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

作者：王缉思  来源：历史百人会

    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中，一些评论家将今天的中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加以类比，担心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美国则会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从而出现中美争霸的局面。

　　应当说，这样一个假设不是空穴来风，这样一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际立场方面的冲突凸现。

　　世界上的许多评论都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在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崛起的大国，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企图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应当警惕、防范以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还有人说，9·11以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对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只是一种表象，两国最终还会势不两立，甚至因为台湾问题而“必有一战”。

　　本文不打算全面回答“中美是否将争霸”的问题，而是从美苏争霸的历史过程说起，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探讨我们应当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同时，本文也试图比较今日中国和当年苏联所走的完全不同的崛起道路，指出中美对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历史环境的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极格局，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崛起和互为战略敌手。

　　美苏两国都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两洋大国，具有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禀赋;同时两大民族都有扩张的历史传统和动力。

　　先看美国方面。美国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宗教环境中，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滋生了一种“救世主”心态，以及获取海外市场和政治霸权的强烈愿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遭遇重大挫折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重新找到了生路。

　　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既源于欧洲，又带有更多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色彩，从根本上排斥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美国政治主流视共产主义思想为洪水猛兽，坚信“自由”必然战胜“极权”。在美国，基督教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超过欧洲，反共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美国的天赋人权观、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同当年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水火不相容。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使它认为应当将自己的思想和制度作为榜样推广到全球。

　　美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对外实行经济扩张和战略扩张的国家传统。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和战后初期的超强实力使其扩张野心更加膨胀。5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猖獗，把美国政治推向右倾，压制了务实温和的外交思想。此外，同苏联的军备竞争、庞大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以及朝鲜战争，都刺激了美国的军火工业。国内形成的强大军工利益集团，反过来又推动美国采取遏制苏联的强硬行动，造成了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

　　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基本上依照战时罗斯福政府战时构想的世界蓝图所展开。首先，美国倡导按照“大国一致”的原则创立联合国，在新建的联合国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联合国是确立战后美国政治霸权地位的组织保证。其次，在罗斯福政府策划下，各大国早在1944年7月便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则是美国战后扩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重要工具。加上1947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其他一系列金融和贸易体制，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超强的物质基础上，又有了坚实的组织和机制保证。

　　美苏冷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都是当时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欧洲。苏联在联合国频频使用否决权，在东欧封闭了西方干涉渗透的大门，使杜鲁门政府确信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是苏联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扩张”，从而提出了将“共产主义威胁”同美国的国家安全挂起钩来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和冷战时代的开始。为了实施“杜鲁门主义，”美国提出了大规模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美、英、法、加等西方12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美国在政治(杜鲁门主义)、经济(马歇尔计划)、军事(北约)上形成了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对苏联的全面遏制。

　　亚洲是美苏冷战的另一个战场。美国出于反共反苏的动机，对中国内战进行干涉，但其后果适得其反。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政府以为这场战争是苏联向美国发动全面进攻前对美国决心和意图的试探，于是迅速派军队直接介入。美苏之间的冷战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热战”。朝鲜刚刚停战，美国又大力插手东南亚事务，在越南南方扶植了亲美政权，于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还同台湾蒋介石政权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最终在亚太地区完成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体系。

　　再看苏联方面。苏联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围攻之中实现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久，便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了国内资本主义，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造，将所有私人经营形式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卫国战争前的高速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加强了苏联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信心。战后初期，苏联确立了重视国防工业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轻视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斯大林坚持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阶段的战略判断，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水火不相容，只能有两个平行而且相对立的市场，因此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苏联的政治、文化、外交传统中，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过的沙皇俄国专制思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扩张和对武力的崇拜，都有沙俄扩张传统的影子。同美国的“天命观”类似的是，苏联也有一种文明优越感和“救世主”心态。苏联最初的成功崛起，更加增强了这种优越感，使它坚信其他国家也应当按照俄国革命和苏联的模式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苏联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美国。

　　按照“两个平行而对立的市场”的思路，斯大林认定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建立欧洲反苏集团。为了限制东欧国家同西方的经济往来，苏联在1949年成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从此，相互隔离、制度对立的东西方两大经济集团正式形成。

　　1947年9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国、意大利等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协调各党活动的情报局。在情报局成立的会议上，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宣称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1955年5月，当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后，苏联和东欧7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由此在欧洲出现了同北约相对抗的军事集团。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两极格局，从此固定下来了。

　　同美苏两个崛起的超强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大国的衰落。英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财力耗尽，昔日帝国风光不再，无力在欧洲扮演“平衡者”角色。曾被德国占领的法国，经济濒临危机，恢复殖民大国地位力不从心。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更是百废待兴。国际体系以欧洲为中心、世界事务由欧洲大国支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日本处于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之下，经济萧条，物资匮乏，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第三世界”。

　　回顾两大阵营和冷战格局定型的历史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历史环境，给美苏各自的扩张和相互竞争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战后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在国力和国际影响上望美苏之项背。当时的美苏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可以说是互为“天敌”，而两国之间又缺乏经济联系和充分的信息沟通与相互了解。美苏两国同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两大意识形态严重对立，造就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美苏形成对抗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国家都对冷战负有责任。

　　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不能重现、不可再造，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否认的是，尽管美国没有冷战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那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超级大国，而且有巩固其霸权地位的决心。问题在于美国从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将任何一个大国确定为对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或者愿意担当当年苏联那样一种角色。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时说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或“问题国家”，有时说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时说来自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明确地定位于伊斯兰激进势力，尽管出于政治考虑它不愿意说出“伊斯兰”这个概念。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最严重的危险”来自“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形势，证明了美国同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麻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可能越来越多，而西方国家内部的裂痕也呈扩大趋势。

　　将今日的中国同当年的苏联相对照，可以肯定出现中美争霸局面的可能性很小。在主观上，中国没有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愿望。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决不当头”。在客观上，中国也不具备在东亚地区(更不用说在全球)称霸的力量、条件和环境。中国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美国也没有像对待当年的苏联那样，视中国为它的主要战略威胁。即使美国企图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也不可能成功构筑一个反华国际联盟。

　　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如果我们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发现了的历史规律和客观趋势，那么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就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条件。总的来看，苏美争霸是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的，却未能阻挡大多数国家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

　　在战后初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摆脱殖民统治的桎梏，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于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推行马歇尔计划，其初衷固然是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但在客观上部分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4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经济危机，但它们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启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此而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拓展，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相形见绌，以至最终瓦解。

　　美国出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需要和自身的经济利益，支持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扶植日本的经济复苏，反过头来却让西德和日本后来居上，经济发展速度在冷战时期逐步超过了美国。西欧六国在50年代就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后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速和扩大。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55年的36.3%，下降到1970年的24.5%和1987年的21.1%。[1]冷战结束时，美日欧在发达国家经济中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削弱。这是美国始料所不及的(然而冷战后美国在经济上重整旗鼓，现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又上升到31%左右)。

　　美国一方面促进西方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却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战略遏制，阻挠这些国家同外部世界建立经济联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经常对第三世界中有“亲共倾向”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冷战时期的苏联既不具备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充分经济合作的客观条件，也缺乏这种主观愿望。它坚持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同资本主义市场相平行、相对立的经互会。实际上，在经互会内部并没有真正的市场，而是自我封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国际化。当经互会其他国家试图同资本主义国家扩大经济交流时，苏联又进行阻挠。这些做法都是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也制约了苏联自身的经济发展。苏联在缓和时期同西方开展了一些经贸往来，但却没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更没有进行相应的国内经济改革，因此当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开始形成时，苏联同西方经济的差距无可挽回地加大了(例如，80年代初美国在计算机的使用方面以25:1的优势领先于苏联)。

　　苏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包含了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较量。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既没有走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也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内外政策。被称为东亚“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台湾，从60年代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绩。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也后来居上，在冷战后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凡是在苏美争霸时期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注重维护内部政治稳定，利用政府权威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在美国企图孤立、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济援助，但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对中国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在中苏分裂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70年代后期对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趋势做出了新的、同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的判断。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融入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走上了一条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经过20多年的经验积累，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知识精英已经对经济全球化做出了比较清醒的利弊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并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是中国自愿做出的正确选择。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取得如此成就之后，还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同市场经济一争高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不会出现中美争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苏美国力消长和争霸态势的分析

　　比较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力量消长变化，能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遗憾的是，由于苏美两国官方经济统计方法和数据的不同，以及缺乏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只能做出一个粗略的评估。

　　中国学者李建民的最新研究报告，得出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结论：1990年苏联经济的总量规模(按GNP计算)仅为美国的40%左右，相当于1913年俄罗斯同美国实力对比的状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的73年里，苏联在追赶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只取得过阶段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70年代中期)和局部性(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胜利或优势，总体上并未占据优势。[2]

　　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要按照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冷战年代的美苏国力对比和攻守态势的四个发展阶段。

　　战后初期，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处于绝对优势。美国在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一半左右，黄金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元是国际上惟一真正的硬通货。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投放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是世界上惟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中经济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在195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苏联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战前，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政治上，苏联实际上控制着东欧，掌握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各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处于方兴未艾之势。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第二次高潮，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在军事上，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其军队部署于东起千岛群岛、西至德国东部的广阔战略要地。苏联还获得了68万多平方公里的新领土，建立了从欧洲东北部经近东地区直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安全缓冲地带。1949年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成为两个核大国之一。

　　在两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基本占据了全局实力上的优势和战略上的攻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苏联则只占据某些局部的优势和攻势，对西方围堵的反应主要是“突围式”的。例如，是美国首先提出马歇尔计划、成立联邦德国、组织北约，而苏联则反应式地成立了经互会、民主德国和华约。美苏双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都是巩固各自的阵营，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原则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都在各自阵营内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可以说是冷战的第二阶段。美苏各自的国内困难、两大营垒的内部矛盾、核军备竞赛造成的“恐怖平衡”等诸多因素，迫使美苏对抗陷入长期的战略僵持，斗争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呈现出“拉锯战”式的互有攻守态势。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较快。按照各方数据进行综合评估，苏联的总体经济规模从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或将近三分之二，而在导弹技术、空间技术、战略核武器的数量等方面，苏联已经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优势。例如，苏联在1957年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比较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并取得一定成效，提出加大发展轻工业的力度，但仍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品生产的战略。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为苏联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60年代末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此时，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止步不前。

　　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0年)实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整，为同苏联竞争而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军备。美国实行的“新面貌”安全政策，要求在对付苏联的威胁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以便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此，美国削减常规军备，优先发展核武器;削减陆海军人数和海外驻军，大力发展战略空军。

　　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政治动荡。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以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为主流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约翰逊政府在师出无名的越南战争泥淖中越陷越深，激起国内外强烈的反战运动，都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美国，使美国的自信心遭受了沉重打击。

　　整个7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第三阶段，即苏联扩张、美国收缩阶段。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严重挫折，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体制相对稳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美国，使苏联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更加乐观的估计。苏联在70年代初对西方做出了一系列的缓和姿态。1972-74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实现了苏美首脑互访，签订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反导条约等重要文件，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联作为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承认，是苏联战略的巨大成功。

　　但是，苏联没有把国际关系的缓和及自身安全环境的改善视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好机遇，而是认为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动“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主动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力争取得对美国的全面军事优势。从1965年到1977年，苏联军费以每年不低于4.5%的速度增长;苏联军队(不包括边防军和内务部军人)从368万人增加到419万人，而同期的美国军队数量从305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军人数比美军多出一倍;苏联海军舰艇的总吨位增加了一倍，接近了美国的水平。据美方统计，苏联的军费开支在1980年达到1750亿美元，高出美国的1150亿美元。[3]在军费急速增长的同时，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由于继续采取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方针，而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苏联的轻工产品业和农产品长期严重短缺。

　　苏联乘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抢占战略要地，扩大势力范围。苏联还增加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军，加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苏联在1979年底发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将东西方缓和逼进了死胡同。

　　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提出了实行战略收缩的“关岛原则”(即“尼克松主义”)，并开始了包括缓和对华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是美国世界地位下降和对苏战略由攻势转向守势的重要标志。美国于1973年将军队全部撤出越南南方。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进一步降低了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财政困难、失业率上升，使美国在1975年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样，7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降到了冷战时期的最低点。但是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及时收缩战线，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僵硬政策立场，增加了实力均衡和地缘政治的考虑，采取了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新战略。这时的苏联虽然军事扩张的势头正盛，但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日益缺乏吸引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在缓和时期，美国并不担心同苏联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中开始重整旗鼓。为扭转美国战略上的劣势，美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陷入外交困境，苏美争霸进入了“美攻苏守”的最后阶段。苏联侵略阿富汗是战后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所犯下的最大错误。阿富汗是一个经济落后、部族矛盾复杂的国家。当时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被推翻，并没有对苏联的战略利益造成重大威胁。苏联以维护其南部边界的安全、“履行国际义务”为由，辩称“应阿富汗政府请求”，派数万军队入侵并占领这个主权国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大大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

　　1981年里根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缓和政策已经破产，美国必须“以实力求和平”。为增强实力，里根政府决定经济与军事双管齐下。通过实施“经济复兴计划”大力振兴美国经济。在军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重新夺回了在同苏联军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里根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经济的弊病，有意把苏联引入新一轮军备竞赛以把它拖垮。美国在同苏联的“新冷战”中转守为攻，还表现为在第三世界对苏联发动全面反击，并将触角伸进波兰等东欧国家。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国内政治逐渐发生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理论思想上，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在实际政策上，苏联在80年代后期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消除和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单方面大幅度裁军，从东欧、阿富汗、中苏中蒙边界撤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改善同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关系，并且同美国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减少在第三世界的卷入。

　　在美国方面，1989年上台的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将冷战时期制订的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转变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然后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苏美两国相互战略的转变，标志着冷战和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结束。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在1989年先后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990年东西德实现统一。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波之后，苏联于1991年底正式宣布解体。

　　美苏争霸以苏联的失败、解体和美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导致苏联迅速衰落和瓦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苏联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包括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错误，包括国际政治气候的重大变化，也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长期军事压力、经济封锁和政治渗透。就美苏争霸这一历史现象而言，苏联早在80年代之前就逐渐丧失了政治吸引力、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优势，同美国争霸的资本，几乎只剩下同美国军事力量的均衡。因此，当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放弃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时，苏联的失败已经无可救药了。

　　从苏美的力量对比和曲折的争霸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大地领先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是很不均衡的。但是苏联在各个阶段都严重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严重地低估了战略对手的力量。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表面数字上看一直高于美国。但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重工业和军工产品)产量增加的背后，是农、轻、重比例的失调，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低下，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苏联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条件下，国防支出却同美国相当，长期同美国进行军备和科技竞赛，耗费了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虽然在某些领域的某段时间内出现了赶超美国的趋势，但最终在综合实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其次，苏共领导人对本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下，对内对外都只讲自己的优点、成绩和有利条件，掩盖缺点、错误和困难。因此，一旦同资本主义外部世界开始信息流通，苏共的干部、党员和广大公众便对自己的信仰、实力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以至幻灭感，让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从而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

　　四、霸权的代价

　　苏美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让整个世界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其次也让自己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特别是苏联因此而解体消亡。

　　在美苏对峙和争霸的40多年里，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两国近乎疯狂地进行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竞赛，到了80年代分别拥有2000枚以上的核弹头，足够把对方摧毁几十次。一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足以毁灭全人类。两国都经常进行战争动员和战争威胁，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有引发美苏在第三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

　　美苏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但它们的相互争夺是朝鲜战争、美国侵略越南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的主要背景。安哥拉内战、柬埔寨战争、非洲之角的战乱，也是美苏争霸的间接后果。美苏都将某些地区冲突和内战视为“代理人战争”，为相互争夺而干涉他国内政，颠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造成和加剧了许多地区的动乱和民族宗教矛盾，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美苏达成默契，划分势力范围，而后又把两极格局固定下来，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一些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造成了德国、朝鲜、越南的民族分裂，阻碍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冷战时期美苏研发、制造和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留下了军备控制的许多后遗症和隐患。

　　客观地说，美苏为首的两极体系是一种稳定性较强的结构，比历史上群雄割据、在角逐中不断重新分化组合的局面有更强的可预测性，这就是“核恐怖”笼罩下的总体和平。两霸在军事上基本势均力敌，双方都认识到两大阵营之间的任何直接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触发核大战，而核大战将导致本国的毁灭，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因此，在加强战备和强硬言辞的背后，美苏都有某些自我约束的意识，双方还建立了防止意外冲突的“热线”和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两国在各自阵营内部担任“霸主”角色，也维护了两大营垒的内部稳定。两大意识形态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长期掩盖了某些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于是当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一些地区冲突很快爆发了。但是，美苏争霸对国际安全所带来的破坏，远远大于其稳定作用。

　　大国维持霸权和争夺霸权是需要自己付出成本和巨大代价的。争夺霸权的典型思维方式，就是把双边互动、集团政治以至世界事务视为一种“零和对局”，即视对方之得为己方之失，视对方之失为己方之得，完全没有“双赢”的构想和可能。霸权国家相互猜忌，相互拆台，“一报还一报”，在消耗对方的同时也消耗了自己。美苏军备竞赛就是如此。

　　争夺霸权还需要搞集团政治，即维系联盟体系，拉拢联盟以外的国家，防止第三势力倒向对方阵营。这也需要巨大的资源付出。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虽然意识形态的纽带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国家之间的“天然盟友”和强国对弱国的“无私援助”。美苏构筑各自的联盟虽然也有战略上受益的一面，但总体来说得不偿失，特别是苏联付出的代价更大。例如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虽然有不平等交换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什么经济实惠。苏联对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过不少援助，但经济援助只占其中四分之一，而军事援助占到四分之三。受援国并没有对苏联产生过真正的感恩戴德。

　　美国为遏制苏联而在第三世界中采取的种种政策，也遭遇了强烈抵制，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例如，美国一方面对它的敌国或同美国作对的政权大搞“人权外交”，鼓吹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对第三世界中许多亲美政权粗暴违反人权、践踏民主的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搞双重标准，充分说明它的冷战外交是以反苏为主轴而不是以“民主”划线的。

　　美苏推行霸权扩张政策对自己造成的最大伤害，莫过于在境外采取了“为荣誉而战”的直接军事行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它们各自的“滑铁卢”。

　　美国在距它万里之遥的越南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始于肯尼迪政府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和“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不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力量对比的悬殊，使美国原以为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力量轻而易举，未料到逐步升级的战争进行了12年以上，最终以美国付出惨重伤亡、从南越完全撤军而告结束。美国侵略越南不但给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使美国遭受了军人死5万、伤15万，耗资2000多亿美元的重大创伤，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内部凝聚力，给美国造成的“内伤”至今没有痊愈。

　　同越南战争类似的是，苏联侵略阿富汗也不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谋划，而且在战争初期也以为凭借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能够速战速决，消灭阿富汗境内的反叛力量，未料到陷入阿富汗长达9年之久，最终不得不完全撤军。

　　苏联侵阿后，卡特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中止军控谈判、部分粮食禁运、停止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项目的多项制裁措施。美国和许多国家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中国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阿富汗反苏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援助，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国际联合行动从此更为协调一致，在阿富汗的非正义战争遭到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顽强抵抗，在苏联国内也不得人心。苏军长期陷入阿富汗内战不能自拔，损失惨重，每年在阿富汗的军事开支高达50亿卢布，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侵阿战争成为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中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美国侵越战争和苏联侵阿战争的失败，除了它们均非“义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在当地抵抗力量的背后，站着另一个超级大国，抵消了力量对比的表面悬殊。第二，一旦在国外进行的、并不涉及本国切身利益的战争久拖不决，在国内就会丧失政治支持。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要谨防军事冒险。只有在本国利益真正受到严重威胁、获得充分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国际道义支持、做好战略谋划的条件下，大国才能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五、结论

　　最后，我只想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同冷战时期苏联的政策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做一个浅显的对比，引出本文的一些基本结论。

　　首先，中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家发展目标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说冷战初期苏联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的话，今天中国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大。按照汇率计算，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约10万亿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及美国(3.7万美元)的三十几分之一。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战略核导弹数量、海空军力量等方面的比较，美国更处于绝对优势。

　　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政府不讳言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现存体制的弊端，决心大力推进改革。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定位于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不同美国或者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些现实的估计和务实的目标，同苏联当年宣称自己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同时又念念不忘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冷战时期苏联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根据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愈演愈烈，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自觉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提倡“双赢”，参加和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力图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当代中国外交同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别。苏联以“埋葬世界资本主义”为己任，将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当作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条件。即使在美苏缓和时期，苏联也把缓和战略当作同美国继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要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缓和政策的目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苏联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缓和政策是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手段。

　　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没有搞集团政治，没有搞势力范围，没有搞排他性的贸易同盟，没有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更没有搞军事同盟。

　　最后，中国十分注意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美苏关于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是冷战僵局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像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若干次危机和许多麻烦，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能对战略大局做出正确地估量，并同美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接触，避免了危机失控的局面。

　　当然，吸取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并且总结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经验，还不足以防止中美在21世纪出现战略对抗。本文旨在说明，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巩固。这个现象已经说明，中美两国不但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双赢，而且在全球安全和政治格局中完全不是处在一个“零和对局”之中，而是也有可能做到双赢。

　　[1]肖跃、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2]李建民：《苏美经济对苏联的影响》(未刊稿)，第5页。

　　[3]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231页。

来源时间：2015/5/10   发布时间：201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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