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三）

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的第一篇写了从美国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美两国的交往、纠结和互动;第二篇写了从毛泽东1949年代表全国人民 “别了，司徒雷登”到1968年因马丁·路德·金遇刺毛泽东匆匆忙忙宣布一贯被华尔街掌控的美国政府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本篇将主要讲述1968年到1972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期间中国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化，中美关系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延伸阅读：刘亚伟：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1963年3月30日，苏共给中共写信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新方向包括 “三和”、“两全”和“三无”路线。“三和”即“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最终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没有暴力革命的和平过渡”;“两全”指“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三无”是说建立一个“没有军队、没有武器和没有战争”的世界。毛泽东大怒，亲自组织了“九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试图与莫斯科修补关系，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活动。周一行在苏联受到了“羞辱”，于11月1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等在京的中共领导人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至此，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中国现在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中共与苏联论战的“九评”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主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朋友，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中的一段话是，“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次年11月在“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毛泽东又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侵略越南、干涉老挝威胁柬埔寨，叫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它占领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它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它到处横行霸道。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都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1965年，在越共的要求下，中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美援越”。《人民日报》在当年的“五·一”社论里说，“越南人民还以自己的英勇斗争，拖住了美帝国主义，使全世界人民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处于极端狼狈的境地。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投入了几万名武装人员，几十亿美元，仍然一筹莫展。越南人民的胜利战斗，打乱了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直到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同年8月，中苏又在新疆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正在策划对中国实施战略核打击。

　　1969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了会谈，提出中苏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虽然从表面看，中苏冲突趋于缓和，但是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担心背腹受敌，并开始积极寻找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途径。毛泽东在审核国庆20周年的口号时专门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能不能把尼克松拉到中国这边来?

　　1969年1月20日，靠吃“反共饭”走上政治巅峰的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1967年，他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著文指出，“我们不能把中国置于世界国家之林之外，让它滋润自己的幻想，加深自己的仇恨，威胁自己的邻国。”1969年2月19日，毛主席在住处召开会议。会上，毛主席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四个月后，四位老帅第一次开会。

　　当年9月份，他们向毛泽东交了 “作业”：对于中苏矛盾，他们认为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联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对于中美矛盾。他们认为美国不敢轻易进攻中国。因为美国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国更不敢贸然动手。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他们建议中国应向美国主动“示好”，因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毛泽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作出两项决策：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访华;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过，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入侵柬埔寨后，毛泽东怒不可遏，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声明还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与北京改善关系的尼克松在白宫看到毛泽东的声明后也大发雷霆，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两面三刀”。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不是尼克松的美国，而是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毛泽东决定继续向美国举起橄榄枝。在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亲切交谈，他们亲密无间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 《人民日报》头版上。斯诺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了毛泽东对他所说的话，“如果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是在试图通过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之后几天，尼克松公开表示：“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971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美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世乒赛之后到访中国。当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要符合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太平洋大得可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经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飞抵北京南苑机场，并与周恩来展开会谈。周恩来对基辛格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

　　1971年7月11日，基辛格在周恩来敲定尼克松访华的细节之后飞回巴基斯坦。7月15日，中美同时发布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毛泽东在会谈中对尼克松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他还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周恩来和以尼克松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在2月28日就《上海公报》达成了共识。公报中的一段话如下：“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这段历史自然也为今天中美关系的掌门人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教训。首先，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显然是对本国人民的意愿和世界发展的方向作出了错误判断的结果，他的外交和军事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中苏分裂)，也使得中国的安全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其次，赫鲁晓夫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不过是苏联人民的儿子，第一个土生土长但知道一个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土豆加牛肉的晚餐的政党是绝对没有合法性的改革者。中美上海公报的语言跟苏联1963年写给中国的公开信里提到的“三和主义”殊途同归。第三，意识形态再重要重要不过国家安全。毛泽东虽然在革命的迷思里一再迷失方向，最后还是意识到，不能给自己的国民提供安全和稳定的政府就是一个失职的政府，无能的政府，没有合法性的政府。最后，当年中国与美国刚开始打交道，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平等和互利。四十三年之后，平等和互利还是中美关系的焦点，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首次国事访问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2年的中国刚刚从革命的阵痛中走出，刚刚抬起头看到革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的视野还不宽广，思考还不成熟，步子还不稳健。但是，在撬动了美国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学习、适应和成长，并朝着撬动世界之路走去。

来源时间：2015/10/9   发布时间：201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