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满：特朗普双击效应：从恶性党争到政治衰败

作者：张春满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年1月11日，大量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进驻美国国会山，武装保护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美国国防部之所以大规模派兵进驻国会山，是因为在2021年1月6日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新任总统的过程中，美国国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半武装性质的暴力冲击。特朗普拒不承认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煽动支持者到国会示威，企图影响大选结果。这一幕在其他国家上演的时候，美国政客往往会大声斥责这些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并用“政变”“舞弊”“丑闻”来定义这些现象。然而当相似一幕发生在美国时，即使美国的议员在国会冲击过程中一度惊慌失措，事后他们也没有承认这是一场政变。那么，美国的这种双重标准带给我们什么学理启示呢?

它带给我们的学理启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系统性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标榜自己是政治发展的先行者、引领者、成功者，不会在政治发展的大问题上出现纰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号称拥有最好的制度安排，享有政治发展独特的“奢侈品”。它们认为，像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冲击立法机构并妄图改变选举结果这种“准政变”性质的政治丑闻，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土特产”。在西方国家眼中，发展中国家是政治发展的追赶者、落后者、失败者。诚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挫折和挑战，但是发达国家同样需要面对政治发展的考验。骇人听闻的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事件，只是2020年美国大选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之一。2020年美国大选从整体上传递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治开始走向系统性政治衰败。这个事实不仅与美国倡导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也与很多人对美国的认知大相径庭。

鉴于特朗普的政策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国学术界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调整非常关注。王缉思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1]。赵晨利用“蛮权力”概念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概括[2]。张玉环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博弈状况[3]。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王浩从选情和疫情叠加的角度对美国政治的最新变化进行了总结，并且重点分析了下一轮美国政党重组的趋势[4]。卜永光透过2020年美国大选这个“机会之窗”，剖析了当前美国国家治理遭遇的系统性困境[5]。庞金友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对2020年美国大选进行了解读[6]。刁大明研判了2020年美国大选对美国外交政策新态势的影响[7]。本文将国内学界对于特朗普对外的冲击效应由国际政治转入美国国内，通过特朗普双击效应这个概念揭示美国政治从政党政治极化到系统性政治衰败的重大转变。

一、大选周期与美国政治衰败的环境

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具有一定的政治周期性质。美国每一个大选周期都有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状况。进入2020年大选周期以来，美国国内外状况变得非常复杂。

其一，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高开低走，经济危机开始取代经济繁荣。特朗普上台以来在财税、政府监管、能源、移民、贸易等领域推出了非常激进的改革举措。特朗普尤其重视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任后陆续与很多国家(包括其盟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在这些强力改革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确实一度呈现繁荣景象。特朗普任期前半段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以上，在个别季度甚至突破了3\%。这在近几十年的美国都是非常好的增长表现。美国股市受利好影响迅速飙升，指数更是达到了阶段性历史最高位。与此同时，失业率在缓步下降，美国就业形势转好。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危机信号陆续出现。美联储不断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凸显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乏力。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出现倒挂现象。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下，美国2020年经济出现历史性大幅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滑严重，创下了11年来的最大跌幅;美国股市也历史性地经历了多次熔断，之后全年经济走势险象环生。在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刺激政策的扶持下，美国经济才得以踉踉跄跄地走完2020年大选周期。

其二，国内政治斗争加剧，两党争斗进入恶性党争阶段。政治斗争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19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因为两党争斗被迫部分关门长达几十天，这是两党争斗极化的表现。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的这种体制称为“否决体制”[8]。两党的主要工作是拆对方的台，利用本党的一切政治资源否决对方的方案和政策，目的是使对方什么事情都做不了。2019年底，美国民主党利用“通乌门”事件大做文章，着手启动针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进入2020大选年，两党之间的争斗迅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美国参议院在2020年1月份正式开始审理特朗普弹劾案，尽管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均被参议院否决，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已经斗得不可开交。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爆发依然没有阻止两党继续争斗。在美国人民最需要两党紧密合作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共和党和民主党却围绕着“是否应该戴口罩”“抗疫物资分发”“疫情责任推诿”等问题继续攻击对方。美国两党的重点不是如何抗击疫情，而是如何进一步打垮对方，以期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获利。

其三，美国社会种族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这些移民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一直试图用所谓的“大熔炉”政策来形成社会共识，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然而，美国的“大熔炉”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今天的美国人对种族、文化、宗教的身份意识越来越强，对他人身份的恐惧和不满与日俱增。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种族主义举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地激化了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的撕裂和内斗，导致美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更加强烈[9]。这一点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美国内部的种族矛盾被彻底激发。美国社会内部进一步分化和撕裂，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其四，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幅度调整了对外关系。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特朗普有意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在频繁“退群”和“毁群”的同时，要求盟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奥巴马和历届美国政府主要奉行多边主义，注意维持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良好关系。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拒绝免费为盟友提供更多协助，要求他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政策尽管遭到了国内政策圈的批评，但是对很多美国选民来说具有吸引力。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欧洲进一步战略收缩的同时，加强了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力度。从叙利亚撤军是美国在中东有计划地战略撤出的一部分，是美国进一步战略收缩的体现。而不断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甚至对中国采取诸多极端措施，不顾中美关系陷入困难境地，则是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进印太战略从概念到政策演化的集中体现。虽然特朗普与历任美国领导人一样强调美国的世界霸权，但是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和用实力换和平的信条下更加注重为美国保存实力。

二、美国系统性政治衰败的开启

美国大选是观察、分析和研判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最重要窗口。这样的“机会之窗”定期打开，为外界了解美国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会。在非大选时间，美国政治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太多的变化。美国宪法还是那部美国宪法，美国的两党关系还是一如过往。而一旦到了大选周期，政治行为体蠢蠢欲动，政治格局出现波动，国家精英与底层民众相互串联，政治能量出现重新集聚和集中释放。这个动态的激烈的权力运行过程，把美国政治黑箱的内部呈现给外界。美国政治在2020年大选周期之前已经进入了否决体制的阶段。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互视对方为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和破坏对方的政策和行动。这个否决体制的本质是为了否决而否决，而不基于是非曲直。两党制不是美国一国独有，西方其他国家也有两党制。但是两党制走到了激烈斗争的恶性党争阶段唯美国独有。这是美国的“政治失灵”。如果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无法为资源配置提供最优的方式，政府失灵意味着政府无法为公共物品的配置提供最优的方式，那么政治失灵意味着政治制度无法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最优的方式。政治失灵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而否决体制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第一阶段。

2020年美国大选揭开了美国政治失灵第二阶段的序幕，彻底揭开了美国从否决体制到政治衰败的现实。2020年美国大选在以下方面展现出美国政治失灵第二阶段的特征。

其一，美国大选结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按照常理和美国的传统，美国两党的活动在大选周期是“一切为了11月的选举，一切止于11月的选举”。这就意味着，当11月选举投票日结束之后，选举结果出来之际，一切基本上就尘埃落定了。美国两党的领袖和成员与美国民众一道都应该相信和支持美国大选的结果。然而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选举争议此起彼伏。一方面，因为特朗普和拜登的选票差距没有很大，我们可以适当理解双方支持者对于选举结果的慎重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两党成员和大量民众严重质疑大选结果，认为有人偷窃了选举结果。这就超越了慎重态度的范畴，降低了选举结果的公信力。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打出横幅和标语，认为美国民主党“偷走了选举”，要求重新计票和查验选票，甚至有些人要求废除一些选票和加入一些选票。事实上，美国的投票系统和验票系统是经过缜密设计和严格保护的，美国大选的结果虽然做不到100\%精准，但是大选结果的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美国大选结果的公信力竟然难以保证。而一旦选举结果的公信力被削弱，未来每次大选结果都可能遭遇质疑和反对，后果将更加严重。

其二，美国选举政治价值遭到否定。一个政治制度安排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价值，这个制度安排的发展也需要政治价值的支撑。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美国的选举政治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行200多年，其背后的选举政治价值功不可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愿赌服输、下次再来”。参与大选竞争的双方无论输赢都要尊重和支持选举结果。输家不会永远是输家，因为4年之后还能继续参与竞争;赢家也不会永远是赢家，因为4年之后还要平等地接受挑战。这样的一种选举政治价值给竞争双方平等地提供了一种基于时间安排的预期，促使赢家和输家都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反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美国选举制度长时间的平稳发展。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选举政治价值在本次大选中被败选者基本否定了。特朗普在选举结果还没有完全公布的情况下，先是对外宣布自己赢了选举，后在选举结果不利的情况下转而宣布选举舞弊。之后，在借助各种手段依然无法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选举失败，拒绝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政治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政治影响。特朗普否定美国的选举政治价值，对内对外的政治观感和政治影响都是巨大的。否定美国的选举政治价值不仅会让美国失去“面子”，更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让美国失去“里子”。

其三，暴力和军队开始介入国家重大政治生活。2021年1月6日，美国爆发了暴力冲击国会事件。一部分参与者是现役和退役军人，所以这次冲击国会事件具有半武装性质。特朗普作为大选败选者，不仅拒不承认选举结果，还利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试图强行改变选举结果。这是一种准政变性质的政治行为。尽管最终它没有改变美国的选举结果，但是它打击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多在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尚且能够保持政局稳定，而美国竟然发生了政局不稳的一幕。为了维护美国的政局稳定，军队不得不出兵干预。2021年的拜登总统就职仪式是在军队保卫下完成的，现场也没有往常的欢乐景象。大选败选者试图用暴力形式改变选举结果，导致军开始介入美国重大政治生活，这是美国长久以来未曾发生过的现象。

三、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双击效应

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的灯塔”“发展的模板和典范”，而2020年美国大选揭示出美国系统性政治衰败。笔者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像西方及美国自身所宣传的那样完善，反而具有很多不易察觉的缺陷。这些制度缺陷一旦被利用，美国的政治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产生的政治后果往往也会比较严重。今天的美国之所以出现系统性政治衰败，本质上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缺陷。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形成了特朗普双击效应，把美国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从否决体制走向政治衰败。

特朗普毫无从政经验，而美国作为大国需要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人。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没有对总统竞选人的履历做出较多限制，这导致特朗普通过赢得选举人票就当选了总统。从选举的角度来看，选举人团制度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制度安排，西方国家已经很少采用选举人团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获得民众选票最多的人不一定当选。这是直接违反民意的一种制度设定，是不科学、不合理、不民主的。同时，特朗普作为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人，入主白宫必然碰到很多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入主白宫，他能够组建一个高效的团队。而特朗普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没有专业的团队。他对专业官僚充满了不信任，小圈子决策、任人唯亲成为他的选择。特朗普的这些做法是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要求的，必然会给美国带来麻烦。

笔者从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所作所为中提炼出一个学理性概念，即特朗普双击效应。所谓的特朗普双击效应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同时对本国的执政党和本国的政治体制形成重大打击的政治现象。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特朗普双击效应已经十分明显，共和党和美国的政治体制都遭遇严重打击。

特朗普双击效应在世界政治中出现的频次并不是很多。因为要同时满足对本国的执政党和政治体制形成重大打击这两个条件是比较困难的。特朗普双击效应的第一个层面是对美国共和党的打击。美国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中不仅未能赢得总统大选，而且失去了在参议院的主导权，众议院也依然处于民主党的掌控之中。经过2020年大选，美国的总统和参众两院都处于民主党的实际掌握之下。特朗普被弹劾了两次，尽管其在第二次弹劾中依然未被定罪，但两次弹劾案已经被美国历史记录在案，成为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不光彩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不仅使共和党失去了实实在在的执政权力，更让共和党内部面临分裂的危险。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常“拧巴”的状态。在2016年大选周期中，特朗普以战胜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和其他茶党代表人物的方式获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共和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放下成见与特朗普暂时合作。而特朗普意外赢得2016年大选之后，共和党领袖转而全力支持特朗普。双方经过了一段磨合期之后，共和党内的大部分领袖都倒向了特朗普，但是以米特·罗姆尼为代表的一部分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始终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这种“绥靖与反对共存”的态度在特朗普任期内一直存在，并且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而当特朗普输掉了大选并且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以至于在2021年1月6日煽动了针对国会的暴力冲击事件之后，共和党内的“反对”态度才开始占据上风，“绥靖”态度暂时熄火。围绕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共和党内部吵得不可开交。而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凯文·麦卡锡在2021年1月底拜访特朗普时表明，共和党内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力量希望继续与特朗普合作。特朗普的上台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共和党的分裂，而特朗普的下台则继续扩大了这种党内分裂。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案中，有多达7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认定特朗普有罪，这公开向外界展示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在未来，不管是绥靖的态度占据上风还是反对的态度占据上风，共和党都将继续面临内部问题。如果继续对特朗普采取绥靖态度，那么共和党的形象就会遭遇更大的打击。如果清算特朗普，那么共和党将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

特朗普双击效应的第二个层面是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重大的打击。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外部引领性和内部凝聚性，是维系美国霸权和全球领导力不可或缺的因素。美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用来向外输出价值观。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体制对于团结国内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曾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特朗普上台执政时间不算长，但是它所掀起的特朗普主义浪潮可能会长期存在并持续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重大打击。特朗普主义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落后和消极的一面。例如，特朗普任人唯亲、用小圈子治国，不信任国家的专业官僚体制。特朗普提出和贯彻美国优先的方针，以牺牲软实力作为代价换取现实的物质利益。特朗普试图改变军队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立地位，以暴力相威胁妄图改变国家选举结果。特朗普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打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打击没有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而完全消失。正因如此，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一直在强调“恢复美国的灵魂”。作为美国政坛建制派的代表性人物，拜登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那么美国的政治体制将遭遇更大的打击。但是特朗普主义不会因为特朗普下台而销声匿迹，因为特朗普主义的根源并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在2020年大选中投票支持他的7 400多万美国公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不力的情况下，仍然有这么多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们的目的是对抗美国长久以来政治体制所孵化出的种种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之争也是美国体制之争[10]。这些美国公民对美国的主流制度所带来的治理绩效充满了失望。特朗普双击效应是美国和西方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预示着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的某种转向。美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美国国内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将会进一步影响其发展。美国政治衰败将产生进一步的内政外交影响。

四、美国政治衰败的内政外交影响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得到外界密切关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美国一旦进入政治衰败阶段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已经从政党恶斗的否决体制开始走向系统性政治衰败。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家治理会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其在内政方面会出现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则会出现较强的非理性攻击。

其一，美国政治衰败在内政方面的影响是不稳定性上升。一旦国内治理政策面临巨大的调整，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多。这将对国内秩序和社会团结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直存在很多政策分歧，这导致美国在内政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政策波动。而在政治衰败之后，政治系统的问题会进一步传导到政策领域，导致内政方面的不稳定性上升。这种不稳定性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政策的钟摆效应异常明显。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大肆撤销和修改其前任奥巴马的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包括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退出TPP、调整医保政策、重新发展传统能源、撕毁伊核协议等。奥巴马的政策遗产在短时间内被特朗普否定。同样的故事在拜登上台之后重演。拜登在废除特朗普的政策遗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拜登上台9天时间就签署了25项行政命令，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任所签署的行政命令，更是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抵触。拜登在移民政策、性别取向、种族平等、司法正义、气候变化、医保等问题上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目的是改变特朗普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国家的重大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经历大幅度的调整，甚至一届政府的政策遗产会被下一届政府全盘否定，这导致美国的国家治理无力解决根本性、长期性、系统性问题。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旦根本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国内治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国家政权会面临更大的危机，政治衰败也会愈演愈烈[11]。美国社会内部的种族问题、平等问题、债务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政策钟摆效应的影响下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其二，美国政治衰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是非理性攻击增多。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具有咄咄逼人的风格[12]。无论是奉行多边主义的美国政府还是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政府，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都极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依仗美国军队的强大力量，美国在实施对外政策方面往往充满了攻击性。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展现出的攻击性可以被称为理性攻击。而在美国出现系统性政治衰败的情况下，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非理性攻击。所谓非理性攻击是指美国对外展示出的攻击性不一定是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很可能只是出于转移国内矛盾或者迫于舆论等非理性因素而实施的攻击性行为。比如，特朗普政府不顾美国国内很多反对声音执意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13]，大幅度提高中国向美国市场输入的商品关税。中国为了反制，不得不提高美国商品输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的后果是，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对华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非理性举措看起来咄咄逼人，实施效果却大打折扣，并不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非理性攻击不一定会减少，还有可能增多。美国的国会与总统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拜登放弃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但是美国国会内部依然充满着非理性声音。美国社会戾气严重，内部矛盾重重，这都是美国非理性攻击增多的基础和源泉。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美国革新自身体制的能力。美国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历史上多次在困难的处境之下调整自己的内部状况，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但是短期来看，美国没有很好的机会来阻止自身的政治衰败。目前，美国的党争依然尖锐，拜登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调整外交战略等方面依然会受到共和党的掣肘。而且拜登本人因为年龄原因，大概率只能做满一届任期，在有限的时间内他面临的挑战很多，而能实现的目标却寥寥无几。五、结 语2020年美国大选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示。西方的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体制的弊端在这场大选中被暴露出来。在美国本次大选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美国大选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冲突乃至暴力。美国今天的政治衰败不是特朗普一人造成的，但是特朗普加速了这个进程。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从竞争型政党体制作反思。竞争型政党体制过分强调政党之间紧张激烈的竞争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政党之间的合作[14]。长此以往，政党关系就会变成一种恶性争斗关系。政党是国家公器，政党之间恶性斗争最后伤害最深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合作型政党体制能够避免这种问题，政党之间有足够强的激励因素来齐心协力地维护和发展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得到发展的时候，反过来又会给各个政党带来更强的正向反馈，从而进一步增强政党关系的和谐、团结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典型的合作型政党体制，这种制度不仅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能够不断巩固和完善，也确保了参政党能够不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政治发展的成功者，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就是政治发展的失败者。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需要有担当有使命的政党来推动，而且政治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党情有序、渐进地向前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国情又能持续进步的政治发展之路[15]。西方国家不是政治发展的“师爷”，政治发展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我国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推动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1] 王缉思.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J].当代美国评论，2017(1)：1-11

[2]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1)：71-88.

[3] 张玉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博弈[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12-36.

[4] 王浩.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5)：78-85.

[5] 卜永光.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的主要体现、关联机理与演化逻辑——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总体性解释[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1)：77-90.

[6] 庞金友.无法摆脱的撕裂：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J].当代美国评论，2020(4)：42-56.

[7] 刁大明.202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对外政策新态势[J].美国研究，2020(6)：9-10.

[8] 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J].Foreign Affairs，2014(5)：5-8.

[9] Nazita Lajevardi，Kassra Oskooii.Old-Fashioned Racism，Contemporary Islamophobia，and The Isolation of Muslim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Trump[J].Journal of Race，Ethnicity and Politics，2018(1)：112-152.

[10] 房宁.“政治正确性”之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11] 张春满.非洲利比里亚真辉格党的兴起、治理与崩溃[J].国外理论动态，2020(5)：127-133.

[12] Daniel Yankelovich and Larry Kaagan，Assertive America[J].Foreign Affairs，1980(3)：696-713.[13] Douglas A Irwin.The False Promise of Protectionism：Why Trump’s Trade Policy Could Backfire[J].Foreign Affairs，2017(3)：45-56.[14] 张春满.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一个理论反思[J].经济和社会体制比较，2019(5)：126-137.[15] 张春满.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衰败：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J].学习2020(10)：60-66.

来源时间：2021/5/1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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