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祖若水：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刊发的研究“压力重重：美国对外政策专家对华态度” 来源：Rory Truex

（1）研究设计：如何挖掘真实的对华立场一

为进一步探究观点表达可能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问卷引入了一项实验性设计，将受访者随机分为实名填写和匿名填写两组。实名填写组被告知他们的姓名将被研究人员记录，而匿名填写组则保证完全隐私。通过这种设计，研究能够比较两组受访者在回答敏感问题时的差异，从而判断表达外部压力对其涉华政策态度的潜在影响。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还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了更详细的定性数据。研究团队挑选了55名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访谈，这些人来自不同职业阶段、机构背景和政治立场，涵盖了对华政策的多样化视角。访谈内容聚焦于两大主题：一是受访者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二是他们是否在发表观点时感受到压力，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这些访谈采用了开放式提问的方式，确保受访者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同时避免诱导性问题对回答的潜在影响。当访谈达到理论饱和点，即进一步访谈无法提供新的信息时，研究团队结束了数据采集。

（2）研究发现：松散共识和深层分歧

研究的核心发现揭示了对华政策讨论中存在的“松散共识”，即多数人认可中国构成多维度挑战，包括人权问题、军事扩张、经济竞争及技术争夺。无论政治倾向，大部分受访者认同中国行为对国际规则构成“挑战”，并需要一定程度的应对，但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上存在显著分歧。

具体而言，分歧的基础是对过去政策的评价和对“威胁”程度认知的不同。研究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接触政策失败”的观点。剩余受访者中，约30%认同这一观点，另有30%表示不确定或持保留态度。这一结果表明，美国政策圈内对过去几十年中美接触政策的评价并不统一，仍有大量研究者认为接触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3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全社会威胁”。55%-58%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一表述，认为这种语言过于极端或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研究人员对“中国威胁”的解读更为谨慎，并不倾向于将其扩大到全社会层面。对于具体政策，如限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校，仅1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据此，研究发现，传统的“鹰派”（强硬）和“鸽派”（温和）划分并不准确。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描述了政策讨论中的流动性。一些观点在不同议题上表现出混合立场，例如在安全问题上更趋强硬，而在经济或教育交流方面持更开放态度。研究还显示，不同党派背景、性别和种族群体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民主党倾向者相较共和党倾向者更温和，而女性和少数族裔受访者对抗性的政策支持率较低。年轻从业者、共和党人士和具有军政背景的从业者更倾向于支持强硬政策，但这类倾向性并不足以形成固定的群体划分。

（3）外部压力：被迫成为对华鹰派

研究还发现，约20%-25%的受访者提到感受到需要表达对华强硬立场的压力。这种压力体现为同事间批评、媒体对文章语言的修改、机构高层阻止温和文章发表等形式。尤其是年轻从业者、女性及少数族裔更易受到影响，例如部分华裔研究人员在高层会议中被质疑忠诚度或受到公众威胁。

然而，压力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既包括明确的外部干预，也包括隐性的自我调整策略。为了迎合主流，多数受访者选择采用“镜像策略”（Discourse Mirroring），即通过调整表述方式来迎合主流立场，例如先承认中国威胁，然后提出较为温和的主张。这种现象被形容为“鹰派膨胀”(Hawkflation），即尽管存在多样化的观点，但强硬立场在公开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掩盖了实际的分歧。

研究进一步揭示，华盛顿政策圈的职业规范和声誉关切塑造了政策表达的内容，使强硬立场成为职业发展的“安全选择”，而异议者则可能面临职业风险。尽管对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政策一致性，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抑制了对华政策讨论的多样性。此外，研究还挑战了美国政策界作为“思想市场”的假设，指出职业和社会动态如何限制异议观点的表达。尽管存在分歧，许多人认为当前对华政策呈现出“过度一致化”的趋势。

对于这项研究的发现，三位评议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认为，尽管研究提出了“松散共识”的概念，但实际上讨论的多样性远大于表面呈现的单一化倾向。她进一步质疑，即便是在中国挑战的诊断层面，也未必存在所谓的共识。她强调，对中国意图的不同解读（如中国是否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地区霸权或对美国的系统性替代）会深刻影响政策制定的框架。这一立场突出了她对政策讨论中隐性共识可能导致误判的担忧，同时对当前主流政策框架可能过于简化复杂现实提出警示。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则将关注点放在“压力”概念的定义及其与“群体思维”（groupthink）关联的分析上。他强调，“压力”是一种主观体验，其个体化的感受与系统性群体思维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他指出，部分受访者提到的压力感可能只是语言或文化差异的产物，而非真正的立场对立。这一立场表明他更倾向于认为政策讨论中存在的分歧是正常的互动，而非系统性问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则从研究的实证基础出发，关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的透明度与代表性问题。她认为，研究团队需要更明确地阐释样本选择和数据分析方法，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此外，她质疑部分“压力”的报告可能只反映了政策讨论中的正常争论，而非表明系统性问题。她还指出，研究需要警惕将个别现象过度归结为结构性或文化性因素。

二、三层共识之间：美国新对华战略为何难以塑形

在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解析时，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智库界对华认知的“松散共识”与其背后的深层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精英共识、党派共识与社会共识这三层次之间的张力与不协调。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通过实证研究与访谈数据，尽管美国政策圈在“中国构成多维度挑战”这一诊断层面上形成了基本认知，但在应对策略的具体路径上仍存巨大鸿沟。

知识精英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长期框架，他们重视战略层面的抽象分析，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系统性影响，形成了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系统性理解和学理性认识。这种共识体现在智库、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他们能够超越短期利益的束缚，构建长期应对框架。然而，精英层的抽象化视角往往忽略了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容易导致政策的顶层设计脱离实际民意基础。

知识精英的系统性分析强调以长期竞争框架应对中国崛起，推崇技术研发、军事优势和多边机制的综合运用。然而，这种以全球秩序为导向的规划在社会层面缺乏共鸣。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和短期经济利益所驱动，例如就业流失、供应链安全以及日常生活中与中国相关的技术产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党派共识以选区利益为轴心，将知识精英的战略性分析简化为可量化的政策目标，例如增加关税、限制学生签证或推动半导体产业本土化。

党派共识的简化策略虽然在政治宣传上卓有成效，但其对公众情绪的迎合却进一步拉大了与知识精英的距离。比如，部分共和党政策制定者将对华强硬政策描绘为“一场对抗邪恶的战斗”，试图通过情绪化的语言动员选民支持。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提供一个全面且可持续的对华战略框架，反而可能在中美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

同时，民主党内部一些对华较为温和的人士则试图通过强调气候合作或全球健康危机等共同利益，重新塑造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向，但这一策略又因过于依赖多边主义而受到国内鹰派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