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论年龄，我也算是20世纪中到21世纪初起伏多变、剪不断、理还乱的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截至今天，我在中国生活了27年半，对美国是隔岸观火;我在美国也生活了27年半，算是深入“虎穴”。我的间接和直接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个所谓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1972年是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年，我刚在西安上初中，现在记不起来当时我们对此有过什么讨论。我对美国的了解那个时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520声明”、电影《奇袭》、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描述美军在越南暴行的《南方来信》和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碰到的一些病号。这些病号大都耳聋，据说是被美国越境飞入北越的鬼怪式战斗机发动机巨大的噪音震聋的。总的来说，我们都坚信毛泽东在“520声明”中对美国的描述，“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

　　1978年我在西安上大一，12月16日一早起来在高音喇叭里听到了中美建交的公报。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公报还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当时的反应是，怎么可能?美国是一个既穷凶极恶、穷兵黩武又日薄西山、四面楚歌的国家。“莺歌燕舞”的中国跟这样一个国家建交有点不可思议。快春节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邓小平访问美国的照片，错愕。美国的城市怎么这么漂亮，美国这个国家像是很有生机。又过了一年多，学校里的澳大利亚老师全都离开了，来了一拨又一拨美国大学的教授，课程也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1981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编辑。1984年，里根总统来访，西安是一站。出版社专门开全社职工大会，宣布在里根访问西安前后一个星期，所有工作人员不得在电话里谈工作，也不要发涉及工作的电报，原因是美国的通讯设备很先进，可以截获电话和电报。里根车队经过的主要大街和干道一时间焕然一新。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中美第三个重要公报——《817公报》。公报说，“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作为外国文学编辑，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决定把哪些美国的畅销书和严肃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那个时候自然没有什么版权概念，看到好的书就直接约译者翻译了。我自己也翻译了几本小说，其中包括美国佐治亚州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心是一个孤独的猎人》。

　　那几年已经有同学和朋友去美国留学了，也有劝我去的，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肯定不能通过美国大学的体检(我因为一只眼睛视力不好，在高考分数很高的情况下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原因是我报考的是外语院校，以后是做外事工作，眼睛不好有碍观瞻)。我当时不知道美国大学录取根本没有体检这回事。到1986年，我倍感“怀才不遇”，工作十分努力并不被出版社的领导们看好，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开始申请美国学校。家里的一个亲戚走访美国夏威夷大学后说申请夏威夷大学吧，那里的历史系主任是美籍华人。1987年初，我被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录取，专业是美国历史。我是世界史大课的助教，教授上大班课，我们上小班课，改作业、判卷子。1988年中国海军的“郑和舰”造访珍珠港，我们跑去看热闹，跟美国大兵一样被海政文工团的歌舞表演给迷住了。

　　1989年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波折，从报纸上看到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斯考克罗夫(Brent Scowcroft) 去北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美国的舆论一片叫骂，但我感觉美国不会完全跟中国翻脸，但所谓的十年“蜜月”也就此终止。同年，我因为对美国南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兴趣被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录取攻读博士。阴错阳差，我最后的博士论文没有写美国南方的历史，而是写毛泽东的美国观。写论文的时候天天通过微缩胶卷看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报纸杂志对美国的报道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的认知的变迁。毛泽东对美国一向是羡慕和崇拜的，但是美国在1945年后介入中国内战和在1949年后拒绝承认新中国使得他对美国十分不满，但是他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一直在寻找与美国重归于好的途径。

　　1992年一位熟人说你想不想挣点外快，我说当然。没想到挣外快的活居然是给来美国卡特中心参加培训的中国聋哑人学校教师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卡特中心。1996年，在埃默里大学曾经给我上过课的帕斯特(Robert Pastor，已故)教授说，他要在卡特中心成立中国项目，问我能不能帮帮他。我说当然可以，但要看是做什么事。他说去中国观摩选举。我大吃一惊，“中国还有选举?”他说当然。后来才知这个时候中国的农村已经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基层民主选举。我在做志愿者两年之后进入卡特中心，并主导了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和全国人大外委会长期的合作。1999年5月，我们一直在张罗当时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卡特中心访问的事。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与美国几乎所有的官方和民间交流都被终止。2000年年底，我们组织了一批中国国内的官员观摩美国大选，代表团团员在投票日那天盯着电视看了一晚上也没等到选举的结果。他们说，美国这种民主不好玩，太复杂。小布什后来因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当选总统。后来与一位参加观选的官员在北京吃饭时他说，法院有这么大的权力，不可思议。

　　2001年小布什就职后不久在白宫玫瑰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为了统一台湾而动用武力，美国会调动所有的资源保护台湾和台湾人民。这番话在北京和华盛顿都引起震惊。尽管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但自中美建交之后还没有总统这么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台海政策。台湾那边陈水扁在不停地闹事，美国这边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中美关系似乎朝着低谷迈进。同年4月，美国的EP—3侦察机在与中国起飞拦截的战斗机相撞后迫降邻水机场，全美国都在关注被中国军方扣押的侦察机组成员的命运。我在课堂上问学美国历史课的学生，如果他们是布什总统，他们会怎么办?100多个学生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说，派海豹特种部队去营救。国务卿鲍威尔的一声“对不起”导致美国机组成员获释，但是中美关系又下了一层楼。

　　2001年9月11日，我一早开始上课，突然就听到走廊里有人哭泣，纳闷。课间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学校随即宣布听课。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不需赘述。2008年8月下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后写了一篇题为《圣经般的七年》的时评。他说，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两国的不同：我们在9·11被攻击了，他们没有;我们有真正的敌人，他们只有一些敌对分子，而且通常是在国内;我们必须对9·11作出反应，至少要去阿富汗消灭基地分子，并加强国内安全措施，他们得以避免所有的海外纠缠。到伊拉克为民主而战，虽然我支持，但这并不是非打不可之仗，而且肯定得不偿失。

　　2012年12月初，刚刚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对到访的卡特总统说，你是中美建交总统，希望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添砖加瓦。卡特总统愉快地答应了。从此，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有了新的内容。

来源时间：2015/6/13   发布时间：201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