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莎拉·纽兰：台湾的选举和准外交，中美地方交流的意义和途径

台湾将于2024年1月13日举行总统选举。您最关注选举的哪些方面？根据不同的选举结果，您预计中国或美国各自的对台政策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

纽兰：今年的选举是一场三方角逐，候选人分别来自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以及相对较新的政党台湾民众党，该党由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尽管柯文哲似乎不太可能获胜，但他的受欢迎程度足以影响选举结果，只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选举结果还不得而知。

首先，柯文哲的支持者大多是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不满意的年轻选民。然而，台湾的年轻人投票率传统上相对较低，因此这些选民是否会真正在选举日投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如果选民认为他们喜欢的候选人会失败，他们可能会策略性地投票给排名第二的选择。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柯文哲的支持者会投票给谁。

柯文哲的民众党是在“太阳花”运动中兴起的一支政治力量，这是一场2014年发生的群众社会运动，旨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和政策。然而，近年来，柯文哲越来越被视为“泛蓝”候选人，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与执政的民进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然而，国民党选择了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他有倾向于支持统一的背景，可能会疏远摇摆选民。简而言之，如果柯文哲的支持者真地决定在选举日投票给其他候选人，但到底投给谁目前还不清楚，而且，他的选民不一定作为一个整体都投给一位候选人。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是现任副总统，他明确表示打算维持现任总统蔡英文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中国领导人对民进党抱有极大的怀疑，认为他们正在暗中试图推动台湾独立，因此，如果民进党赢得连任，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中国继续对台湾采取强势的策略，比如，其军机定期进入台湾领空或防御识别区。我们还可能看到北京试图利用经济政策来惩罚民进党，例如对台湾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限制。北京认为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比执政的民进党更亲中国，因此我认为，如果前者任何一方赢得总统宝座，我们会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下降，海峡两岸之间的沟通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可能会尝试利用经济接触和政府间关系来鼓励台湾政府走向统一，尽管台湾公众对此兴趣不大。

您于2023年1月作为哈佛大学教授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台湾。我在读过你们的行程报道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一些台湾政治领导人试图在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小心翼翼不要太过支持美国的一些亲台反中的言论之间寻找平衡。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纽兰：今年台湾总统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威胁不断增加和美中关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台湾的安全。很明显，选民希望维持现状。换句话说，在不正式宣布从中国独立的情况下维持台湾作为民主自治国家的地位。三个政党都表示，他们希望维持现状，但对于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有不同的想法。执政的民进党认为，对台湾的明显威胁来自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强势姿态大幅增加。他们认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是抵御中国可能的入侵最佳的防御措施。相比之下，一些国民党政界人士认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实际上使台湾陷入中美地缘政治的冲突之中，从而降低了台湾的安全性。 “疑美论”的观点在两年前的地方选举中开始出现，并一直是本次竞选中的一个政治话题。毫不奇怪，这一观点也被中国的媒体和台湾支持统一的媒体不断重复和放大。 

 您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台湾的准外交。一般来说，台湾的准外交有哪些形式或活动？到目前为止，您如何评估台湾准外交的有效性？

纽兰：台湾和美国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深入而频繁的接触，美台准外交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长期的交流方式，如姐妹城市和姐妹州关系、台湾农业贸易代表团前往美国购买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美国州长访问台湾以及代表美国各州驻台湾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办事处。

台湾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寻求新形式的地方交流，例如，一些美国的K-12学区、大学以及城市和州与台湾签署了备忘录，以在美台教育计划的支持下加强教育合作。现在，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几乎全部关闭，美国学校正在寻求新的方式来招聘汉语教师，在授课中增加汉语内容，而与台湾教育机构合作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同时避免了一些与孔子学院有关的争执。过去几年，一些州立法机构和芝加哥市议会也效仿美国参众两院的台湾党团会议，成立了台湾友好党团会议。这是鼓励市和州的立法机关对台湾的一种支持。

台湾官员明白赢得支持台湾盟友的重要性，并寻找机会让外国公众和官员了解台湾可以为世界做什么贡献。近年来，中国非常有效地限制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维持正式的与其他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能力。因此，地方接触成为台湾与美国和其他支持国家保持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在中美关系很紧张的大环境下，您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有关的课程时，注意到有什么变化吗？

纽兰：去年我对在美国教授政治学的教授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就是这个问题。研究结果现已发表在《政治科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期刊上。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过去五年教授中国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这有几个原因。课堂冲突——通常发生在对香港抗议和新疆侵犯人权等“敏感”问题持有不同立场的学生之间——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很多情况下很难解决。面对大流行的旅行限制、美国反亚裔情绪高涨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教授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的教授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情感来支持学生。一些教授本身成为校园里反亚裔偏见的目标，或者报告了课堂上的恐华症和反亚裔偏见事件。教授们还担心，他们可能会因在课堂上教授“敏感”话题而面临个人后果（例如签证被拒），尽管很少有人报告说实际上经历了这种负面后果。

总体而言，学生对中美关系的态度似乎更加固定——美国和中国学生进入课堂时都对两国及其关系抱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不是进入课堂时急切地想了解一个未知的话题。在他们之间，教授可能很难反驳学生的这些看法，以及促进真正的讨论和理解。

加州州长纽森去年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姿态访问。在当前双边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地方关系如何为双边关系作出贡献？或者有这种可能吗？

纽兰：美国必须应对更强大、在军事上更强势的中国所带来的真正的安全挑战。然而，中美之间有多种形式的接触可以让两个国家互惠互利。

将每一个潜在合作领域都视为安全威胁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例如，有充分证据表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科学合作限制和损害了美国的科学和创新能力。如果不以某种方式与中国企业合作，美国将很难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两国的地方关系可以通过帮助维持经济和民间的关系，在稳定美中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许多形式的接触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很小，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目前华盛顿有关中国的对话中相当强硬的基调。但地方政府也需要意识到潜在的风险，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实体可能会向地方政府合作伙伴施压，要求其停止与台湾的接触。地方政府需要共同努力反击此类来自中国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