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二)
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的第一篇写了从美国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美两国的交往、纠结和互动。而从1945年到1968年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美关系大起大落,每次起落都大大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命运。(延伸阅读:刘亚伟: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毛泽东代表全国人民告别司徒雷登
1944年,国共抗战进入最后一年。为了防止日本投降后美国一边倒向国民党,中共开始向华盛顿展开“魅力攻势”。《解放日报》在1944年7月4日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中,将美国与苏联并称为 “民主世界的双璧”,而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同年,美军陆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观察成员均有过深入的交谈。毛泽东问美军观察组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并对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1945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的担保下赴重庆谈判,并与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杜鲁门又派德高望重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斡旋,试图阻止国共发动内战。然而,1947年,随着国共进入武装冲突,中共对美国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当她问毛,“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次采访中,毛提出了他对美国最为著名的“纸老虎”论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之后就是国共的大血战,辽沈、平津和淮海,解放军逼近长江,在南京的外国使馆纷纷迁往广州,连苏联大使馆都走了,但是美国大使馆在司徒雷登大使的坚持下依然不走,并通过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与中共联系,并提出去北京拜访毛泽东。华盛顿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并占领南京,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走向反面。与此同时,美国在野的共和党也开始指责民主党控制的行政部门“丢失”了中国。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于1949年8月5日发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他在文章最后写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到次年2月14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与苏联终于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完成了自己在外交上的一边倒,但是斯大林在对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美国进攻中国时给予坚定援助的态度上模棱两可。6月25日,金日成不听中方的劝阻,命令人民军突破“三八线”,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部队在仁川登陆后,中国就面临是不是出兵朝鲜的抉择。包括不少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军人反对出兵,但毛泽东最后在斯大林、东北重工业基地可能被联合国军的空军和炮火完全摧毁和对同志邻国不能见死不救的三重压力下决定出兵,并告知彭德怀等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一打就打到了1953年,是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志愿军也是到了1958年才最后从朝鲜撤出。同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炮击后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运进台湾。尽管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冒进十分不满,但是碍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不得不表示对中国炮击的支持,并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9月2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奉命要求中方就炮击事件作出解释。毛泽东对葛说:“当前国际紧张局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较为有利,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毛还说: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撤到延安,继续斗争。此时,毛泽东甚至诗兴大发说:“我们将在哪里建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他自问自答:“我们将在太平洋中间堆起一个大岛,至时我们就把世界之都建在这个大岛子上!”
1962年,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毛泽东坚决支持苏联、古巴与美国血拼到底。毛泽东主持发表声明说,“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毛泽东对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就古巴导弹危机达成妥协极为不满,《人民日报》在10月31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保卫古巴革命》。社论指出,“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坚决抓住美国入侵古巴的魔手,保卫古巴革命,这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莫斯科在成功化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就开始了对中共的批判。毛泽东不服气,组织了坚决的反击。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经过毛泽东修改多次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社论,并不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就是说,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群众是一定要胜利的。”
尽管毛泽东曾经说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但是他还是知道为了防止美国和今后苏联的核讹诈,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武器。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一清二楚,1964年年初,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建议美国摧毁中国在罗布泊地区的所有研制设施,当时提出的方法有二:一是由中情局组织地面破坏,二是由五角大楼进行核打击。白宫甚至向已经与中国交恶的莫斯科征求意见,后者坚决反对。约翰逊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得不偿失,放弃了这一方案。
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以美国黑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推翻美国资产阶级和消灭美帝国主义政府的社会革命。1963年,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声明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支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同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向参加集会的群众挥手致意。
1968年4月4日,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组织抗议活动时被刺身亡。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毛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此后不到一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拐点。
从1945年到1949年,中美关系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尽管司徒雷登和他的学生黄华试图建立华盛顿与北京的首次接触,冷战的大气候终于注定中美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没有把中美建交的可能完全置之度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相信中共会势不可挡地收复台湾,因此决定“等待尘埃落定”再做决策。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的部队突破“三八线”进入南朝鲜,杜鲁门总统旋即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收复台湾的计划一夜之间变成了愿景,中美至此进入全面冲突和不接触,东亚也因此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朝鲜停战不久,中美又就台湾岛的安保展开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博弈。毛泽东的冒险和冒进使得要搞“改革开放”的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并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逼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问题上就范。毛泽东不仅不买赫鲁晓夫的账,还抓住他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有所妥协的小辫子不放,希望美苏展开一场真正的核较量。可能也正是这一危机让毛泽东意识到核武器所具有的威慑力量,中国也加快了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而美国在中国即将拥有核武器的1964年险些对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国发动武装攻击。如果约翰逊当时真下令攻击罗布泊,不知之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处境。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美国黑人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以为美国政府会在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风雨飘摇,并最终垮台。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留下几个教训:美国和新中国如果不是因为第三方的干扰或许很早就会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两国政府都曾干涉或试图干涉对方的内政;意识形态往往会一叶障目,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曾因为意识形态而对对方的国情产生误判并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核时代,对核武器拥有国,任何动武的决定都必须慎之又慎。
来源时间:2015/9/13 发布时间: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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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是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创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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