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创新社会需要创新的政府

作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戴维·蓝普顿(David Lampton)是当今美国众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极负盛名的一位，现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同时兼任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中美之外交》、《改革时代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年》、《后毛时代的中国决策》等。

　　问题面前没有“中国例外”

　　赵忆宁： 7月份，在中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上(被认为是十八大之前的吹风会)，习近平在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作总结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五个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我曾记得，2006年我在华盛顿采访时您对我讲到：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之后这个观点写入您的《中国力量的三面》(2009，新华出版社)这本书中。

　　您是否认为中国存在习近平总结的这五个优势?或者您认同其中的哪些存在，哪些您并不认同。理由分别是什么?

　　蓝普顿：国家、组织以及个人不具有永久的优势，且所谓优势与劣势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并依赖于其背景。我想中国正在步入一个自己的新时代、一个与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可以将中国的努力集中起来、产生快速的增长和改善几乎所有人的福利。但是，正是这些努力的成功之处造成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和政府。现在的任务就是使其统治的制度和风格适应新的社会基础。类似， 在改革头十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周边邻国对中国不断提高的国力持一个较为宽容的态度;而现在，他们正越来越紧张——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并改善行为以使他们安心。因此，如何保持制度与社会相平衡，如何使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与邻国及其他大国和谐相处，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挑战。从来没有永久的优势。

　　赵忆宁：在议论中国制度与中国特色的时候，李成有“中国例外论”(2011)，是不是真的有“中国制度”?如果有，您作为一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如何描述这一“中国制度”?

　　蓝普顿：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背景，找到自己的方式，使其政治经济体系能够与人民和谐相处、能够和世界和谐相处。从来没有普适性的模式。但有些挑战却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在这里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如同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建立人民对这些制度的认同，随着人民知识和资源的增长、允许他们有更大的参与，同时，现代化成果的分配也会出现争议。因此，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中国可以是例外的;但是，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本身，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当然除了这些问题本身的规模和对其处理的速度之外。

　　赵忆宁：自从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后，西方学界开始更多地把中国制度与资本制度作比较。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有优势吗?

　　蓝普顿：所有的制度都具有这样一个问题，一是如何平衡个人福利和集体福利，二是如何在市场与计划之间找到平衡。自一开始，美国就非常强调个人和最小的市场管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儒家传统的国家，中国则更强调集体和规划。但是，我记得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90年代中期给我说过，大概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的，国家之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个国家在个人与集体、市场与计划的平衡有所不同。”我想朱镕基是对的。

　　快速老龄化的挑战

　　赵忆宁：在您的《中国力量的三面》一书中谈到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内部挑战，其中包括养老以及社会医疗保障。当时您很担心，认为“创造一个重要的社会保障网，是一项机制建设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远比中国拥有的时间多”。据2012年的数据，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超过12.5亿人口(尽管还是低水平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基本实现全覆盖的目标，原因所在?您是否愿意与奥巴马总统推行的医疗制度改革做一比较?

　　蓝普顿：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奋斗，向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有疗效的医疗保健——美国虽人均GDP十倍于中国，也有问题。所有国家都难以做到给予公共卫生和预防性保障以适当的重视，因而避免在医疗问题对个人或者群体变得严重之后再来处理。同样，医疗科学新进展说明，总是有新的、昂贵的办法来延长寿命，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向所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接着，问题来了：谁才能得到这些救命的服务?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制度来说都是困难的，对于中国就更加困难了，这是因为中国正快速转向市场，而人均收入仍然不高。

　　我一直觉得，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绩之一就是，毛时代的多数时间中，中国的基本健康统计远比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的其他国家要好。我认为对普遍性的强调、试图提供预防性保健护理、强调初级护理是非常明智的，尽管具有很多大问题，但成绩是非常显著的。未来极大地复杂化和挑战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问题之一，是快速老龄化。在老龄化社会，慢性健康问题将会快速成为一个繁重的、昂贵的负担。

　　中美相互学习与“美国衰落”论

　　赵忆宁：对于您曾提出的美国“应该更多地学习中国”，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除了在您的书中所谈到的学习方面诸如教育等等，最近有新的发现吗?另外我还想知道，您这个观点能影响到多少人和哪些人?与此同时，您是否考虑过，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什么呢?

　　蓝普顿：各国之所以发现向其他国家学习起来非常困难，是因为社会有很多原因来行动，但只有其中之一是别人的经验。但是，我觉得，美国需要学习，真正地再学习，促进增长——强调初级教育、强调研发投入、建设基础设施——这些中国都做得很好。美国需要在这些方面前进。相反，我认为中国也可以从自问中获益：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仅有世界4%人口，却成为如此之多的伟大的发明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乡以及如此之多的专利和版权的发源地?我想答案就存在于对不同思想、企业家精神和自由探索的信奉。

　　赵忆宁：在美国最近有关于美国的衰落与中国模式的崛起并行的言论。有人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损失可能是无形的──美国经济模式蒙受了羞辱。而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还在西方经济疲软无能为力之际进行战略投资，甚至有能力向陷入困境的其它国家伸以援手，从而赢得伙伴关系，这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胜利。您认为真的有“中国模式”吗?中国特色的体制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或者复制的模式吗?

　　蓝普顿：关于所谓的美国衰落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狡猾的、危险的概念。我们需要更认真的思考。确实在二战之后，美国虽仅约有世界人口的4%，却在综合国力方面具有巨大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其他社会遭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多数国家实行了一个没有美国那样高效的经济模式。进而，美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研发进行投资。随着战争的创伤逐渐愈合，也随着更多的国家转向市场(正如中国一样提升了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那么，世界其他多数国家的经济绩效就相对提升。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的福利在绝对意义上需要下降，也并不是说，美国将不再具有单独的最大能力来长期地展示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因此，美国或许逐渐相对减少主导性，但是仍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相对地崛起，随着美国面临未曾有过的巨大挑战——主导性相对下降，中美之间的合作是必须的。我们能够合作，或者不断互相斗争、耗尽能量。这是两国现在以及未来领导必须面临的选择。

　　创新社会需要创新的政府

　　赵忆宁：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我经常听到外国人重复的一个话题是，“某些事情或许在北京可以搞定，但在我们这里不行”。一个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党专政”的“非民主国家”，为什么如今会让那么多人羡慕?您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决策机制。是什么使您如此赞誉中国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

　　蓝普顿：因为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政策决策和执行力量。我认为，力量是定义和成就个人目的或目标的能力。在复杂的民众社会和国际体系中，决定该做什么本身就已经极度困难了，而一旦决定了，又需要完成政策意图。在很多西方国家，当政策通过一层层政府机关和公民组织时，其意图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逐层降低。

　　这些困难与一种叫做“聪明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有关。聪明实力意味着以最有效率的资源使用方式定义目标和实现政策的能力。而中国的聪明实力很强。当领导人或整个国家领导层面通过从议事日程安排到政策形成、政策实施以及政策运用的整个政策制定周期中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力量就从中体现出来了。

　　中国的强大，就在于她能够在大量事务中自己制订国内日程和国际日程，影响政策实施过程，并使得最初的意图和实际结果有效协调，避免了政策失效的现象。

　　赵忆宁：最近中国的学者在总结中国的经济制度成功所在时，提出诸如“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还有“国有与非国有”的“两条腿走路”。您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所在吗?还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您如何评述?

　　蓝普顿：关于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的优势，我开始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制度都各有其优劣。在发展早期，如果一个国家正在建立实际上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善的技术和制度时，中央集权国家能够集中资源、进行投资和瞄准目标、组织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实施，因为具有优势。

　　但是，当问题从使用充分认识和可得技术建立大规模基础设施转向创造新技术和创造创新型社会时，那么，其他形式的政府、社会和经济组织就变得非常必要。中国目前处在的阶段是，必须调整其知识和政府的上层结构，来更加紧密地与剧烈变动的社会和需要在未来进行竞争的动态世界进行匹配。

　　中国未来治理模式将是中国式的

　　赵忆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如果让列宁重生在21世纪的北京，让他看看城市到处矗立的摩天大楼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他或会马上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是对他一个世纪以前设计的制度的回应。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的制度或者体制依然是社会主义，而没有引入西式的民主。约瑟夫·奈说过，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美国常青的法宝”，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年均10%以上，而且连续30年，如何解释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

　　蓝普顿：中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更不是美国。每个国家在一个具体的条件下、一个具体的时刻才能找到自己，且需要有远见的领导人来适应这种情况并为未来做准备。中美应该互相帮助来解决新挑战，而不是使彼此的生活更加艰难。

　　赵忆宁：西方的观念一直认为中国或迟或早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种对政治制度如何演变理论的一般规律性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稳固似乎是在说：我们不想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且会使用各种手段确保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但有关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答。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蓝普顿：未来，中国将拥有一个不断人性化、参与式、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预见将决定其独特的品性和实现这个目标的制度结构，但无疑这个解决方案将是中国式的。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2/11/7

旧文章ID：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