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美国的自由与限制：一切皆有可能已成过去

1993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随后到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然后就到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教书，目前担任该校历史系系主任。1997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出版了英文专著《民主的考验：1860到1910年间美国黑人选举权与北方共和党人的政治》。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历史，二是以此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美国民主的内涵和本质。在书中，我把民主当做一种政治过程来观察和讨论。

从1997年开始，我利用暑假回国教书，主要是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的研究生开美国史课程。在此过程中我感到，中国非常需要了解美国宪法的发展。所以我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主要是把美国宪法制定与成长的历程做了一个连贯的叙述和分析。后来我又翻译了我导师埃里克·方纳(编者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作《美国自由的故事》。

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因为当时国内对自由问题的争论很多。但是大家对自由的讨论基本上是从抽象层面来争论，如要不要自由，要什么样的自由等。但方纳的著作是把自由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来描述。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由是一个范畴、一个概念，但自由必须具体化，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公共政策和公民权利来体现。在美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由”有不同的涵义，也有不同的政策演变。而且围绕自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观点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最后会演化为不同的政策。

《21世纪》：您的著作或文章大多选择与宪法相关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历史，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

王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初期，中国人对美国的制度是非常热衷和关注的。从魏源、徐继畲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莫不如此。但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一直到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宪法研究很少。我去美国的时候，即选择了美国政治制度演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在自己的英文著作的前言里曾经这样写：我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喜欢对民主高谈阔论，进行抽象式思辨，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把民主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考察。我的目的就是要观察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在运作过程中，民主这个概念又是如何演变的。中国的学者在过去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训练，也没有机会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近现代史上，美国是最早实施共和制的国家，虽然它的历史很短，但它在实践政治民主方面，可以说是历史最长久的国家。除此之外，美国也是第一个建立成文宪法的国家，又在内战后将奴隶变成具有选举权的公民。这些使我对美国宪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我在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19世纪美国的档案，不同的人都用同一种语言，即宪法语言来说话。黑人要求有选举权，被打败的南部白人不同意给黑人选举权。虽然他们持相互对立的观念，但都用同一种宪法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诉求。宪政是基于宪法之上的政府治理和政治运作，宪政的内容非常丰富。所以，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宪政是好还是坏。在做判断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宪政是什么；宪法是怎么制定、怎么发展、怎么演变；制定宪法的一系列的原则，包括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联邦制、人民主权等，这些概念在1789年是什么意思，在1900年是什么意思，在2000年又是什么意思。同样的宪法概念或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涵义是不同的，不能从一种僵化的概念来研究美国的发展。这种研究让我觉得非常激动。

美国历史是公民建设的一部分

《21世纪》：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讲美国史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

王希：有非常大的压力。一个压力就是你对美国史到底知道多少。毕竟我是二十几岁才去美国留学的，此前在国内学习到的美国史，是很肤浅的，真正的美国史训练是到了美国后才开始接触的。所以我时常要保持对自己的一种怀疑：自己对美国历史知道得到底有多少。美国的公民教育非常深厚，我的美国同事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本国的历史，且每天耳濡目染。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挑战就是在知识厚度和知识宽度上，对美国史了解多少。直到现在，虽然我天天上课讲美国史，但还是要不断地大量阅读，来保持自己对本专业知识的积累。当然，哥伦比亚是美国史研究最好的大学之一，而我的导师埃里克·方纳本身不仅很有影响，也是一个极为严谨和优秀的教授。我得感谢哥大给予我的扎实训练。

《21世纪》：除了这种文本上的研究，是不是还需要对美国精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你才能去说服人家，你的国家历史是这样发展的。

王希：对。知识不光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理解的问题。讲历史不能照本宣科，必须把它融会贯通，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实际上，好的历史学家讲课的时候更多的不是书面式的语言，而是用他的理解，用对文化的一种设身处地的感受，做出能够引起人联想、引起共鸣的讲述。我选取19世纪的政治史、宪法史和黑人史作为研究领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一方面这些领域的文本资源丰富，另外它们也为我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广阔平台。因为在美国生活，我有机会，并尽量从我接触到的文化氛围、文化实体和文化经验中吸收东西，增强我对美国历史的理解，这种经验对我的教学和写作都非常有帮助。

当然，我能在美国教历史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大学比较开放，至少我的同事们会认为，外国人讲美国史，只要他所受的基本训练很好，对基本史实的把握是准确的，那他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

第三个挑战是，历史是带有感情的一门学科，尤其美国的历史具有一些特殊性。美国历史比较短，但美国人每天的日常生活、政府决策等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历史变得很重要。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国内的民族自豪感对其历史很有影响。作为外国人去讲美国历史，会涉及如何找到平衡的问题。美国人讲历史时会用“我们”。讲课的时候是用“we”还是用“American”，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一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如果需要把学生放在一个历史的场景里面，我会用“我们”，但是我如果是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我会用“美国”，或者“美国人”。这是我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语言。虽然我是学外语出身，在美国求学十年，教了十几年的书，也可以用英文写作。但是用英文讲课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我几乎每天都在学习，而这个学习过程带给我无比的喜悦和动力。

《21世纪》：这需要很大的激情。

王希：是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的性格、我的知识背景和教育背景所致，另外一方面是我对学术求真的信仰。激情背后需有理性的支撑，而理性完全可以通过激情来表现。

《21世纪》：您讲美国人很重视历史，但我感觉美国人重视历史的方式是实用的、理性的，不像中国那样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喜好。

王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强烈的历史感。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对历史的认知和对历史的应用，可以说大同小异。但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这与两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有关系。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的文字文明，我们向来对历史很尊重。在我们的语言中、生活中、在父母对子女从小的教育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都充满了历史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日常对话中所用的成语，每个成语后面都包含一个历史故事。所以中国历史是以一种文化浸润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有时是察觉不到的。

而美国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如果从美国在北美建立一个殖民地算起，即1607年开始，美国历史到现在不过400多年，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话，美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另外， 美国是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人靠什么来建立国家认同？靠共同经历和共同认可的历史。所以，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历史成为其公民建设的重要内容。

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知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的美国史是由一批白人作家来写作的，那是一部英雄的历史。这种英雄史观将美国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例外，颂扬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把民主和自由奉为美国的精髓。实际上这种历史观掩盖和无视了美国历史上许多的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的内容，包括对奴隶制问题一带而过，也将美国人中的一大部分人排斥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之外。

这种现象到近代有了明显的改观，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人需要调整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黑人、印第安人、妇女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是没有选举权的，也就是没有参与国家建设和公民建设的渠道。后来他们有了选举权进入政治领域之后，就要求对公民的教育重新定义，要求重写美国历史，要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美国历史观。所以，美国史学的变化非常精彩。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处在不断的定义和再定义之中。虽然使用的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等这些概念，但它们的内涵是变化的。

“我们是谁”

《21世纪》：美国是一个文化、种族、族裔、宗教信仰都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它是怎样维持国家认同的？目前有一些分析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危机，比如亨廷顿写的《我们是谁》，您怎么看目前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王希：亨廷顿这本书非常有影响。他写作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多元化主义，不同的群体都在要求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担心这种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会分裂美国。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忧有点不必要。

美国维持国家认同与它对历史的重新界定、重新诠释很有关系。美国内战之前，“美国人”这个概念基本上被定义为白人。经过内战的解放黑奴运动及20世纪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歧视，修改了带有种族歧视的移民法，越来越多的非白人族裔的移民加入美国国籍，成为了美国公民。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认同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

《21世纪》：在现在的美国，“我是一个美国人”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希：这个问题与“我们是谁”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认同问题的提出与以种族、族裔为基础的公民利益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兴起有关。在民权运动及其之后，黑人、亚裔人、印第安人、拉丁美裔为反抗长期以来的体制性歧视，以种族、族裔利益为基础，组成事实上的利益群体，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在文化上追求一种与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不同的群体文化。比如讲西班牙语的南美洲人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们仍讲西班牙语，集中居住在南部和西部州的某些社区，有自己的社区，连美国国歌都要用西班牙语唱。这就对原有的以新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英语为基础的美国文化认同提出了挑战。

美国有一个现实问题，即移民人口在不断增加，而今后的主要移民是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的非白人移民。根据预计，到2050年，美国的有色人种可能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也就意味着在21世纪下半叶，有色人种可能成为美国人的多数。

到那时，国家认同将变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要使所有美国公民真正变成美国人，就要不仅从国籍上，而且要从心灵上、感情上、思想上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这自然涉及到一个问题：美国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有争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文化根源是从英国来的，政治文化的根源更是来自英国和欧洲传统，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但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什么人可以享有自由，可以享有民主，却是有争议的，所以，历史学的研究就是反映这种争议的。另外，很多人提出，还要把平等、宽容、包容和多元作为美国价值的一部分。

我要讲另外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现在，华人也好，其他族裔的移民也好，他们与祖国的联系远远比早一代人更加紧密。以前去了美国好像不能再回国了，必须要认同美国。但现在，跨国流动很频繁，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现代移民都可以与自己的祖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有美国人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会被由各种族裔组成的利益集团所左右，这些集团会利用美国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机制来为其母国的利益服务，从而影响和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和腐蚀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亨廷顿等最为担忧的事。

《21世纪》：很多美国移民都会有一个“美国梦”，即凭借个人奋斗，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甚至能成为美国总统。但目前很多分析认为，美国的这种社会上升机会在减少，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的趋势，您是否有这种感触？

王希：美国社会确实是有阶级、阶层的分化。在美国，“阶级”这个概念还是用的，只不过美国人不太愿意承认阶级存在的现实。你要问美国人是属于什么阶级，大多数人会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分类很多，从年收入2万到20万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阶级。前段时间，纽约时报用了四个指标作为来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的参数：经济收入、职业、房产价值，还有其所受的教育。由此可见，美国人对“阶级”的认知与我们传统所用的经济地位的指标有所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认知。

目前，要进入美国社会最高层，这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施瓦辛格的故事不是每个外来移民都可以重复的，不要忘了他的妻子也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很有背景。

在美国，如果要进入政界、白宫，或者要竞选议员等，一定要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要有深厚的经济实力。最早的政治上的人际关系主要在大学里建立，而且是在最优秀的私立大学里建立。上什么样的私立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将来在政治上的发展。当然，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又与上什么样的中学和小学有关系。并不是穷人就上不了最好的大学，只是机会更少罢了。比如哈佛大学就对优秀的穷人学生提供免费的就读机会。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限制的国家。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公正、不公平的“潜规则”，不仅在经济领域如此，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很难突破。对于普通移民，甚至对于本地生长的美国人来说，并不像19世纪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美国人变得非常现实

《21世纪》：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在美国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您怎么看这两种价值取向对美国的影响？

王希：可以说，美国早期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的，早期的理想主义带有新教的普世救济的色彩。但我认为，理想主义在今天的美国影响很小，实用主义远远超过理想主义，美国人变得非常现实。

《21世纪》：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变化？是否有保守化趋势？

王希：美国人一直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国家。但9·11之后他们开始觉得，美国的价值观并不是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欢迎。

目前，美国社会有两个方面的回归。一个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比如国会拨款提高中学的美国史教育水平，尤其强调对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学习和了解，资助中学老师，让他们进修美国史，理解美国的价值观。国会要求各个高校举办系列活动，定期纪念联邦宪法的诞生等，这在以前很少见。

第二个是宗教价值观的回归。在后工业化时代，美国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单亲妈妈、青少年持枪杀人、校园暴力等，美国人感觉到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崩溃，社会缺乏一个道德的基础和支撑。以前这些问题主要是靠教会和学校来解决，但教会体制化愈演愈烈之后，人们觉得教会只是为了赚钱，而且讲的东西没有意义，所以，年青人并不热衷于教会的说教。但9·11之后，很多人感到一种无奈和恐惧，又到宗教里去寻求理想，或者寻求一种安慰。所以，现在电视布道师一下成了一个热门行业，影响广泛。

《21世纪》：这些布道师是什么背景？

王希：他们的背景都是神学家，但他们有很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是属于极为保守的一类。但他们也是精于市场效应的宗教商业家，他们基本上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市场化的布道家。美国的电视台、电视布道家注意到现实的问题，然后从《圣经》中找出东西来解释。宗教又引起了人们的认同。

布什总统被认为是一个迷途知返的榜样，他在妻子劳拉的影响下重新回归基督教，很是笃信。还有很多人到中年的美国人也回归宗教以获得“再生”。这在文化上是对美国多元化的社会提出一种挑战，产生了分歧。自由派认为，多元文化应该是美国文化的未来，美国应该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宽容应该成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保守派认为，如果有多元的价值，那就不可能有核心的价值，而美国的价值观必须要有一个文化根基，而这个根基应该是基督教。所以，这又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