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美国也需要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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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29/0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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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注意到美国的一些领导人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的身上。正是为了保证自己和他的同志们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毛泽东当年要做的事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保证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这场政改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由邓小平主导的另一场政治改革，这一改革出自这样一种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政治的安全。

　　中国的第二次政治改革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和综合国力的崛起。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的深刻担心并没有因为中国的腾飞而削减–中国政府始终认为美国杜勒斯们要改变中国颜色的"贼心"不死，"颜色革命"的威胁与日俱增。他们认为，美国张口闭口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其实不过是要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让中国重蹈苏联分崩离析的覆辙。他们可能没想到，中国其实大可不必太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因为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一点，奥巴马总统在他1月12日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里说得十分清楚。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主"，奥巴马总统不能一味唱衰，在国情咨文里说了一些多少有点不着边际的话，比如1)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2)没有任何国家敢攻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国，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自取灭亡;3)当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世界人民不会指望中国或俄罗斯来领头解决，他们会找美国。

　　然而，如果仔细斟酌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里对国会的一些请求，我们也许可以深刻地体会奥巴马总统这个作为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领导人的无可奈何。首先，他说，"在过去七年里还有其他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比如，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保证制度不向最富有的财团和大公司倾斜。在此，美国人民需要做出选择。"所谓美国人民需要做出选择其实是指选民必须通过自己的民意代表才能保证一个分配更加合理的目的。

　　其次，他问，美国"怎样在不被孤立、不充当世界警察的情况下，保持美国的安全和强大"?这句话其实惟妙惟肖地描述了美国目前的国际困境，一面是四处出击，一面又有点四面楚歌，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每况愈下。

　　第三，他说，美国若要阻止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当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请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按理说，这样一个可以巩固美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协议国会没有理由不通过。然而，目前国会能否通过这个协议还不得而知。

　　第四，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果断决定与古巴建交。这一决定如同1978年卡特总统果断与中国建交一样，颠覆了美国一个持续很久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国会在无法阻止奥巴马总统的行政权力之时并不取缔已经执行了五十多年而且并不奏效的对古巴的禁运。他恳求国会说，"你们想要巩固我们在南半球的领导力和可信度?那么就承认冷战已经结束，解除禁运吧。"

　　最后，奥巴马总统恳请国会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一监狱耗资巨大，没有必要，只会为我们的敌人继续招兵买马提供说辞。"很难想象，一个可以下令把另一个国家打烂的总统却不能关闭一个自己的监狱，而且里面的所谓恐怖份子也就几十个。

　　一些专家说，奥巴马提出的这些要求还是有希望通过的，争议性更大的话题，比如全民健保、非法移民和禁枪他甚至都没有提出来。因为他知道，只要共和党控制着国会，那些法案根本无法出笼。

　　奥巴马从一个美国母亲和非洲父亲的孩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再到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又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和联邦参议员，以致最后破天荒地成为美国第一位少数族裔的总统，这一事实无疑是美国民主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一个写照，但是近七年的执政经历也让奥巴马总统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已经出了巨大的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这次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了美国民主癌变的病症和主要原因。

　　征兆之一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建国之本的拥抱移民的传统正在被侵蚀，特朗普能在共和党预选之中势如破竹跟他在美国本土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反穆斯林态度联系密切。奥巴马说，"我们不该在政治上以人种和宗教区分别人的原因。这不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知道美国强大的原因。"

　　征兆之二是美国社会的政治信任和团结已经大幅度削弱。奥巴马说，"民主确实需要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如果我们认为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都心怀恶意，或者认为我们的政敌都不爱国，那民主就无法实现。"其实，美国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恐红"(Red Scare)和"丢失中国"(loss of China)后出现的麦卡锡主义都是拿爱国主义消除异己和限制言论自由。在反恐战争中，麦卡锡主义再次沉渣泛起。

　　征兆之三是党争越演越烈，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字典里都没有"妥协"这个词汇，弄得奥巴马总统叫苦连连。他说，"各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并未减弱，而是变得更深。毫无疑问，如果具备林肯或罗斯福那样的才能，可能党派之间的嫌隙会调和得好一些。"

　　在奥巴马总统看来，造成美国政治出现瘫痪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选区的划分，"我们要取消划分国会选区的做法，因为划分选区后，政客们会自己去选择选民，而不是让选民选择他们";二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公民联盟判决"打开了财团无限制进入政治程序的大门。奥巴马说，"我们必须降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防止少数家族和幕后利益集团用资金影响选举"。也正是因为地方选区划分的暗箱操作和政治现金肆虐的无所顾忌，美国选民对政治嗤之以鼻，对政客深恶痛绝。"最重要的是，当人民大众觉得自己的呼声无关紧要，而整个社会体制被有钱、有权或者个别人的利益所操控时，民主就将崩溃。"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要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途径是推进政治改革。"如果我们想优化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个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整个体制，来展现更好的自己。""如果关于竞选资金的现行办法未能获得法院通过，我们就要共同努力，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要让投票更容易，而不是更难，我们应顺应现在的生活方式，使投票方式现代化。今年，我打算走遍全国，来推进这些改革。"奥巴马总统还说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政治进程的变革，不是改变谁当选，而是改变当选的方式。只有美国民众要求进行变革时，变革才会发生。这是由你们决定的。这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结论。一，政治改革并不是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它其实是每个国家的需要，包括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二，中国其实不用担心所谓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因为美国想在中国推进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美国本土已经面临巨大挑战，它不可能是解决中国治理问题和改变权力结构的灵丹妙药。相反，中国的学者其实可以学习奥巴马总统，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研究，拿出一套与中国特殊国情水土相符的政治改革方案。

　　最后，政治运作的最终规律其实是无国界的和普世的。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心里其实都清楚，要保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唯一的途径是扩大参政议政的渠道，让所有可以参加政治过程的人都以爱国和爱己的情怀参与政治辩论和决策程序。

　　奥巴马总统对美国不搞政治改革的后果的警告可谓振聋发聩："如果我们现在放弃，那我们也放弃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会在更大程度上左右重大决定，可能是将年轻士兵送往前线，可能是批准会引起灾难的经济政策，也可能是为了维持控制权，驳回历代美国人民为之奋斗牺牲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如果这样的倒行逆施持续下去，又会有人催促我们回到部落时代，让那些与我们长相不同，信仰不同，选举方式不同，背景不同的同胞当他们的替罪羊。"

　　如果真是这样，美国根本没有对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本钱和现身说法。

　　延伸阅读：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对国际共运重大贡献

　　时间:2015-07-22 来源：中老年时报

　　核心提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11月21日第07版，作者：李慎明，原题为：《毛泽东与杜勒斯较量“和平演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向，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经过长期并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的前景的出现。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

　　毛泽东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极可能就是在此时，毛泽东完全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上山下乡”培养接班人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因素，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当然，我们也决不否认，其中有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过多的人生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失误，也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

　　(据《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