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华大使洛德：四十年后重温中美关系
采访者：张涓、刘亚伟
编者按：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中一位关键人物。从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解冻，到后来的建交，再到他担任驻华大使，以及后来的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的职业生涯里涉及中国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部中美关系的活历史。
1971年，洛德陪同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两国关系的解冻开始筹备工作。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中，他和基辛格是唯一两位参加会谈的美方官员。这仅仅是洛德对华工作的开始。
作为国务院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位重要官员，洛德参与制定了很多两国关系的政策。而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参与制定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很多专家把东亚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归因于这一有创意的伟大政策。
在洛德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尽力维护过自己当年所参与制定的一个中国、战略模糊的政策。1994年，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在前往南美洲和非洲访问的时候，要求过境夏威夷加油休息。当时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洛德坚持按照一中原则以及战略模糊政策，在夏威夷给予李登辉一个低级别的接待。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大的挑战和动荡时期。原来对台政策的基石似乎也有所松动。就在最近几个月，拜登总统已经先后四次表明如果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将保卫台湾。
这是美国放弃对台战略模糊转而实行战略清晰政策的开始吗？作为当年参与制定战略模糊政策的洛德，如何看待拜登的“口误”呢？当年与中国建交，以及后来实行的接触政策失败了吗？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哪里？
洛德大使近日和中美印象就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个深度采访。洛德大使使用邮件分次完成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以下为他的采访笔记。
您如何评价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的贡献？
洛德：基辛格博士去世后，我感到万分惆怅，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世界和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和平倡导者，我也失去了一位宝贵的良师益友。其次，令人悲伤的是，近年来有很多人忘记、歪曲或玷污他的遗产。
20 世纪 70 年代，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以及全世界，基辛格都是最受尊敬的人。因“水门事件”而导致的宪法危机以及发生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之后，基辛格是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并维持其国际信誉的关键。除了在对华关系中发挥历史性作用外，他还稳定了与苏联的关系，并通过谈判达成了第一个主要的核武器条约；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促成中东和平的第一步；并将美国在南非的政策转向支持多数统治。
总之，在八年的时间里，基辛格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角色，撰写了富有远见的著作，为全球和美国领导人提供了咨询，并激发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多的辩论。基辛格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关于悟性和耐力的惊人记录。我会深深地想念他。世界也将如此。
许多中美问题专家把目前的中美关系比作一场新冷战。作为一名参与应对当年大国角逐的外交官，您觉得中美两国应该从冷战中学到一些什么教训？
洛德：这两个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全球性地大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我们必须为目前的两国关系确定一个底线，以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就像我们当年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例如《海上事故协议》）一样，中美两国也需要建立护栏和进行军事交流，以防止误判和事故。
不像美国与莫斯科那样，中美两国达成军控协议将非常困难，但两国间开展的战略讨论可以澄清原则性问题并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因此，刚刚启动的与北京的核谈判令人鼓舞。只要期望比较现实，类似这样的峰会就有利于探讨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促成和帮助开展更多的两国低级别官员的会谈。
但是，目前的阶段和冷战时代也存在重大差异。尽管中国在海外咄咄逼人，但并没有入侵其他国家或寻求推翻别国政府。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广泛且不可切断的经济联系。因此，拜登政府对两国的经济关系实行“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是正确的做法，这和美国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是不同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学生、科学家、文化和媒体等非经济领域的交流，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支持。冷战期间，这种交流要少得多。此外，与当年冷战一样，培育美国的盟友在目前阶段仍然至关重要。
美国应该从冷战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要认为我们的对手有“十英尺高”，并以在国内表现的歇斯底里和诽谤来应对我们的全球挑战。中国人有很多大问题，而美国拥有非常多的优势。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地竞争。目前，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不健康且两极分化，做到这点非常困难。
归根到底，如果要借用冷战的教训的话，美国应该像研究和制造“人造卫星”的时候那样，充分利用美国的软硬实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卡特总统正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显然是实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四十年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幼年曾居住的房子前宣称，美国对华 “接触” 政策已经失败，永远不会再恢复。在您看来，对华“接触”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战略失败吗？
洛德：用是与不是回答的话，那就是“接触”政策不是一个失败。两党政府几十年来所追求的“接触”进程（不仅仅是政策）并不是像某些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失败。
除了“接触”政策之外，没有什么合理的选择。遏制根本不可能，因为世界潮流不是如此。拥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无论如何都会崛起为一个强国，只不过这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趋于紧张。
“接触”政策并不天真。历届美国政府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盟友关系为后盾，以防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变得对抗。此外，当北京发起挑衅时，我们采取了制裁或军事部署等强硬措施。
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并不是我们实行“接触”政策的主要理由，美国也没有假设中国的政治自由会随之而发生。当然，人们希望中国向世界开放，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将刺激放松政治制度的运动，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等许多其他地区和国家发生，而有的这些地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只能说，实现政治自由是“接触”政策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但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长远来看，我们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下定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发展轨迹的终点。
最后，“接触” 的过程虽然也带来了问题，但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重大经济问题以及在各种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当然，近年来，为了应对北京在国外和国内的强势行为，人们需要并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然而，这种更强硬的姿态应该包括我们两国人民、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和“接触”，同时对真正能带来风险的部分安全领域实施限制。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您最初参与制定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其中，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对东亚地区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拜登总统最近多次表示，如果中国使用武力，美国将保卫台湾。您对拜登总统保卫台湾的承诺有何看法？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下，您还认为战略模糊政策仍然是维护和平最有效的政策吗？
洛德：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九位美国总统支持的对台政策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而“战略模糊”是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模糊”根植于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和《与台湾关系法》，以富有弹性的“一个中国政策”为特色，在台湾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繁荣的民主的同时，服务于保护台湾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根据这一政策，双方都巧妙地根据各自的需求处理了台湾问题，这允许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可或缺、长远、有时紧张的复杂关系。
北京对台湾使用武力受到多个因素的威慑，这包括固有的历史因素、更广泛冲突的风险、经济影响、美国和盟友的军事部署、如攻台失败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政治自杀“，以及美国的模糊性军事反应。战略威慑还包括向北京保证美国将遵守我们承诺的政策。反之，转向“战略明确”将摧毁半个世纪的“一个中国”政策，颠覆我们与北京的关系，并为台湾领导人采取挑衅行动开绿灯，保证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将保卫他们——不管原因是什么。
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如果不是失误，也是错误的。他的说法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官员纠正，或许那样说是为了渲染的目的，但并没有抛弃“战略模糊”的政策。
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到拜登政府加紧限制中国获取高科技芯片，中美关系中相互合作越来越少。最近，由于担心与中国完全脱钩带来的不良后果，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推出了“去风险化”的提法。
1）您认为这种对华政策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类似吗？
2）回顾从尼克松到拜登期间华盛顿对华政策演变的一些关键时刻，目前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否需要调整？如果是，怎么办？如果不需要，为什么？
洛德：如上所述，两个时代的经济关系存在根本差异。美国与苏联的贸易和投资很少。除了粮食协议等一些合作之外，美国的政策是对苏联实行全面的经济遏制。我们目前在安全相关的领域里对中国实行去风险的政策而不是试图脱钩的政策，这在原则上是有意义的。两国拥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在保护敏感领域的同时，不应损害这些经济利益。但是，由于供应链、第三国的参与、双重用途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所附带的不良影响，“小院高墙”的方法将很难实施。
从特朗普到拜登两届政府，美国在盟友的支持下，更加细致入微、精准地改变了很多被前任政府遵循的政策。这里，我不打算长篇驳斥学术界和修正主义对“接触” 政策的批评，但由于中国和习近平在海外日益咄咄逼人以及在国内实行强硬手段，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经过调整的、更加坚定的政策。 拜登政府实行的增强软硬实力的“投资”、加强盟友关系的“结盟”和基于这些支柱的“竞争”的政策是合理的。在这一政策中，最大的漏洞是由于保护主义而缺乏有竞争力的印太贸易政策。目前，美国正在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全球南方的态度，即从让各国选边站转向强调提供更好的模式以及相关的好处。不过，考虑到复杂性和特殊利益的因素，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是美国能否真正成功地“去风险”。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很难发生重大改变。您认为双边关系的性质与尼克松和卡特时期有何不同？是不是更糟糕、危险性更大？虽然我们的目标是稳定和管理双边关系，但双方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开展合作？
洛德：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和变化。在两国70年代开始接触的时候以及建交之初，我们的关系主要是战略性的，包括制衡苏联，但由于中国的贫弱，双边关系很少。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显著且迅速的崛起，不仅成为地区大国，而且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成为全球大国。这就产生了老牌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动态。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化带来的复杂性，甚至发生冲突的危险。因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起起落落，这主要表现在两国在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方面而发生的不健康的紧张关系。不过，随着交往的增多，两国互利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所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现在，在两国关系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两国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沟通、交流、建立护栏和规则来避免无意或者有意的冲突。与此同时，除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之外，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这些符合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而不只是对其中一方有利。如果没有我们两个大国的合作，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流行病、核问题和防扩散、全球经济，以及最新的人工智能。
如果您现在去中国旅行的话，你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特别想去见的人吗？您能否分享一下您早年担任尼克松总统助手以及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的一些难忘时刻吗？
洛德：由于年龄的原因，我已经大大减少了出国旅行，并且怀疑是否能够再次访问中国。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优先去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西藏。难过的是，几十年来与我交往的大多数中国朋友都已经过世。
至于让我难忘的时刻，其实，不仅包括20 世纪 70 年代，也包括在我后来担任大使和助理国务卿的时候。你们可以阅读我在国务院网站上的口述历史，可以很容易地登录adst.org网站，然后点击口述历史和我的名字就可以。这个口述历史涵盖了我漫长的整个职业生涯，也涉及我针对中国的工作。
在我所经历的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中，有无数的亮点，都在我的历史中有所叙述：1971年7月与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问，开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数百小时的会谈，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全面、最精彩的会谈。专门为我们安排的参观紫禁城，随后与周恩来一起享用北京烤鸭，期间他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历史中还包括有关中美公报的紧张谈判，安排宣布访问的消息，以及尼克松的访问。
1971 年 10 月的公开访问是为次年尼克松的正式访问做准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紧锣密鼓地起草了后来的《上海公报》的大部分内容。其他会谈的内容还包括第一次参观长城和颐和园，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机场的历史性握手，我秘密参加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丰盛的杭州欢迎宴会，基辛格在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所发布的《联合公报》。
1985 年 11 月，我以大使身份抵达中国履新，从机场乘坐豪华轿车到使馆驻地，美国国旗飘扬在车头飘扬。我与智库和大学的无数互动，最著名的是1988年6月的北大“民主沙龙”。我还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个省份，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第一位访问西藏的美国大使。在驻华官邸举行的文化表演和工作晚宴，与中国官员、持不同政见者和改革者讨论政治改革。我妻子撰写的戏剧《凯恩叛变》由中国演员和查尔顿·赫斯顿担任导演。 1989 年 4 月，我乘车前往机场离开中国，以及当时天安门事件中第一批人群涌入广场，参加胡耀邦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