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沙利文访华与美国外交的两难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文章2024年8月30日由《凤凰大参考》首发，文章原标题为“回顾我与沙利文的7月面聊，发现他此次访华并不简单”。吴教授在文章指出，“虽然（沙利文）本次访问的成果有限，但并不意味着类似的战略沟通没法持续。沙利文此访恰好映射出美国外交的困境，一方面要全球收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保持全球主导地位。沙利文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实际上就是对之前美国外交反思的结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要面对这个两难困境。笔者认为，接下来不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为了管控不同区域的真空或者动荡，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只会多不会少。”
中美外交进入“垃圾时间”了吗？
上周看到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首次访华。他真的来了？看到这则消息，笔者想起上月与沙利文见面的场景——在一众美国记者之中，笔者提问沙利文：“我要问一个有关中美外交的问题。现在我感受到一种在中美之间都存在的情绪，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迷，等待中国衰落就好了，也有一些中国人认为，目前美国大选期间，再怎么折腾也没用，甚至还有网络词汇叫‘垃圾时间’（garbage time）来形容，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做些什么？”这是2024年7月19日，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最后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先后参与炉边谈话，相比于用保镖劝离记者的布林肯，沙利文相对更愿意面对媒体，还召开了自己的小型发布会，二三十位记者到场。听到笔者的问题，一开始他似乎没有弄懂“垃圾时间”这个词的含义，我告诉他，就类似体育比赛大局已定后剩下的时间。他理解之后侃侃而谈，声音不大，但是可以听清：“高强度的竞争需要高强度的外交，这不仅仅是口空虚言，而是每天国务院和国安委的日常工作，他们会和中方同事保持接触，管理南海议题和301关税等挑战，这是关键且卓有成效的，也会继续努力。这日复一日、持续不停，双方安排会见、应约沟通，因为我们都想管控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这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努力不息的结果。”48岁的沙利文用一种事务官的语态说道。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来中国进行面对面沟通了。
两天将近11小时的讨论内容十分丰富，各家媒体都有报道，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告诉《凤凰大参考》，这次沙利文访问最大的成果，就是在美国进入大选季和政权交接季背景下，提高中美关系的可预测性。这次谈的内容仅限于拜登政府剩下的时间，也就是1月20日新政府上台之前中美要开展哪些高层交往，要一起推进哪些具体领域的合作。当然，这次战略沟通之后，沙利文还是提及了美国大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沙利文告诉中国领导人，如果哈里斯赢得11月的总统选举，她将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暗示哈里斯政府不会采取比拜登政府更加敌对的态度。
他还带话给中方：“哈里斯一直是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领导成员，并且参与了印太总体战略的设计和执行。……哈里斯也认为，保持高层、开放的沟通渠道是实现负责任管理的途径。”有学者表示：“（沙利文的访问）为了锁定一个更加和解的先例，这可能会限制下一届美国政府的选择。”但是舆论界普遍预测，接下来无论谁当选，沙利文都不可能再居于决策核心，那么这样的战略沟通值得坚持下去吗？能够坚持下去吗？
秘密战略沟通的真实效果
中美之间战略沟通的渠道设立大约有2年之久，由中美元首2022年11月在巴厘岛敲定，被称为仅次于领导人会晤的交往渠道。被英国《金融时报》形容为“在管理超级大国关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年5月，中美顶级外交官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首次秘密会议。而在此之前，中美关系经历了佩洛西窜台、飞艇事件的干扰，出现恶化趋势。据美国相关官员回忆，沙利文在首次会晤前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吸收之前发生的一切，然后说‘好吧，我们如何设想一条帮助走向稳定关系的道路？’”曾经参加过战略沟通的前美国国安委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这样形容：“向中国解释美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非常重要。”据报道这样的会谈相当辛苦，首次的维也纳会谈为期两天长达8小时，本次的北京会谈长达近11小时。据参与之前会谈的官员会议，大部分时间待在酒店里，无论是在维也纳、马耳他还是曼谷，甚至都没办法出去逛逛。为什么这样？如此专注而高强度的沟通，是为了促成一种深入的哲学性的战略对话，而不是仅仅像正式访问一样交换谈话要点（talking points 也译作说贴——编者注）。当然在严肃的会谈间隙，中美官员也会偶尔聊聊旅行或者运动的话题。当然，在战略对话中，双方还是会列出战略清单。比如中方强调的是三大主题：台海、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以及“小院高墙”这一系列涉及到经济技术和安全的交叉领域。比如最受关注的台海议题，美方辩白“无意把中国拖入台海的冲突”，但美方也承认，中方认为美方“爱耍阴谋”（pretty conspiratorial）。
比如正在沙利文访华之际，台湾方面的安全和“外交”主官也会赴美进行特殊会谈，给人一种美方继续支持赖政府的印象，就这一问题，《凤凰大参考》向吴心伯教授请教，中方是否会向美方提出更明确的遏制“台独”等要求？吴教授表示：“中央军委张又侠副主席见沙利文，特别提出要美国要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支持台湾。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红线越来越清晰，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具体，但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就会照单全收？那不可能的。”他也指出，美国也是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来打台湾这张牌的，所以台湾问题的斗争会继续下去，但是通过不断地斗争，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和行为起到某种制约作用。他提到，美方在跟中方沟通的时候也会讲——“你看看我做了哪些事情”，“我现在给赖清德打了招呼，不能搞‘台独’”。他也会跟中方介绍一些情况，但我们中方觉得“你（美方）做的不够，你更多的还是在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但是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还是要继续斗下去。另一个重点是，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认知则颇为不同，沙利文的观点是——各国处于竞争之中，但不妨碍相互合作。但中方就此据理力争，“你们不能一边谈合作、对话和沟通，但同时损害中国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战略沟通，双方能否取得一些理解？吴心伯教授指出了这一渠道的关键所在：中方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12字的方针，美方就强调竞争、合作甚至对抗，还有拉拢盟友等等（执政期间，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从“合作、竞争、对抗”转变为“投资、结盟、竞争”，但本质上都是美国试图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编者注）。双方的的指导方针确实存在蛮大的差距，但是从中方角度看，通过实质性的战略沟通，有助于让美方认识到中方的关切，提高敏感性。“比如说美国如果对中国要采取什么措施，他现在可能也学会先给你提前打个招呼，告诉你一下。上次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耶伦、布林肯事先也能打个招呼。”“有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讨价还价，本来他可以做的力度大一些，后来跟中方沟通以后，那么他也有所顾忌，也表现出对中方立场的某种考虑，在程度和方式上也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在对台问题上，特别是佩洛西窜访台湾，我们坚决斗争以后，应该讲提高了拜登政府对台湾问题敏感性的认识。”吴心伯教授总结道：所以在有些时间节点上面，美方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顾及中方立场的姿态。所以不可能去改变美国对华的基本思路或一贯政策，但是双方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调和空间。这可能的确是中美战略沟通的最大作用。
从本次沟通来看，在27-28日进行会谈中，王毅也明确指出，要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王毅也进一步指出：“中美双方要实现和平共处，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美方不能用自己走过的道路臆测中国，也不要用国强必霸的模板镜像中国。”沙利文的回应很有意思，“美国和中国将长久地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两国竞争应该是健康和公平的。”可以看出多少听进去一些。
沙利文映射出美国外交的两难
坦率地说，此次沙利文访华的空间相当有限，但恰恰是他最能代表当下美国外交的困境。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韦特海默在《为什么美国不能拥有一切》的文章里提到的，当前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全球收缩降低美国的成本和风险，或是保持全球主导地位。
沙利文恰好是对美国全球政策进行反思的人。据美媒《外交政策》描述 ，沙利文习惯性地对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提出的任何假设（甚至是他自己的假设）提出质疑。他的同僚、“亚太沙皇”坎贝尔这样评价：他是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有一些爱尔兰诗人的气质。2016年大选里，他的领导希拉里败选。他发现特朗普虽然缺乏价值观，但善于把外交政策和经济繁荣联系起来，经过痛定思痛的调研，他和友人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的报告，指出要让外交造福中产阶级，更关注收入平等、更关注贸易、结束长期而耗资不菲的战争。事实证明，拜登政府确实沿着这条“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道路施政，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诸多色彩。因为沙利文“并没有质疑特朗普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本能，也没有质疑他认为世贸组织等组织在国有企业、货币操纵、贸易壁垒等根本问题上搞砸了。”他只是觉得特朗普的零和做法有问题，比如对盟友加征关税就破坏了美国的对华联盟。如此一来，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之间形成了张力，虽然沙利文努力安抚盟友、提到“友岸外包”，但依然承受着这一切坍缩为特朗普式外交的压力。所以不必抱有幻想，内核上沙利文也是特朗普，但是和他沟通的效果更好一些。拜登政府有点类似于“奥巴马为表、特朗普为里”，表面上避免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削减，他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安抚对手，并哄骗欧洲、亚洲盟友加强合作，却最终被局势所迫，削减与欧洲和中东有关的政治目标和军事义务，并将自身安全的责任移交给盟国，造成了相应地区的局势动荡和美国控制力的下降。相似的，特朗普的“实力恢复和平”也不可取，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只是个诱导美国过度扩张的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所以除非特朗普表现出更明确的收缩倾向，而不是“榨取盟友利益”，要不然只会重蹈第一届政府的覆辙。实际上这是美国外交应对民粹冲击的必然，区别就是拜登的民粹主义稍具同理心。
所以笔者的感知是，接下来不论是哪位总统上台，为了管控不同区域的真空或者动荡，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只能多不能少。在7月中的阿斯彭论坛现场，也能感觉到布林肯和沙利文的压力，来自全球各地的逼问都涌向两位美国外交负责人，乌克兰、欧洲、中东、非洲、南美，以至于中国相关的谈话都被压缩在不足四分之一的时间内。我其实也非常想提问两位：“美国外交在这样的两难中，你们到底如何应对？”可惜现场没办法提这么多问题。
在沙利文记者会后，我想和他聊点不那么紧迫的问题，于是上去和他提到一个人，“我记得您之前说的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很像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设计的建筑——有着出人意料的构造角度、多种素材的混合和大胆的试验性创作，今天能否展开说一下？”虽然工作人员开始催促，但沙利文明显对问题很感兴趣，侃侃而谈，让人不禁想到，相比外交官工作他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学者，他提到联合国之外的诸多治理主体，可能成为未来的希望。随后在草坪上，这位美国外交设计师端着酒杯和各路智库机构负责人闲谈，聊到中美教育各种人文活动等等。末了借着拍照的机会，笔者和沙利文聊起了自己的观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指责中国片面适用国际法，中国也指责美国片面适用国际法，这似乎预示着国际秩序可能的变化。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中美共存的方案。”他消化了一下，然后因为议程紧张匆匆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