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高峥教授的为人、为学和为友

作者：洪朝辉  来源：中美印象

老友高峥教授驾鹤西去，内心充满哀伤和不舍。

2021年9月1日，我在华盛顿DC开会期间，专程去母校马里兰大学绕了一圈，并走进阔别近30年的历史系大楼，在那里看到了导师E.B. Smith 和高峥的照片（见相片后排右三），想起很多往事，高峥的办公室没有人。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病了。

认识高峥是在1987年的9月，当时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US）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高峥高票当选为第一届会长。他的高大、博学和幽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30多年中，与高峥教授交往甚多，获益匪浅，其中四次记忆特别清晰、鲜活。

第一次是1989年7月，我们一起从马里兰驾车前去芝加哥参加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来回二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数人同车、同屋、同吃、同聊、同悲、同乐。当时的学自联为了史无前例的成立宣言，产生重大矛盾，因为山头林立、高手云集，人人才高八斗，个个自命不凡，争论到凌晨4点还没有结论，而宣言必须在几小时后的大会上通过。

这时高峥站出来，展现了那种“寻常看不见、偶然露峥嵘”的大才。他提出了一个中道、公道，并具有最大公约数的解决方案，既充满激情，又理性平衡。他提出，类似宣言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既要贴近地气、符合即时民意，又要经得起历史考验。所以，要将优术、明道、取势兼而有之。高峥还当仁不让，在最后时刻通宵达旦重新修改宣言。结果，在当天上午的大会上，代表们全体起立，全数通过宣言。此番情景使我领教了高峥的睿智、远见和卓越的领袖才华，内心充满敬意。

第二次是1990年暑假，我决定竞选CHUS的第四届会长，事前向高峥讨教胜选秘诀。高峥给我传授了三条“精囊妙计”：一是打“悲情牌”，坦白自己的学术出身“贫寒”，因为我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研究生念的是马里兰大学，远远不如当时CHUS那些不是北大、复旦，就是耶鲁、哥大的精英，但请求大家响应毛主席的教导，不要重成份，要重表现，强调自己是一个“可以被改造好的孩子”。二是承诺帮助学会筹款，高峥与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保持着良好关系，后来就在他和王希的引领下，于1991年我们为CHUS成功争取到鲁斯基金会的25000美元基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成为我后来走上把筹集研究基金，从爱好当职业的重要动力。三是提出好的项目，因为要办好学会，需要项目引资金、资金聚人才、人才再推项目。当时我们商量推出“回国讲学计划”，为1989年6月以来的中美关系破冰。但他建议把“回国”改成“回母校”，把“讲学”改成“讲课”，以示低调，减少争议。结果，我们在1991年5月成功组织了10位CHUS会员回母校讲课项目，恢复了停顿两年的中美学术交流。

当然，高峥的三条妙计成功帮我当选。他还开玩笑，你知道，我为什麽要帮你？因为黄埔一期与四期的学员都是最有出息的，我是第一届会长，希望第四任会长也能干出点事来。由此经历，我更加认定高峥的境界、眼光和阅历，高人一等。

第三次是1990年12月底的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当时，我们都已进入求职市场，但个个像只“菜鸟”，到处乱飞、乱撞。我在AHA年会中得到12个面试的机会，于是，就自信满满、洋洋得意，但得意往往容易忘形，而忘形的结果就是全军覆没、颗粒无收。我内心由此充满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这期间，高峥及时分享了他面对挫折的“阿Q”战术。他说，他把申请工作的结果，分成三类：一是发来拒绝信的大学，他将这一类设了一个标题：“不识好歹，终将后悔类”；二是暂无反馈的大学，被他列为“孺子可教类”；三是邀请他进行校园面试的大学，则属于“识货的伯乐类”。高峥还很严肃地给我精神安慰，这些拒绝我们哥们的大学，真的是不识货，一定后悔，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哥们是经历过多少次炼狱，才熬到今天。首先，我们是77、78级大学生，属于“百里挑五”的精英，入大学的录取率远远低于当时的哈佛、耶鲁；其次，我们又是以“万分之一”的比例，杀出重围，来到美国留学，尤其是学历史的留美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最后，我们在美国大学“过十关、宰百将”，即将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愿意继续为美帝卖命，他们如果不要，那他们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和傲慢。

听他这席话，我当场回答：高峥，你就是高，“高家庄的高”。这是大实话，高铮是我们留美历史学会长得最高的，接近1米90的高度，而有了“高度”，才有深度和广度。此后的30年，我申请过N个工作，换了四所大学，高峥的指点，让我从大挫折走向小挫折，直至无挫折，受益终身。

第四次记忆深刻的相遇是在1992年12月底的美国历史学年会。我们当时都已经找到了一份勉强可以糊口的饭碗，并开始为了拿终身教职而寻找研究课题和灵感。这次，我们又是同住一室，高峥说的原因是，朝辉尽管醒的时候噪音很大，但睡的时候，完全无声无息无味，是最佳的室友。在会议期间的茶余饭后，高峥的气场最大，他时常即兴发表精辟的学术高见。比如，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主要由三大强人（慈禧、蒋介石、毛泽东）和三大“次强人”（袁世凯、蒋经国、邓小平）构成，而强人死后，中国的天下并没有立即大乱，是因为强人之后出现了次强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但常被忽略的作用。

这一观点使我脑洞大开，我当时补充道：在这六大人物之间，不能忽略三位弱势、却非常关键的“过渡人”，包括介于慈禧太后与袁世凯之间的溥仪儿皇帝、介于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的严家淦代总统，尤其是介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对此，我是深深佩服高峥卓越的研究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广博的史学功力。

回想高峥的往事，我才意识到他对我的引领、给我的启发都非常珍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如何协调矛盾、中道适度、执二用中；二是如何在竞选中，知己知彼，提出可操作、可成功、可持续(feasible, deliverable, sustainable)的竞选承诺；三是如何耐心求职，成功不狂、失败不倒、不卑不亢；四是如何发现研究课题，积累史学知识、培养问题意识、提升写作能力。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早一点知晓他的病情，没有机会在他生前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听说高峥重病期间，曾纠结是否对朋友公开病况。确实，与朋友们讨论病情很难，但也许是个疗伤的方法，能听到哥们的一些真诚的好话和善良的“谎话”，说不定可多一些温暖和快乐，增强免疫力。大家知道，“藥”与“樂”是通的，音“乐”和快“乐”虽不是药，但有时却胜于药。

高峥兄虽然走了，但我将永远珍藏对他为人、为学、为友的美好记忆。在我心目中，高峥名如其人，高大非凡，是一个睿智、博学、通透、幽默、无私的好朋友、好学者，愿高峥兄安息！

2021年11月2日于美国纽约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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