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亚伟：吉米·卡特的平凡和非凡
编者按：本文由凤凰Weekly国际首发，作者是思齐，编辑是漆菲，原文标题为“美国前总统卡特，迎来百岁生日”。本站经授权转发。
10月1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迎来百岁生日，卡特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长寿的一位。
现任总统拜登在卡特生日前夕致函道， “您一直是我们国家和世界的道德力量。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参议员时，我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才那么早就支持您。您是一个充满勇气、信念、同情的人，最重要的是，您是吉尔、我和我们家重要的朋友。” 贺信还写道， “您是我们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即使在您卸任后，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表现出的道德明确性再次体现在您通过卡特中心和仁人家园的承诺中——解决冲突、推进民主、预防疾病等等。它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地。”
大约半个月前，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举办了“吉米·卡特诞辰100周年:歌曲庆典”——音乐会邀请了来自不同流派的音乐家、乐团和名人嘉宾。超过4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上世纪著名摇滚乐队“欧曼兄弟”曾在1976年支持卡特参加总统选举，乐团前成员查克·里维尔再度登台，重现了他在近半个世纪前弹奏和演唱的音乐。参加音乐会的多位艺术家提到了卡特的名言：“将美国团结在一起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分享和喜爱的音乐。”
音乐会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的福克斯剧院举行。
眼下，卡特接受临终关怀已经超过一年半，他的身体日益虚弱，但依然“尽其所能体验这个世界”。百岁生日的相关纪念活动早就进入筹备中。
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吉米·卡特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率先举办了一场免费电影节，播放了卡特执政期间喜欢的电影；吉米·卡特国家历史公园则让大家效仿卡特一家的节俭生活，工作人员列出了100种节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方法。
离开白宫的卡特取得的成就并不比他做总统四年的成就逊色。2002年，卡特因其通过执政期间推进世界和平的努力和他创办的卡特中心在“寻找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方案、推进民主和人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特任内促成了中美建交，此后他也长期关注中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为中美关系献力。
临近卡特百岁之际，《凤凰周刊》专访了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埃默里大学兼职教授刘亚伟。刘亚伟2005年出任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曾十次陪同卡特会见中国领导人。此外，刘亚伟还担任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外交学会会员，致力于研究美国政治史和政治发展、中美关系等议题。
卡特一直在为中美关系献力
《凤凰周刊》：和卡特总统交往的这些年，他给你留下过哪些深刻印象？
刘亚伟：我早在上学时就听说过卡特。1978年12月16日，有关中美建交的消息铺天盖地，我当时心想，欣欣向荣的中国怎么会跟正在一天一天烂下去的美帝建交。后来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人围坐在9寸的黑白电视前，观看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访美的报道，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了解到美国是什么样。
我真正见到卡特是在1991年，当时我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读书，卡特离开白宫后就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杰出教授，会给本科生和国际学生上课。我在他与国际学生见面时提了一个和台湾相关的问题。他给出的回答是：“尼克松说只有一个中国，但并没说是哪一个中国；我说只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不无诙谐，但也生动道出他和尼克松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区别。
后来我来到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工作，卡特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我也会向他做工作汇报。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两次直接接到他的电话。第一次是在2010年，当时已是下班时间，他的秘书突然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卡特要和我通话，我心想一定是有急事。卡特说，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给他打了电话，说深圳富士康的苹果代工厂出了事，希望卡特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考虑到我是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卡特就来询问我的意见。
和卡特第二次直接通话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基本不来中心了。当时拜登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但尚未入主白宫。接到电话时，我们所有的项目主任正在开会，卡特说现在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办签证比较困难，他问我是否认识拜登团队的人，希望能帮他传达这一关切。
我并不认识拜登团队的任何人，我向他建议，最好的办法是由他本人给拜登写信。结果不到一天，卡特就准备好了信件。由于卡特中心总裁亚历山大和已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熟识，就通过布林肯把信转交到拜登手上。后来拜登发布行政令，减少了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签证限制，与卡特的这封信有一定关系。
还有一次印象深的接触是2009年，恰逢中美建交30周年，卡特前往中国参加庆祝活动，当时除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前政要，所有在世的历任美国驻华大使和总领事都去了。访问最后一站是上海，中方安排我们住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进行上海公报谈判的锦江饭店。飞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卡特邀请我去他的套房。进门之后，卡特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对我做出的努力表达感谢。
2012年，卡特访华时，刘亚伟和卡特在北京饭店的合影。
《凤凰周刊》：你最近一次见到卡特是何时？
刘亚伟：应该是2019年1月18日。当时卡特中心在美国举办了第7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卡特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演讲。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是与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也出席了这次活动。
同年6月，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成立，决定向为中美关系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颁发中美关系卓越领袖奖，首届奖项就颁给了卡特。但在颁奖前一天，卡特在家中不慎摔伤，结果由他的儿子代为领奖。
卡特还会给中国领导人和重要会议的组织机构写信。比如，在2019年出席中美关系论坛后他马上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为如何稳定双边关系出谋划策。同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也给中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祝贺新中国在过去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2021年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举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卡特也发去了贺信。2022年卡特中心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吉米·卡特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中方合作伙伴希望卡特能视频致辞，但由于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理想，最后以致信的方式代替。可以说，直到2023年2月18日进入临终关怀前，卡特始终在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而努力。
卡特离任后成就远超其他前总统
《凤凰周刊》：很多人赞赏卡特的真诚、率真、质朴、特立独行，普遍认为他是个好人，而且做人比做总统成功。你如何评价他的为人和执政风格？
刘亚伟：在我看来，认为“卡特做人比做总统成功”的评价是不公正的。美国最近几年出版了多本关于卡特的传记，也有好几部关于卡特的纪录片问世，这些传记和纪录片通过查阅卡特政府时期的档案和对专家学者的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卡特执政四年虽有瑕疵，但他当年的很多决策对美国本国和全球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7年到1981年，美国确实经历了许多困难，包括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等，那时的通胀比现在还严重。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是一个重大危机，当时正值冷战高潮时期，卡特可以轻而易举下令让美军进行武装干涉，但他不愿意轻易派兵。实际上，推动和平才是真正困难的事。当时他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对苏联进行制裁，并支持阿富汗的反对力量，还与西方国家及中国一道抵制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很多人觉得卡特政绩差，缺乏勇气和远见，所以里根才在1980年的大选中击败了他。但如今看来，卡特作出的许多决定都是具有远见的。例如卡特十分关注气候和环保问题，他是第一个在白宫装太阳能板的总统。结果，里根入主白宫后就把这些太阳能板都拆除了，他觉得气候变化是无稽之谈。能源危机期间，卡特号召美国民众节约能源，建议夏天调高空调温度，冬天暖气也不要开太热。现在大家才意识到，卡特是第一个意识到气候危机的美国总统。
1976年，卡特在纽约。
在外交领域，卡特的成就首先是促成了中美建交。当然，现在美国有些人质疑当年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该政策造成今天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2019年中美进入全面贸易战，整个东亚、西太平洋地区都实现了和平和繁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其次是他推动以色列和埃及在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实现和解。这对于当下的巴以冲突局势也具有启发。前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同以色列大打出手，但在《戴维营协议》签署后，这两个国家就再没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也正因此，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79年3月26日，在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前，卡特和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倾听时任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大笑。
而在1979年，卡特与时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订《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效管控了核武器竞赛，防止战争发生。
此外，卡特政府1977年还同巴拿马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条约期满后由巴拿马承担运河的管理和防务，实质上这是将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政府。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为此指责卡特是“卖国贼”。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卡特的做法使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一夜之间逆转，那种将拉丁美洲视为“后院”、想出兵就出兵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
随着时间推移，卡特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体现出的勇气，以及决策的果断性、不委曲求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对当前的美国领导人来说也值得学习。
1977年，在卡特的总统就职游行中，他和夫人罗莎琳·卡特牵着女儿艾米的手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
《凤凰周刊》：离任后，卡特领导卡特中心致力于人权事业，改善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外还写了30多本书。很多人认为，卡特离任后的成就超过了在任时的成就。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刘亚伟：卡特作为美国总统的政治遗产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聚焦，但他离开白宫之后的成就超过任何一个前任总统是有目共睹的。卡特中心当前在亚特兰大有近300名雇员，如果加上全球雇员，有将近1000人。
卡特1981年创建卡特中心时的想法很简单，那时他只有57岁，正值壮年，卸任后感到非常沮丧，交由他人管理的农场也一塌糊涂，行将破产。那时卡特基本夜不能寐，对后半生该干什么感到迷茫。
据卡特夫人回忆，有一天凌晨，卡特突然从床上跳下来，说“有主意了”，要搞一个冲突化解中心，利用自己在全球的人脉资源和前总统的身份，去帮助化解世界各地的冲突。
后来卡特中心做了许多工作，包括1994年海地发生政治危机，克林顿政府决定进行军事干预，但经劝说，最终经过卡特等人的斡旋，美国没有对海地动武，海地时任军事领导人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选择流亡。
更有名的例子应该是1994年卡特前往朝鲜斡旋朝核危机，当时他同金日成举行多次会谈，还一起乘船畅游大同江，最终促成美朝签署《核框架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朝鲜同意不退出1985年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NPT），同意冻结并最终拆除其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同意在2003年前帮朝鲜建造两座轻水反应堆核电站。
此外，卡特中心还参与过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等许多地区冲突的化解。到后来，卡特中心的职能逐步扩大，从最早的冲突化解到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疾病，再到在非洲开展农业项目，以及监督选举等领域。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细看颁奖词就能发现，其既表彰了卡特任内为和平作出的贡献，也表彰了他离开白宫后的贡献。
2002年12月10日，卡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最质朴总统，关怀底层人的生活
《凤凰周刊》：跟其他美国前总统相比，卡特退休后的生活非常质朴。他为何能保持这样的作风？
刘亚伟：卡特是农民出身，家里以种花生为生，因此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当年卡特从海军退役后，就决定继承父亲遗志——继续做农民。所以离开白宫后，他就回到故乡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Plains）。卡特夫妇一直住在他们1961年自己建造的两居室牧场房子里，这也是卡特唯一的房产。
1946年，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结婚当天拍摄的照片。
卡特进入临终关怀后，《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卡特其人其事，文章提到，卡特居住的房屋市价仅为16.7万美元（约合121万人民币），比特勤局停在他们居所外的防弹车还要便宜。而且，卡特已在遗嘱中将这套房屋的所有权交给了美国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系统，其住所和相关土地未来将成为吉米·卡特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卡特就读过的中学、从小长大的农场已经是美国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了。
2002年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有一百万美元，他全捐给了卡特中心和夫人创办的养老研究中心。建立卡特中心也体现出他对穷人的关怀。美国历任总统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关注发展中国家底层人民的生活。卡特中心投入最多的区域是非洲，投入最多的领域是公共卫生。消灭热带国家被忽略的传染性疾病是卡特中心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如果你问卡特，解决威胁生存的疾病和获得选票哪个更重要，他肯定选择前者。
2023年2月18日，卡特家庭宣布他进入临终关怀。当时医生对他的家人说，他最多还能活10天。但他至今还没有撒手人寰。我认为，卡特能坚持到现在可能有三个原因：
首先，他一直期待在离世之前能看到麦地那龙线虫病的灭绝。如果能实现，麦地那龙线虫病就将成为继天花后第二个被人类消灭的疾病。卡特中心刚开始做相关项目时，每年的病例数高达350万，到2023年病例数已降至14个。可以说，卡特是在和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消除进行比赛。其次，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并不稳定，他希望民主党人能延续拜登的事业，把治国理政的事搞得更顺当。最后，他曾致力发展的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似乎可以说，如果这个关系长期不稳定，卡特也会“死不瞑目”。
2019年，卡特参与慈善组织“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的建屋计划项目，参与工作。
《凤凰周刊》：卡特这种精神的源头是什么？
刘亚伟：一是他的早年经历，另一个是他的成长背景。卡特成长的岁月恰逢美国大萧条时期，卡特家又是典型的农场主家庭。卡特自传《黎明前一小时：我的童年回忆》中提到，在他小时候，美国南方还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他会和黑人小孩一起玩。
实际上，卡特的父亲是一个种族观念较重的人，但他的母亲不愿因此同黑人相互隔绝。卡特的母亲是护士，一些黑人要想看病的话会从卡特家的后门进来，找他的母亲，因为走正门会让卡特的父亲生气。因此，卡特从小就目睹黑人在美国社会的遭遇。
此外，卡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也经常会帮助身边的人。
卡特之前去中国，也不愿住总统套房。2007年卡特访华时，中国给他准备了加长豪华轿车，但卡特还是选择和卡特中心代表团的其他人一起乘坐面包车出行。他就是这样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周围人保持着亲切和睦的关系，从来都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被低估
《凤凰周刊》：当谈到中美建交，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基辛格和尼克松。但真正实现中美建交的人是卡特。你认为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否被低估了？
刘亚伟：肯定是被低估了。当年尼克松确实有与中国建交的远见和勇气，他从1967年开始就有这种愿景，他认为中国当时虽然不够强大，也不够富裕，但从中国的历史、人口、未来潜力来看，有必要把中国拉入国际大家庭。所以，尼克松这趟“破冰之旅”不是基辛格想出来的，而是他自己的主意，只是让基辛格去执行。
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间过了近7年。尼克松其间因“水门事件”丑闻缠身后，导致无法推动建交。到了福特总统时期，他考虑到自己不是选举产生的总统，加上共和党内部的一致反对，所以同中国建交一再推迟。直到卡特时期，总算促成了中美建交。实际上，民主党人要想说中国的好话，需要承受的压力比共和党人大得多。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和卡特在白宫的阳台上挥手致意。
对华接触当时在美国社会面临着很大压力。因此，1970年代初的相关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当时有人对卡特说，你可以等到第二任期再推动中美建交，那时面对的政治压力相对小些，也不会影响到你的连任，但卡特还是坚持在第一任期这样做了。从后来败选的结果看，卡特当时的决定很有必要。当然，这也同卡特拥有一个得力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有关。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反苏情绪较强，所以非常努力推动中美建交。
《凤凰周刊》：如今在美国，对华强硬正成为一种共识，也有不少人质疑卡特当时的对华接触政策。卡特本人怎么看？
刘亚伟：卡特从未认为同中国建交是错误的决定，反而觉得这是他总统任内最重要、对世界和平和繁荣最有益的决定之一。在同中国建交这件事上，卡特是义无反顾的，他不会因为有人质疑就改变看法。实际上，卡特讲过，当时中美举行建交谈判的时候，两国相互的偏见和敌视要比现在严重得多，当时都能够搁置偏见和敌视，讨论两国的合作之道，现在两国领导人理应也有这样的胸怀和远见。
2018年12月31日，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美中虽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建交40年的历史表明，有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也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和合作的。他还提到，中美可以合作共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应当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更多合作，在抗击非洲埃博拉等疾病领域，中美也大有可为。
2018年，卡特会见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时任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民。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卡特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历史遗产？
刘亚伟：我认为，让由尼克松最早提出的接触政策落地并生根开花是卡特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遗产。中美建交后不久，卡特就卸任了。此后从里根到特朗普，美国历任总统实际上都遵循了中美保持接触的政策。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对接触政策进行反思。但卡特之后的历任总统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依然是以卡特时期通过的行政命令、法律条文为依据。
第二个遗产是他通过卡特中心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卡特中心的许多项目虽然不直接与双边关系产生关联，但有助于让普通美国人了解中国。例如，卡特中心关注中国基层治理，早期还曾观摩中国农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并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让外界了解到中国基层的真实情况。卡特中心2014年创办的中英文网站《中美印象》在促进中美相互理解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2013年，卡特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在美中关系论坛上演讲。
2019年以后，美国的政治气氛明显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机构有勇气举办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卡特中心还是坚持办了下来，美中关系委员会、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也参与到纪念活动中来。
第三个遗产是卡特根据当年的经验为解决中美分歧提出过一个独特建议。卡特任内，日本正在崛起，当时日本物美价廉的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经济冲击，这让美日关系一度比较紧张。这同中美当前的龃龉具有相似性。
为了稳定当时的美日关系，卡特成立了一个“美日关系智囊团”，由他和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各选派四位政治家组成，他们会不定期进行会面，就美日关系长期发展、遇到的困难等问题向决策者提供建议。
卡特在2019年卡特中心第七届中美关系论坛之后分别给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致信，希望他们也能组织类似委员会，对美中关系遇到的困难进行坦诚沟通，并将成果通过私下渠道向各自的领导汇报。许多事情通过外交渠道沟通效果更好，完全公开就会遇到政治困难。时任总统特朗普收到信后致电卡特，并派出他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登门致谢。
2019年，卡特在美中关系论坛上发表演讲后走下台。
中美需改变对彼此的认知
《凤凰周刊》：卡特是第一个开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美国总统，但现在双方民间交流骤减，应当如何通过增加民间交流来提升中美关系？
刘亚伟：关于这一问题，我想起卡特经常说的一个故事。邓小平当时希望美国接收5000名中国留学生，他当即回复说，送1万人来美国我们也接收。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但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最近在一场活动上宣称，美国应该欢迎更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但“要学习人文学科，而不是理科”。
实际上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他的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就提出建议，说美国所有学校都应停止招募中国学生。特朗普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答应马上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警告说，如果不允许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美国很多人文社科院校就会倒闭。
但我觉得，美国主流社会还是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将之视为增加美国软实力、为美国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好机会。我相信很多中国家长也是看好美国教育的。在增进教育方面，中美处于一个合作共赢的状态。
可惜，当前美国在华留学生数量严重缩水，只有700人左右。中美双边的留学市场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卡特中心因此也非常鼓励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
美国现在有将签证问题武器化的趋势，例如会把人带到“小黑屋”问话，中美领导人都提出过要改善这一问题。
2018年卡特到刘亚伟教授的中国外交政策课上讲课，下课后与学生合影。
《凤凰周刊》：卡特2021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当前的贸易战阻碍了美国出口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贸易往来？
刘亚伟：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生产规模也大，所以中西部地区农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出口来消化。我所在的美国腹地中国协会（USHCA）最近在中国举办了2024中美农业圆桌论坛，很受欢迎。
原本大家以为，拜登入主白宫后会减停关税，但他并没有停止贸易战，反而对一些领域加码。虽说当前中国对美出口还没出现显著减少，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之后肯定会受到限制，特别是美国提出要建立所谓可靠、有弹性的供应链。未来不论是哈里斯登台还是特朗普回归，中美在贸易上的摩擦都不会减少。特朗普已经扬言，如果当选，要对中国商品统一加征60%的关税。
特朗普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和刚刚卸任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主张美国采取全面对抗的对华政策，切断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但当前的拜登政府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就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反驳。
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4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压舱石”，我们应该精心维护这一关系，两国急需找到新的利益交汇点。
更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改变对彼此的认知。中美关系存在“两座大山”，一座是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但实际上并没有；另一座是中国人觉得美国已经日薄西山，比如陷于域外战争“泥潭”和国内政治混乱的沼泽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不准确的。当然在我看来，中国人已经基本把后面这座“大山”移除了。
2014年9月，卡特总统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参加由《财经》杂志主编王波明为他举行的90大寿的招待会上与邓榕交谈。
《凤凰周刊》：这些年卡特中心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在当下中美关系恶化的环境下，卡特中心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亚伟：我觉得，卡特中心可以讲好中国故事，让普通美国人了解中国。
卡特中心从1990年代初便与中国残联合作，到1998年与中国民政部签署协议，为中国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提供支持。这一时期，我们曾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合推出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这一网站曾是外界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平台。卡特本人也观摩过2001年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卡特后来在美国演讲时说，他非常佩服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从2010年起，卡特中心开始探讨中美在非洲合作的可能性。除了帮助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提高民众抵御疾病的能力，中美也能通过在非洲的合作建立起更多信任。
2012年，卡特中心开始做美中关系高层论坛，去年为了继承和捍卫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我们将该论坛改名为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该论坛在中美两国交替举办，明年将在中国举办。从2014年开始，卡特中心还参与举办美中青年学者论坛，主要是和《环球时报》合作。
当前，卡特中心希望能实现两大目标：一是致力于让中美两国不产生冲突，二是确保中美两国的民众以及精英阶层保持对和平共处的希望和信心。为此，我们曾邀请部分中美专家共同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还将其做成线上讲座。只要我们的共同记忆存在，就能避免将彼此“妖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