月,7月26日,毛泽东批阅同意一天前中央军委关于疏散进人福建战备部队的报告,因为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至关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判断主要是根据中美之间的直接沟通和美国通过苏联高层的传话。
　　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奉命中断在国内休假,紧急返回华沙,利用大使级会谈的机制向美方转达中方对台海紧张局势的严重关切。6月23日,王炳南主动约见美方谈判代表卡伯特（John Cabot)。他在会谈中向后者反复强调,中方认为美国将不得不对台湾当局大规模集结军队承担责任和后果。卡伯特则明确表示,他肯定美国决无进攻中国之意图。卡伯特此前已接到华盛顿的指示,原就准备于27日约见中方谈判代表,转达美国政府的上述信息。所以,两位大使很快达成了降低台海紧张局势的共识。
　　美国政府也在通过苏联传递信息。6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 V. Chervonenko）会见陈毅,向后者介绍了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Kennedy)通过其弟传达的信息,美军将在10到14天内撤出在泰国的军队,同时也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复杂事件"。美方通过苏联转达的这个信息,与卡伯特在华沙表达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之后,不仅台海局势明显降温,而且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也终于在7月21日达成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两个协议,分析中美随后在越南战争升级时的互动也是有价值的。1965年3月初开始,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大幅升级,这再次加剧了中美在印支地区的对抗。中国决策层甚至一度形成不惜被卷人战争也要加强援越的炽热气氛。中共中央提出美国的行动"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包括美国发动空中战争"以至在我国国土上作战"。不过,中国决策者还是主动与美方展开国际危机管理,避免因大规模援越引发与美国的军事冲突。
　　4月2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他到达卡拉奇当天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Ayub Khan),请即将访美的后者届时向美国领导人转达中方的三个原则:第一,中国不会挑起与美国的战争,他专门提到"台湾就是证明",以安抚前述美方的关切;第二,中国"说话算数",即会履行义务继续援越;第三,中国已经做了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准备。他最后清楚界定了对"战争"的定义,即"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
　　第二天,周恩来到达仰光会晤缅甸国家主席奈温（Ne Win)。这次谈话透露的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在尽力避免由于误判而导致同美国的战争,而他们根据已经从美方获得的信息,断定美国不会捋地面战争扩大到北越,更不要说是攻击中国。周恩来告诉奈温,他已经请阿尤布向美方转达上述三点内容,以及新的第四点,即"战争的方式不能由美国一方选择,如果美国轰炸中国,中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还击",他补充说"这四句话说明我们是克制的"。
　　周恩来还提到,美国已经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向中方转达,美军"无意与中国作战";美军会轰炸北纬20度线以北包括河内在内的北越目标,但美军不会进攻北越;中国援越则是为了"说明他们不是孤立的"。由于约翰逊政府放弃邀请,阿尤布访美未成行,中方希望由他转达信息的外交努力未能落实,而美军对北越的轰炸仍在继续。为了尽可能增加形势中的确定性,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新一轮外交行动。
　　他们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公开阐述了上述"四句话"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31日,陈毅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霍普森（Donald Hopson),向后者清楚转达并具体解释了周恩来的"四句话"。他在会见中还解释说,鲁经请阿尤布总统转达但未能如愿,这次请霍普森代劳并表示感谢。这个信息很快被转达给约翰逊政府并得到回应。
　　中国这次对中美危机的管理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而且被证明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经过上述一次次成功化解危机的外交沟通,中美构建了"初级战略互信"的体系,这包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这套机制已经足以避免误会引发的军事冲突。同时,两国决策者基本确定了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他们相信在清晰地了解了对方的行为准则后,也可以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1965年是中美地缘对抗缓和的转折点。
　　二、系统性争斗中的战略优先
　　中美地缘对抗的演变和缓和并没有很快导致中美和解,实际情况是1962年以后一段时间,中美在其他领域的争斗进一步激化和扩展,这加剧了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深刻敌意。在此背景下,在两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也在很长时间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对理解双方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
　　1958年夏季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鲁经尝试通过恢复大使级会谈来迫使美国在谈判中让步,但未达目的。这之后他们确定了"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的"一揽子"原则。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有关的外交尝试,这里不仅是指上述历次国际危机管理。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这时美国总统选举正达高潮。周恩来告诉后者,美方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不过周恩来也提出了比以往灵活一些的建议,例如,在美军撤出台湾问题上,美国首先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撤出的具体步骤则可以随后讨论。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对谈话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表现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
　　四天以后,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与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在会谈中阐述了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即可以把金巾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台湾问题"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一次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决策层允许的。1961年4月,陈毅在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虽然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以及"肯尼迪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外交系统的表态也不是例行公事。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种时刻花这么多的时间与美国记者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争论内容看,双方均无意从根本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肯尼迪的确试图在缓解中美关系方面作些文章。他本人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鲁批评过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在竞选中,肯尼迪基于他竞选班子的建议,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在继续指责中国"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同时,也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1961年2月1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经提到,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要求国务院研究可行的办法。在这个阶段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管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采购粮食,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多少有一些象征性。
　　不过肯尼迪政府的"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其原因一般地说是因为肯尼迪政府的决策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或不打算回应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他们只想通过一些"微调"来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这也大致反映了美国精英舆论这个时期整体的认识特点和水平。
　　肯尼迪政府的"微调"当时不可能被中国领导人接受,随后的发展证明中方对原则的坚持是有根据的。4月12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捋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承诺",并反对现在就允许"红色中国"进人联合国。5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有关履行对台承诺的声明。5月14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台湾。肯尼迪政府显然无意改变对台政策,问题是还不仅如此。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捋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人联大讨论的议程。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何机构"。12月1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了"重要问题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大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肯尼迪政府改变对华关系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中国严厉谴责了美国的行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挥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
　　大约从这时起,中美对抗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的地区蔓延,包括了在亚非地区展开激烈的争斗,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持续升级的激烈对抗,尽管双方没有在印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从1963年起到1973年,美国大规模参与越南战争,中国则展开援越抗美。双方行动的规模也是惊人的,美国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最多时达到50万人;中国向越南北方派遣了32万支援部队,最高峰时达到17万人。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两国在印支的争斗是双方决策层战略优先选择不同的典型反映。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类似老挝、越南等由相当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地区矛盾和冲突,都是共产党阵营扩张计划的一个步骤。他们认为,东南亚尤其是印支地区的各种动荡和冲突不是受到苏联的指使,就是中国阴谋的结果。例如,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在任期间就说过,"老挝若是陷人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一排多米诺骨牌纷纷倒塌。这样的连锁事件捋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肯尼迪对多米诺骨牌理论也深信不疑,他说中国太大了,"以致失去南越,不但会增强他们向马来西亚发动游击战进攻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还会给世人造成东南亚未来的趋势属于中国和共产党的印象",所以美国务必要进行一场"重要斗争"。简而言之,美国领导人相信必须在印支赢得胜利,否则就会丢掉全世界。基于这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即使肯尼迪政府鲁经略微有意松动对华政策,这在美国对外政策排序中也是很靠后的。
　　进一步说,美国领导人也不愿付出太多的精力和代价来处理调整对华政策所要面对的复杂局面,这包括在国内政治中遇到的麻烦。例如,史蒂文森在一次高层会议中曾提出,用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既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同时也让大陆进人联合国。但肯尼迪认为,至少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中期选举以后。他说"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人联合国…·…他们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这个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同样也有在战略排序中靠后的问题。如前述1961年8月10日,陈毅向北京高校应届毕业生做外交形势报告时,就说明处理中美关系要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亚非拉革命中的地位,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把中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放弃,而去同美国拉关系"。显然,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同样不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诸多论著已经证明,1963年间,伴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展开,中国推动亚非运动的外交行动也进人新的高潮。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亚非13国,以加强中国在亚非运动中的影响力,扩大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中国代表团承诺对亚非国家提供援助,相继提出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之后,中国又积极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将"反对美帝,支持越南"列为"当前外交活动的主题",提出要"突出反美,造成声势",捋第二次亚非会议办成"审判美帝的讲坛",以及不能使苏联的破坏活动"得逞",等等。
　　1964年7月5—8日,周恩来率团前往河内参加中越老三党会议。他在发言中将东南亚定义为"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这时支援东南亚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反帝最坚决、最彻底、最有说服力的象征。中国外交部门还认为,不仅亚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而且"非洲正处在革命高潮中","非洲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在捋支援亚非拉革命置于战略优先时,缓和中美关系自然不会被关注了。
　　1966年3月,中美举行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次会谈开始时,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即表示"美利!合众国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在会谈结束时,美方还有意识地高声向中方翻译询问,是否准确翻译了美方使用的"中国政府"一词。中方翻译予以确认,并表达这是美方"友好的表示"。根据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回忆,美国在此前多达128次的会谈中,从未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他就此情况向国内报告,但"未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研究"。之后从1968年5月5日开始,约翰逊政府一再提出早日召开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中方直到11月25日才答复,捋会谈延期到1969年2月举行。这也可以说明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些特点。
　　概而言之,直到60年代中期甚至之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突出特点就是地缘对抗衰退的同时,在亚非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也在加剧。这表明地缘对抗衰退本身尚不足以导致中美各自调整政策,两国的争斗还在扩展,敌意还在加深,至关重要的是双方都没有捋与对方缓解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
　　三、历史"巧合"与打开和解之门
　　史家已有共识,1969年是洽战时代中美关系转折的年代。很多论著阐述了推动中美走上和解之路的主要因素以及由此证明和解何以是历史必然。不过认真比较双方决策过程,可以说尤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决策者不仅在谋求和解,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为和解调整各自的战略优先顺序,从而达成可以称为历史性的"巧合"。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中美不得不和解的那些因素,而是两国领导人基于不同理由产生的和解意愿和捋改善双方关系列为优先,发生在同一时间。
　　1969年1月,尼克松人主白宫。他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调整几乎涉及洽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各个主要方面。正如著名美国洽战历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概括:尼克松政府"正在开启美国对外政策自20年前遏制观念首次形成以来最广泛的变化",’遏制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对外政策调整中,尼克松政府在东亚的所作所为是起点,而改变对华政策又是东亚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
　　首先需要说明,推动尼克松重新思考直到改变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尼克松主义,而尼克松主义的前提就是承认世界已经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美国"不是万能的",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特别是亚洲,承担所有的责任。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权力在衰退,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了。
　　其次,尼克松对美国力量的重新评估缘起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与人侵。他在1967年秋季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nam War)一文中提出,美国面临的"问题、机会和危险"主要就是陷入越战对美国世界地位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同几位前任一样,继续强调了中国是亚洲地区紧张的根源,但也提出美国不应继续奉行有害无益的孤立中国的政策。他人主白宫后,的确在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并尝试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寻求和解的信息。
　　3月1日,尼克松访问巴黎。他在与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会谈时表示,从长远看需要与中国交往,美国希望与中苏保持平行的关系。戴高乐大致介绍了法中建交的情况和发展。3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其间,尼克松同他谈到有意改善对华关系,戴高乐鲁指示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Etienne Manac’h)向中方悄悄转达尼克松的意向,时间大约是在5月初。6月17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ichael Joseph Mansfield)在访问柬埔寨期间,鲁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转信给中方,希望能获准访华并会见周恩来。尼克松在26日给基辛格的一封信中说,应鼓励曼斯菲尔德争取访华。7月21日,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和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5天后即26日,西哈努克派人捋曼斯菲尔德的信面交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周恩来当天即收到此信。
　　摸索与北京建立新的联系渠道。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之间有较高的互信。8月1日,尼克松在拉合尔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Yahya Khan)举行会谈,后者专门提出美国应该改善对华关系。尼克松表示,美国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还有,解决亚洲的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与。当月下旬,美国务院从拉瓦尔品第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信息称,尼克松告诉叶海亚,他希望与中国和解,并请叶海亚向中方转达。巴基斯坦驻美使馆随后奉命向巴基斯坦方面确认了两点:第一,尼克松本人理解叶海亚关于应捋中国带回国际社会的观点;第二,他认为要解决亚洲的问题离不开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及美国不参与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叶海亚可以向中国最高层级转达这些观点,转达的时间和方式由叶海亚自己决定。
　　尼克松是否在8月1日请叶海亚传话这件事还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不过他随后在罗马尼亚的确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8月2日,尼克松又飞往布加勒斯特。他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Nicolae Ceausescu）时,重申了上述会见叶海亚时的谈话内容,关键是他还表示希望罗马尼亚担当中美实现和解的"媒介"。尼克松选择罗马尼亚领导人是有历史原因的,之前在1967年6月26日,时任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lon Cheorghe Maurer)时,就请他给中国带话,表达美国无意进攻中国,以及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和其他中方所愿意的交往。
　　9月7日,毛雷尔访问越南途经北京时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会谈中说,尼克松在罗马尼亚期间"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并希望罗马尼亚方面给予帮助。毛雷尔本人参加了尼克松字齐奥塞斯库8月2日的会谈,当时还向尼克松介绍了他访华以及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观感等。至此,中方获得了尼克松政府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可靠信息。
　　尼克松这次出访不仅向中国发出试探性的和解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从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等领导人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会影响他对中国的判断,应该是合理的推断。8月13日(北京时间),继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军又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中国巡逻部队。第二天,尼克松在紧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基辛格后来称之为"革命性的理论",即在中苏冲突中"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较之肯尼迪政府（或许更早)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中国比苏联更危险和更有侵略性,,尼克松这次的论断的确是标志性的。
　　所谓中美关系中的历史巧合就是正当尼克松政府决心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刻,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发生战略性转变。这首先表现在1968年8月苏军人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将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1969年3月,中苏军队在两国边境东段的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夏季军事冲突又蔓延到西段。边界军事冲突导致中国决策层将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视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而且在此之前他们还确定,所谓"苏联威胁"带来的地缘战略问题固然严重,但更深层的结论是苏联不仅威胁着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企图颠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从逻辑上讲就是关系到政权的安全。
　　基于对苏联已经是超过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和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判断,中国决策者终于下决心从根本改变国家安全战略。从1969年5—10月,中国进行了三波大规模的战备,而炙热的战备为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是中国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将构建新的战略均势,寻求与美国建立抗衡苏联的战略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
　　其次,决策层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的确将注意力聚焦在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从而对美国对华政策正出现的变化保持了必要的敏感。
　　就在尼克松8月开始采取行动后不久,中国决策层中也形成了改变对美政策的行动方案。9月17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中央军委副主席组成的战略研究小组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提出对美政策应保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尼克松政府"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
　　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在最后讨论定稿时,陈毅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并提出三点打破"常规"的行动路线:第一,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会谈;第二,举行高级别会谈不设先决条件;第三,华沙会谈可在中国使馆举行以利于保密。这相当于一次性地改变了1959年以来坚持的"一揽子"原则。1969年12月上旬,中美两国驻华沙大使馆恢复了接触,中美和解的大巾终于开启了。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同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一样,中国领导人决心调整对美政策也有着超出抵抗苏联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的、对国家所处国际处境的更为广阔的考虑,包括中国决策者对中国外交已经面临极为不利处境的深切体会和他们亟须改变孤立局面的愿望。
　　就在196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高层会议中谈对外关系时说,外交"缓和一些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外交孤立的严重程度,并打算采取缓和的行动加以扭转,而与美国和解则是关键性的契机,其意义随着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而愈发明显。系统分析196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及其后果,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简要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中美和解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巧合"。
　　四、结论
　　中美地缘对抗的衰退对1969年的"和解"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两国决策者积累了起码的"低度战略互信"。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即是证明。该公报"双方声明"部分第三款记载,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反映了双方在亚太已经形成的互信和基础共识。不过6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了,地缘对抗的衰退本身并不足以促使中美和解。这首先是因为在不同时期,两国决策者的思考和议程中有着不同的战略优先排序,而处理中美关系并不经常被置于优先位置。当年两国在全球的争斗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复杂性,经常导致双方决策者将处理与对方的关系视为麻烦甚至是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负资产,后一点对于美国领导人而言尤甚。其次就是意识形态问题。60年代中期,中美在越来越广阔的地区为扩大自己的和削弱对方的影响力展开激烈争斗,其背后则是双方对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理解。这场争斗在当时被认为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它极大地强化了双方对抗的热情与和解的难度。正是这类被当今学界用"结构性矛盾"表达的问题,使1969年12月中美共同努力打开和解之巾的确可以称之为"历史性巧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管双方出于何种不同理由,中美两国领导人是同时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并同时将改善与对方的关系置于战略议程的优先。反之,可以设想,如果上述对于中美都堪称战略性的政策变化不是"同时"发生的,中美能否在60年代即捋结束的时候踏上和解之路,真的是有疑问的。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0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