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宁：一抹余晖

每个年逾古稀的人，生命中都堆满了故事。顺手拾起一个，亮出，如同夕阳留下的一抹淡淡的余晖。

对于我来说，同祖国的故事，离不开“海外关系”这个词。

认识这个词是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要作为知识青年去投亲插队，填表的时候。当时，我才初中毕业，十七岁。

当时，我的“海外关系”很多，什么叔公、表叔，大伯父、大姨妈、二姨妈……他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海军、空军等处工作，是研究员、工程师、飞行员、会计，甚至空姐等职业。但是，我那时从未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不是因为要填表而问及父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他们的存在。

我只知道我的成份不好，外公是“官僚资本家”，祖父是“资本家”，父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因此而不能读高中。

所以，刚上初一，我就听高一的学长小蒋的话：“学点东西，将来好换饭吃。”

这准备换饭吃的“东西”就是美术——画画。具体地说，就是画毛主席像。

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各个机关单位都得有毛主席像，就画在现成的白墙上，或者专门为此竖起的影壁上。有全身像、半身像和头像，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美术专业的训练是画不好的。

小蒋的美术基础是他向自己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的哥哥学的，他和我平时就做石膏像素描的自我训练。记得是从画维纳斯石膏头开始的。那个石膏头是“文革”抄家物资，小蒋从我们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仓库中偷来的，下巴还打碎了一小块。此外，我们还画水粉静物，以训练色彩能力。只是风景写生不太敢画，因为怕同学看见，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批判。

我们画的第一幅主席像，是学校操场前影壁上的毛主席头像。主席从头顶到下巴，有我们一个人高。当时，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已经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了，所以，只能由我和小蒋来画。当然，小蒋为主，我当助手。

画那幅主席像的主要困难是，由于闹革命，工厂的生产不正常，买不到白的油画颜料，只能用白磁漆代替。而白瓷漆太稀，只能晾到快干时使用，否则整个画面会流下来，恐怖地变形。如果真那样，小蒋和我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对于我这个成份不好，“海外关系”又如此复杂的人来说，甚至会被枪毙。就曾经有无意中将墨水滴在报纸的主席像上，被枪毙的五类分子子女。

我们当然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好在，花了十几天，主席像画好后，全校师生都认为画得挺象，我们没有白吃食堂免费的饭菜。回想起来真有趣，那时候画的好与坏的标准，是象与不象，色彩方面，只要毛主席是红光满面的，就可以了。

我们的作品在学校问世之后，名声很快传出，请我们画主席像的地方络绎不绝，连我父母的单位，也请我们去画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大约前后两年，直到小蒋去郊区农场，我到安徽投亲插队，我们都有不花钱的饭菜吃，学美术的种种花费也有了着落。

只不知，将自己学习的费用，报作公费，算不算我这辈子唯一的贪污。

我投亲插队的地点，是安徽省池州地区贵池县殷汇公社翠丰大队。因为我的大舅舅在殷汇公社中学当教师，按政策我可以投靠他插队。而我们的家族，又没有亲戚比他更接近农村了。虽然，殷汇中学离翠丰大队还有五公里。

翠丰大队算是个不错的地方，一个男劳力干一天活能赚三、四毛钱，女的也能赚二、三毛。农民们住的土砖房，只有四分之三是草顶的。

我住的知识青年屋，自然也是草顶的。住进去的第二天晚上就下雨，屋里漏得淅淅沥沥，只有墙边上有一条狭长地带不漏雨，我就裹着被子躺在那里，睡了个好觉。第二天起来，看着已经被体温捂干的半被筒的泥点子发笑。然而，村里的贫下中农并不觉得好笑，他们决定为我换上瓦顶。因为上面下的文件说了，对知青要象对自己的子女一样。

只是，这瓦是要钱的，账得记在我头上。

我在农村的使命自然是干农活，除了耕田犁地，所有的农活，我几乎都学会了，只是上百斤的担子我不敢挑。这是因为我父亲被强迫劳动，挑重担扭了腰，椎间盘突出，怎么也治不好，只能卧床。

我感到最难忍受的是晒太阳，夏天“双抢”时，弯腰站在水田里晒着太阳插秧，上面烤，下面蒸，好几次，我几乎晕倒。难怪农民要唱山歌：

“插秧要插烂泥沟，娶妹要挑胖的搂；烂泥沟里长好稻，搂紧胖妹暖心头……”

他们唱着，兴奋起来就追打胡闹。甚至有一次，几个妇女，扒了队长的裤子，用捆秧的稻草，绑上他的那东西往田里拽。

他们还拿我和村里最漂亮的妇女队长开玩笑，妇女队长说：

“我都生过两个丫了，黑大的洞子，他掉下去就爬不上来了。”

就这样，时间过的快了，秧也插的又好又快。

也正因为此，我对父母从小告诉我的，我们这种人的出路在上大学，有了更深的体会，更想去读大学了。

就在我插队第四年的夏天，翠丰大队推荐我去读大学。理由是：表现优秀，文化基础好。公社招生办在征求我的意见后，同意我去报考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理由是：有绘画基础，曾多次帮公社画毛主席像，以及创作村史画展。还被县文化馆借去绘制巨幅宣传画，获得好评。

那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不用考试的，但是学美术得加考专业，择优录取。我所以报名学美术，一来是爱好；二来也是想以自己之长取胜，减少竞争。

考试是在县里，很简单，画一张解放军战士的水粉写生肖像。

以我画主席像的基础，手到擒来。

考完试一个月后，公社通知我到县招待所，去见安徽师范大学的带生老师。我感到很意外，如果考上了，不过发一纸录取通知书；如果考不上，根本就不会理我。叫我去见面，为什么？难道还有面试？

到了县招待所已经是下午，安师大的带生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

通报了姓名，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有些欲言又止地凝视着我。

“怎么了？”避免尴尬，我先开了口。心想，反正要死跑不掉，不死翻个身，长痛不如短痛：“我考得不好吗？”

“不，不是。”眼镜有些窘迫，摆了摆手说：“你考得很好，是我负责的两个地区，考得最好的，第一名。”

“那，我可以跟你走了？”我盯着他，觉得自己的目光有几分饥渴。

“不不……”眼镜避开我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外：“看看，外面阳光明媚，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啊……我心里明白了，这对我并不新鲜。我爷爷、外公和父母的成份问题，已经打击我无数次了。

“又是成份问题吗？”我问他。

“不不，如果只是成份还好办，可以作为可教育好子女录取。”眼镜摇了摇头：“你的问题是海外关系复杂，政治背景不清楚……”

我自己觉得脸色沉了下来，的确，我的“海外关系”是挺复杂的，但是，这些人，我根本都没有见过。当初填表的时候不填他们就好了。

可我母亲说，填表时不填他们是不诚实的，对组织不老实，是犯错误。

“那我的政治背景，怎么才能弄清楚呢？”

“我也没办法，除非到美国去外调，又不可能……”眼镜叹了口气：“你可千万想开点，说你在美国国会当研究员的叔公有特务嫌疑……你，你也有嫌疑……我们校方不相信，才二十岁的人，又没出过国……”

“特务嫌疑？！”我笑了，“太滑稽了，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考完试，我们带生组就想录取你，地区招办不同意。我回学校汇报，学校党委也同意要你，再同地区招办联系，可地区招办坚决不同意。说了，你们要带走，你们负责，我们绝对不签同意，不盖章。”眼镜长叹一声：“这就完了，我们校方，不能违背原则……”

听了这番话，我不再作声，无论是安师大还是眼镜先生，显然已经仁至义尽了。

眼镜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别想不开，生活是美好的，总会有别的出路可走的，比如招工，也能离开农村……招工的政审，没那么严……”

“你怕我自杀？叫我来就是让我别自杀？”

眼镜点了点头：“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我为此还受了处分。”

“谢谢！”我站起来朝外走：“就是自杀，我也会留份遗嘱把你摘出去的。”

本来我应该对上大学死心了。可是，年轻就是顽强，我又考了安徽艺术学校的美术专业，本来老师都给我写信，让我等通知了，可是学校军代表的儿子挤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海外关系”。

有趣的是，三年以后，这根压死骆驼的稻草，竟然被搬掉了。

那年，我被招工进了当地最好的单位，交通部直属的长江航运局池州港。

这是因为地区招工办的主任曾是我大舅舅的学生，他得到过我大舅舅帮助，出于感恩，没有惊动我们，就利用港务局书记的儿子要进港就业的机会，将我作为会画画的特殊人才，搭配了进去。

否则，像我这样的，最多能招工到殷汇镇饮食店烤大饼。

穿上港务局的工作服，我足足幸福了一星期，这辈子我再也没有那样幸福过。回想起来，那幸福，如果没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是绝不会有的。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海外关系”竟变得吃香起来，我也受到了周遭的羡慕。在此光环下，我考上了广西京剧团的舞台美术绘制、设计。  

又过了四年，我终于以百分制中，各科平均九十几分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此后，我的亲戚移居海外的更多了，表弟、表妹，我的小舅舅都去了美国，连我的妹妹也去了夏威夷，父母则移民新西兰，并在那里蒙主召唤。

只是，这一切，在当年我走出县招待所时，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现在，只记得当时踏上县城的大街，眼前一片熙熙攘攘，夕阳无孔不入地穿过车水马龙和匆匆忙忙的路人，使我突然感到了永恒与激变的相互纠结，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我，不由得伸出手来想抓住什么，可手心里仅仅染上了一抹夕阳的余晖。

一抹淡淡的，夕阳的余晖。

2024.3.23 于杭州 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