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要给在华外籍人士言论自由

编者按:虽然海内外对胡锡进的看法五花八门,但他的博客(和各种评论)均会引发极大的关注。他7月6日在新浪微博发表的关于对在华外籍人士的言论不要要求太高的博客就引起了海内和海外的极大关注。因为胡锡进曾任《环球时报》主编,他跟政府负责管理媒体和舆论的机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就社会某一个热点的评论常常会被解读为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不认为胡锡进这番感想是无的放矢,它很有可能与长春大学最近解雇一名外教的事件有关。无论胡锡进的“有感而发”是作为任务还是良心使然,我们都要对这样有理性和良知的讨论表示最大的支持。其实,胡锡进2019年9月8日发表的题为“对爱国门槛别定得太高了”的博客跟昨天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社会一些人对老外的期待过高,好像老外不使劲夸中国,不猛批西方,就不是“好老外”。如果某个老外在某件事上为我们不喜欢的国家辩护了,或者抱怨了中国,即使他平日里对我们比较友好,说过不少公道话,也很可能要翻车,被网上舆论贴上黑标签。

这样不好,会缩小我们自己朋友圈的。老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归属,希望他们完全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发表公开言论是不现实的。一是他们很难与我们的看法高度一致,另外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们在中国说什么,或者对中国媒体说什么,都可能在复杂的外部舆论中给自己带来困扰或压力。

所以只要不突破底线,我们要包容在华外国人就中国的事情发表一些没有主观恶意、但相对复杂的意见,那些经常对外正面介绍中国的老外,有时也在具体事情上与我们的态度不一致,尤其要得到包容。

当然有个别外国人站到了反华舆论的锋线上,而且刻意通过造谣抹黑带国际舆论的节奏,性质极其恶劣者应当受到限制甚至制裁。但这样的人显然是在华外国人中的极少数,我们舆论场应注意不搞扩大化。自有国家的机构做这样的甄别,我们的大众社会应该友好对待在各种场合打交道的外国人,我们的舆论在引用外国人的言论时,也有必要把标准适当降低些。

有容乃大,这个认识和信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舆论场要跟上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步伐。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有爱国的天然情感,除了国家是故乡的放大版,还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大家都看过世界杯和奥运会比赛,那种时候人们自然会为本国运动员助阵,这就是爱国情感的天然流露。有的人向往西方国家,甚至有些嫌弃自己的国家,但是去了西方,被各种隔阂所困,不想做中国人也被人家归入中国人,这种与祖国的不解之缘会让他们在很多时候的立场站在中国这边。人一出国就变得爱国,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对爱国做定义,门槛别定得太高了。弘扬爱国主义无疑是正能量,无论什么人,持什么立场,都别把爱国主义与特定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要尽量保持它的纯粹,广泛。前几天有个着名主持人在节目里对孩子们说“要爱国”“要爱五星红旗”,结果据说被网友翻出她的孩子生在了美国,取得的是美国籍。把她说爱国和她孩子是美国籍两件事一对照是挺别扭的,网友的不满是情不自禁的,他们的逻辑蛮强大的。互联网时代,舆论场高度敏感,制片人应该考虑这样的对照引申风险。但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觉得一个人如果孩子取得了美国籍,她就不爱国了,或者不可以谈爱国了。这也是老胡的真实感受。

老胡的亲人中没有移民海外的,但我理解现在有一些人仍希望孩子获得美国或者某个西方国家的国籍,我看到身边一些相对富裕些的中产家庭在这样做,我认识的有的年轻人把两个孩子都生成美国籍了,我说他们这样多麻烦啊,因为孩子还是要在中国长大,但他们乐此不疲。

必须承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许多老百姓仍是有吸引力的,个人的人生安排、家庭规划如今都挺自由的,社会无需干涉。

回到爱国主义,它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太多了,这实在不应该。我认为应当做以下厘清:

第一,任何人都不应随意指责别人不爱国,给自己在舆论场的对立面贴“卖国”的标签。爱国与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应与意识形态倾向和具体行为表现挂钩,爱国应当是大家共同维护的公共情感,这里应当只有加法,或者绝大部分都是加法,很少有减法。

第二,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变得激烈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无疑是国家应对挑战的正资源,它会更有益于面对美方压力形成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承受力,它是中国反制美国的力量源泉之一。

第三,爱国是情感,然而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个人利益,我们尽量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要把爱国或者不爱国标签化。对普通人不宜做过高要求,比如中国与哪个国家发生了冲突或摩擦,一些人出于爱国情感选择了冷淡那个国家的产品、暂时不去旅游等等,这时也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样做有必要,后者不应因此成为舆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第四,官员和公众人物需要更加谨言慎行,他们的责任和影响力更大,舆论对他们有额外要求,他们应当对此理解并适应。

作者

相关内容

1 Comment

  • 近日,在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了九年的外籍助理教授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博士(Björn Alexander Düben)在接受VOA采访后被神秘解职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
    在美国之音发表于5月11日发表了包含对杜本采访文章之后第二天,杜本突然收到所在学院国际秘书的微信问询,秘书指出,“众所周知,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5月15日清晨,正在准备当天的两场讲座的杜本得到通知,因为“无可用的教室”,他当日的讲座暂停。半小时后一位同事通知杜本,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无限期取消,即刻生效,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也将被终止。同事说,这“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决定”。
    杜本持有有效期至2033年的中国高层次外国人才签证(R-Visa),但该同事指出,该签证将被取消,并转换为”人道主义”签证,只能让他在中国再逗留两周。该同事给杜本两个选择:第一个比较”友好”的选择是,亲自向吉林大学递交辞职信;另一种比较”难看”的选择是接受某种纪律调查或法庭审判。“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杜本说。(转自海外相关报道)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