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陆伯彬：特朗普特色的对华政策

作者：张涓

2022-08-16

【编者按】陆伯彬 (Robert S. Ross) 教授近期出版书籍包括《Chinese Security Policy: Structure, Power, and Politics》，《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陆伯彬教授是《中美印象》网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美印象》网和大国策智库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采访了他。

张涓：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多的对华政策？

陆伯彬：首先，我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1971年以来最坏的时刻。这当然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在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很大程度上讲，两国的关系也反应了中国崛起这个事实：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实力。大多数华盛顿专家对此的回应是保持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安全上的领先地位。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关注点之一。过去中国实行的一些政策使其在经济发展和贸易问题上获得了很多不对等的好处。鉴于中国的实力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些不对等的政策对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因此而寻求方法来改变这种不对等的情况，试图说服中国改变政策，使其政策和其他工业国家的政策相匹配。总之，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其经济政策应该和其他国家保持类似的水平（而不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在军事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海军在东亚的活动，使得美国较难维持在该地区现有的地位、安全保障，以及盟友关系，美国因此需要对此做出回应。

第三，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特朗普个人在对华政策中的特别影响，这也就是具有特朗普特色的中国政策。我想我们都认为他极度浮躁，很难预测，不太聆听顾问的意见，他的政策朝令夕改。特朗普还特别关注对他个人权利的挑战。如果一个国家不顺从或者挑战美国的权威，他会变得非常好战。所以他的好战这点对两国关系的恶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这三个因素在我看来跟目前的中美关系都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特朗普个人的特点对两国关系的恶化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特朗普本人对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

张涓：过去几天中美贸易战又再次升级。您能分析一下目前的贸易战形势吗？

陆伯彬：两国贸易战的情况非常糟糕，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很有可能是破坏性的。贸易战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这会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巨大影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造成影响。当然，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经济存在自己的问题，和美国的贸易战会变得让其更加难以管控。目前贸易战的升级显示了局势不会马上改变，冲击也就不可避免。这种情况就呼唤两位领导人尽快终止贸易战，重回谈判桌进行谈判，扭转形式，重新确保两国贸易的稳定。

张涓：说到特朗普本人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请问目前的贸易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明年的总统选举？特朗普有多急迫希望在选举之前达成贸易协议？

陆伯彬：贸易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特色的政策。一方面，美国经济正在下滑，陷入衰退的可能越来越大；伴随着贸易战的加剧，债务危机也会迟早发生，这些因素的确促使特朗普总统在选举之前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以便稳定美国经济。当然，达成协议的话，也会给他一些夸耀的资本：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协议——不管贸易协议本身是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特朗普面子很薄，喜欢报复，不喜欢输，不喜欢妥协。如果他做出一些让步，这可能让他看上去没有能力控制全局，这会让他很难堪，所以他不会妥协。毕竟，两国差点在五月份达成贸易协议。就在最后时刻，他决定要让中国做出更多让步。他会不会重新回到五月份那个协议，我们也不为所知。这就是特朗普，非常的难以预测。他个人的性格对制定外交政策影响很大。

张涓：最近《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显示，年轻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一般倾向于对中国强硬。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他们为什么倾向于强硬政策呢？

陆伯彬：首先，我觉得这种说法存在一定时间了。我觉得不仅仅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支持特朗普的一些强硬的对华政策，有些资深的专家也是支持的，并不仅仅是年轻一代才支持强硬的政策。我觉得实际情况比这篇文章要更加的多样化。

第二，当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对于某些专家来说）指责中国也就顺理成章。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了挑战，自然地，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就支持采用一个强硬的政策来回应。

第三，我认为在评价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的时候，有时候倾向于把华盛顿智库的政策性目标混在一起。华盛顿的智库一般在政策问题上选边站队，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政策界有立足之地。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非常极端，但是这仍旧鼓励华盛顿的智库尤其是需要提升他们事业的年轻一代专家向政府的政策靠拢，以便凸显他们的存在。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华盛顿整个智库圈的文化有关系。

张涓：您在199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当时的中国政策圈同样存在围堵和接触政策的争论。当时的那个争论和眼下的争论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不同吗？

陆伯彬：我写那篇论文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中国对当时自身的地位并不满意，她并不想一直做一个维持现状地位的国家。当时中国仍旧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继续发展经济这个最大的目标，中国希望维持东亚的和平。我称之为保守型大国。但显然目前不是这个情况了。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增长。目前的中国比1997年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的活跃，更加的主动，更愿意改变地区的秩序，更愿意提升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目前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保守型大国，更加的具有主动性。这一点在中国与越南、与菲律宾、与日本、以及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中有所体现。中国采取了更加强势的政策希望迫使这些国家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也就不再是中国是否关注地区和平之类的问题，而是美国应该怎么做来应对一个实力更强大的中国。是与中国进行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还是采用围堵的政策，不同中国妥协，不做出让步。

张涓：最近，特朗普政府把贸易谈判和香港问题联系起来。您怎么看待香港的前景，以及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陆伯彬：首先，特朗普总统对香港问题的用词很谨慎，他并没有把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问题联系起来。他说的是如果动用解放军干涉香港事件，这会增加达成贸易协议的困难。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解放军或者武警在香港问题上动用武力，这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会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政治现实会让达成贸易协议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是事实。

我觉得特朗普个人并不会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但是这个政治后果会迫使他面对现实，我们要理解动武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第二，目前的香港问题显然很敏感。中国现在没有动用解放军干涉香港的意思，基本上是让香港当局来应对局势。即便有大量香港警察的出动，香港人仍旧很坚定地进行抗议。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抗议事件会平息下来，有可能会持续很久。这肯定会对香港长期的经济，以及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造成影响。但事件也显示香港人更关心他们的自由，这方面的决心胜过了他们关心经济福祉的兴趣。

张涓：几年以前，您编辑了一本书，叫《美中欧关系：掌控新的世界秩序》。您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欧美在中国问题上有无合作的余地？中欧在美国问题上有无合作的余地？当中美关系目前遇到巨大挑战之时，您觉得欧洲在这对关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陆伯彬：我认为在经济领域，存在着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理由。欧洲国家和美国以及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反对中国在国内执行的保护本国企业的不平等政策。他们理应可以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改变这种情况。

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又使得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他不相信多边主义，多边合作，不支持美国盟友，对很多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因此，我认为目前情况下，在经济上，美国与欧洲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的可能性不大。

在军事上，很多欧洲国家向东亚地区派遣舰队，以支持美国提出的自由航行的概念。欧洲国家的海军在东亚的行为完全是象征性的。因为欧洲国家的军队疲于应对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我认为如果在地中海或者俄罗斯那边的情况有所紧张的时候，欧洲国家的海军在东亚的活动会减少。因此，在安全领域，也不太可能存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

至于欧洲和中国的合作，现在已经有不少了。很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对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港口现代化问题投资巨大。所以中欧在经济领域有重大发展，这些国家也欢迎中国的投资。但是，在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协议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不会很快达成互惠的贸易政策，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深表担忧，但这种状况不会很快改变。

张涓：在众多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中，您最担忧什么？

陆伯彬：我们在经济问题上存在冲突，在东亚的军事问题上存在冲突。两国在经济上的冲突非常严重，不仅仅对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影响，对政治和外交等领域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东亚安全问题上，要面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虽然新兴大国并不一定导致战争，但很多时候确实能够引发战争，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提高警惕。当然，两国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会比现在的经济冲突严重的多。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同时重视经济和军事上的冲突，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军事上的问题，也不能小看贸易战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