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雯被起诉与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2024年9月3日，纽约州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雯（Linda Sun）及其丈夫胡骁（Christopher Hu）因涉嫌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被联邦政府起诉，这一案件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在美籍华人社区也引发了巨大震动。起诉书长达65页，详细描述了这对夫妇多年来为中国政府提供“服务”的细节。
根据检方的指控，孙雯阻止台湾官员与州长办公室的接触，删除与台湾和维吾尔族相关的政府通讯内容，甚至取消了州政府官员与台湾外交官的会面。所有这些行为据称都是为了提升中国政府在纽约州的地位。作为回报，中国政府通过与胡骁关联的中国企业，为他们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报酬，除此之外，还为她的亲属安排就业机会，提供旅行费用、活动门票，以及私人厨师制作的南京风味盐水鸭。
孙雯在纽约州政府工作了15年，起先在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政策办公室工作，后在两任州长办公室任职，2023年3月因“被发现不当行为的证据”而被解雇时在州劳工部工作。现年41岁的孙雯出生于中国大陆，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并入籍。
约六周前，FBI突击搜查了孙雯夫妇位于长岛价值350万美元的住宅。9月3日，孙雯和胡骁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时否认了所有指控，其中包括未登记为而为外国政府做代理人的罪名，并交保获释。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历史背景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于1938年颁布，最初目的是应对纳粹德国及苏联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尽管该法案的官方目标是确保透明度，使美国公众知晓外国代理人的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FARA被用来压制德国的宣传机构，使其陷入繁琐的行政程序，直至关闭。司法部在二战期间成功起诉了19起与FARA相关的案件，有效避免了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对美国的渗透。
随着二战结束和境外威胁的消退，联邦司法部门使用FARA的力度大幅下降。从1945年至1955年，以FARA起诉的案件仅有两起。到了1966年，FARA的重点从单纯的政治宣传转向对外国政府的游说活动进行规范。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加，使得更多国家希望通过游说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决策，特别是那些与美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例如以色列和日本。这些国家积极利用游说活动推动自身利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成功游说美国政府降低对其电子产品加征的关税。之后，日本东芝公司被曝向苏联出售军用电子设备，引发了美国公众对外国游说的担忧。这一事件暴露了FARA执法中的漏洞，也促使立法者意识到该法案在面对新形势时的不足。由此，FARA的防范对象从敌对国家扩展到那些与美国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
从1974年至2015年，FARA进入了“半休眠状态”，主要原因是司法部的执法资源不足，且起诉的成功率较低。在这段时间里，司法部根据FARA起诉的刑事案件仅有7件。然而，随着美国对外国势力干预其内部事务的担忧逐渐加剧，尤其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关注，FARA的执行力度在2016年后显著加强。
2016年后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与“通俄门”相关的调查，使FARA重新回到了执法和公众视野的中心。司法部开始更严格要求外国媒体、智库以及其它在美活动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进行登记，重新激活了该法案的执行机制。
FARA何以成了司法部的有力工具
2016年美国大选后，“通俄门”事件暴露出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以及詹·拉菲吉安（Bijan Rafiekian）未登记其为土耳其代理人身份。通过这些案件，公众开始更加关注FARA的执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揭示了外国政府通过智库影响美国政策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对FARA的关注度。此外，著名的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因未注册为乌克兰代理人而被处以巨额罚款。这一系列事件促使美国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加强了FARA的执法力度，并与联邦调查局（FBI）合作，扩大了FARA涵盖的范围。例如，针对外国对美国本土大学的资助和国外驻美新闻媒体，德州大学因接受中国的捐赠而被调查，俄罗斯的国家媒体RT和中国的新华社也被迫根据FARA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自2016年以来，司法部愈发严格地执行FARA，将其作为应对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政治的有力法律工具。2016年至2019年间，司法部成功起诉了至少6起FARA案件。其中典型案例比如新泽西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案, 布鲁金斯学会前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案, 赌场大亨史蒂芬·韦恩（Stephen Winn）案。
FARA 有无种族定性嫌疑？有多少华人被司法部以此案起诉？
虽然FARA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国势力干预美国的政治，但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加剧，以及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不断增加，一些人开始质疑FARA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特别是针对在美华人和与中国有关的案件，是否存在“过分关注”的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近年来，涉及华人的FARA案件确实有所增加。例如，唐元雋案和王书军案等案例在过去的一年内相继发生。两人都被指控在未向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这让许多人担忧FARA的执法是否可能对华裔或与中国相关的人士产生不公正的影响。然而，美国司法部在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其执法标准不以国籍为依据，而是严格基于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例如，在马里兰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司法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司法部）在执法中会坚守平等和非歧视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执行法律时，我们力求做到公平公正，无论涉及者的种族、民族或国籍，法律的适用都是一视同仁的。但在中美紧张关系背景下，美国的司法和执法机构是否完全能够避免种族因素的影响仍值得持续关注。
结论
孙雯案再次突显了美国政府如使用用FARA抵御所谓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其实，早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就开始在如何防止“颜色革命”领域大做文章，视境外敌对势力为眼中钉，肉中刺。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北京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并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搞乱香港的幕后黑手。2023年7月，中国修订并通过了《反间谍法》。尽管这些法律在内容和适用领域上与美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反映了各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来自境外的影响围追堵截共同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史上曾有因国家矛盾对某个族群进行不公正对待，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二战期间对美籍日裔的管制和监禁。这也是FARA引发担忧的一个方面：在打击外部势力的同时，是否会加剧国内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定性。随着中美竞争的日益激化，美籍华人自然而然成为美国立法者和执法者“关注”的对象。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期就曾通过排华法案，最近的“中国周”让很多美籍华人有“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感觉。未来，FARA是否会因为孙雯案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增多，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管控中美关系和打压中国应先中的主要武器仍有待观察。然而，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和加强本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可能给跨国企业带来更高的运营成本和污名化风险，也会对侨民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