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的“精神遗产”，拜登是否能接受？

作者：申时  来源：回归未来工作室

Introduction：

乔·拜登，正式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拜登胜选对中美关系是一次机会。

傅高义有两个“身份”：在哈佛大学被称为“中国先生”，这是典型的美式称谓;大洋彼岸的中国，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饱含中式感情色彩。

傅高义一个月前的离世，在三个国家——中、美、日，同时引起广泛的纪念，仅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就在深圳、北京、上海发起、参与三次追思活动。他被广泛关注原因有二：

他是欧美学界几乎唯一同时深度理解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学术地位使然;

中美关系走到历史十字路口，他是美国学界最主张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学者，有特殊象征。

川普离开，拜登当选，此时此刻读懂、追思傅高义，既有独特情感价值，又有不确定中探寻确定性的象征。

1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王石和日本研究中心季卫东，发起了傅高义教授追思会，主题为“东亚的理解与共鸣”，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代表主办方致辞。发言者都提到了傅高义的“精神遗产”。

经授权，回归未来工作室对追思会内容进行整理发布。与会者包括美国、日本外交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参与者，推荐您仔细阅读。

本文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

1、福田康夫：纯粹的学者和坚定的行动派

去年12月20日，听闻教授辞世，我深感意外和难过。 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和王石先生创办的兰石文化研究会，原定在东京举办中日企业家圆桌会议，我们邀请了傅高义教授，当时他在准备手术，委托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傅高义之子)先生出席，后因新冠疫情爆发，活动不得不推迟。 在那之后，我就期盼新冠疫情能尽快缓解，期盼傅教授能尽快恢复健康，期盼我们可以再次相见。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感佩他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增进日、美、中之间相互了解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日本来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开始研究日本和中国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和中国，远没有后来的全球影响力，西方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亚洲，但他富有远见地把学术目标锁定在这里。 在我的认知里，他是纯粹的学者。几十年来，他努力学习我们的语言，积极融入我们的生活，耐心倾听我们的声音，深度了解我们的传统，敏锐洞悉我们的思维。 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面世;2001年，《日本还是第一吗?》出版。这两部著作，不仅让西方社会了解更丰富的日本，也让日本国民获得了一次系统的自我审视。 我知道，他也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傅教授不带偏见的观察方式和写作视角，让他在中国同样受到尊重。 重要的是，他还是行动派。他是费正清中心的第二任和第八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本科教育设立了东亚研究专业，并设立亚洲中心。让哈佛学生可以更全面了解亚洲文化，日本动漫和电影、中国历史和文学，都成为哈佛学生的研究对象。 今天，美国学界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不少，而同时了解两个国家的则凤毛麟角，这让他有了两个身份——东西方沟通的桥梁，日中间相互了解的纽带。 他的作品《面对历史》就是这一心愿的体现，他在生前就期待，日中两国打消彼此的偏见，积极地接触对方、了解对方、和平共处。用他的话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是短暂的、偶然的、流动的，但是国家、社会和文明却一直存在。” 我相信日中两国人民拥有足够的智慧，如傅高义教授所期待，携手为两国、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刚刚过去的2020年，让我深感欣慰的是，日中两国民间交往，并未因新冠疫情带来的物理隔离而疏远。 例如，日本汉语水平考试机构，在给湖北的抗疫物资外包装上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听说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寥寥几个汉字，胜过千言万语，能引起共鸣，在于我们之间有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交流。 在此，我也向王石先生表达敬意。在疫情之初，王先生正在日本，为中国寻求防护物资。随着中国疫情的缓解，日本遭遇了“钻石公主号”等危机。王石先生领导的猛犸基金会慷慨解囊，向日方捐赠核酸检测试剂，及口罩等防护物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为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流持续地努力——包括举办今天纪念傅高义教授的活动。中心设立至今的三年里，在姜斯宪理事长的领导、季卫东教授不懈努力下成果斐然，我始终对中心的发展充满期待。 展望未来，前年成立的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是为了深化日中两国及亚洲各国文化界、经济界等各界人士的友好往来，并以将“友好结晶传承给年轻一代”为己任。今天大家一起在此纪念、缅怀傅高义教授，期待为促进中日及亚洲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流而共同努力!

2、王石：各国学者对中国学生的无私帮助应被铭记

傅高义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更是我心中的长者和老师，和他结缘跟“日本”有关。 我是来自中国深圳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着全新的外部世界，每个人都怀有强烈的求知欲。我在创办和领导万科公司期间，日本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系统的学习对象。我不会忘记，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家、政治家、文化界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和支持。 正是基于对日本的关注和好奇，2011年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便把研究题目定为“江户时代中国和日本两个社会的变迁”。在此期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傅高义教授。 他扎实的功底、谦逊的态度、博大的胸襟让我十分敬佩。重要的是，他不仅了解日本也了解中国。如福田先生所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研究对象、对东方文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同理心。 作为导师，他慈爱、友善、循循善诱。甚至因为他，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去哈佛时已经60岁，之前已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还计划着第三次、第四次，希望始终保持自己创造的“全世界登顶珠峰年龄最大者”的纪录。但在哈佛半年，我决定放弃。 我清醒地记得，那年傅高义先生80岁，正在积极推介《邓小平时代》，这样一个年纪，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没有任何放弃和休息，这深刻地启发了我——和攀登知识的高峰相比，物理山峰真的不算什么。于是决定放弃继续攀登珠峰，改去攀登人生的知识高峰。

更让我难忘的是，2019年底我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出版，我和三联出版社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想请傅高义教授做序。教授欣然接受，因此于我而言，同傅教授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情谊。 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们不仅要感激傅高义教授，同样要感谢过去40年中，不仅是美国，也包括欧洲、日本等成千上万的国外教授和知识分子，对中国学生的传道授业。 改革开放能走到今天，除了我们自身努力外，也得益于他们的无私帮助和教诲，傅高义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如福田康夫先生所言，傅教授开启的学术事业，不仅是东西方之间，还是中国、日本之间的沟通桥梁，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也非常赞赏福田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正在进行的工作。疫情之前我发起的兰石研究会，宗旨就是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和文化交往，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把中日民间交流工作推向深入，就是对傅教授最好的缅怀，也符合中日世代友好的历史潮流。 耐心地倾听对方，同理心地了解对方，是不同背景人民和谐相处的智慧，也是傅高义教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3、史蒂文·沃格尔：从他人和全局理解世界 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很多人问我，作为傅高义的儿子是怎样的体验? 比如，在机场排队的时候，我父亲看到有人在说日语，就会用日语跟对方交谈;看到中国人，就会用汉语跟他们交流。 有一天我问他：“爸爸，如果那个人是亚裔，但既不说汉语，也不说日语怎么办?你会觉得尴尬吗?” 他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用对方的语言跟对方交流，是对他人的尊重。就算他们已经不会讲自己的语言了，你也不会尴尬。如果一定要说尴尬的，也许反而是对方，毕竟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讲他们祖先的语言，而他们自己却不说。 这可能是大家喜欢我父亲的原因，他一直有少年般的好奇心，他一直很热情，他一直想跟人交流、跟人联系。 作为一个学者，他的优秀品质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把事情理解清楚，能更好地从别人角度去理解别人。他不会遵守一些特定的方法或者教条，他的研究涉及各个领域，晚年还试图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他一直想看到各种可能性：国家的可能性、文明的可能性。他要以对方的方式，理解不同的人群，这使他成为非常好的研究者。 我知道，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延续他在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他太了解这些国家，太了解这里的人民，如果有人可以同时向这两个国家发出呼吁，让他们友好相处，那我父亲一定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他曾经担心这两个亚洲国家会发生问题，在他的视野里，这两个国家的和平友好，对世界非常重要。 在他早期的书籍中，他经常会把中国和日本介绍给美国人，在他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则希望中日之间能互相理解、互相了解。 而他用日本的方法来解读日本，也用中国的方法解读中国，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站在全球历史角度，我们有全球疫情，有全球经济危机，还有气侯问题，很明显还有一些长期问题——至少在美国，还有政治危机。危机也意味着机遇，任何情况下美国、中国、日本都可以抛开对立，更多去想一些宏观的议题。我想，这个机遇时刻就到来了。 如果说我父亲能留给我们任何遗产的话，那就是他的研究展示了一个方向，即，三个国家都能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不要更多从自己角度去思考，更多从全局角度去思考，想想自己的国家，能为人类做出什么贡献，能让其他人少付出什么代价，我会非常关注他的这一遗产。

4、李成：曾一起讨论过拜登当选

在华盛顿智库，任何研究东亚政治和外交，以及美国与东亚地区关系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傅高义教授的教诲和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没有机会在门下学习，但是我的学术经历中几个重大选择，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和指教。 我是1985年从上海到美国自费留学，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在美国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最热门的就是傅高义教授的著作，刚才各位都提到《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我的导师也是傅高义先生的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我在1986年第一次见到他，至今35年。 1990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又读到他的新作《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这本书启发了我，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改革时代的上海，尤其是刚刚诞生的上海中产阶级。我知道，傅高义先生早期作品中，就有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研究。

傅高义夫妇1970年代在广州考察学习，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我将想法请教了傅高义先生的另一位好友，他所在的当代事务研究所，给了我两年研究基金，使我在复旦大学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两年。期间，我完成了第一本书《再次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困境》，也是第一本讲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学术专著。 傅高义教授对中国当代领导人的研究也引领了我，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也是我的研究领域。所以，我非常荣幸能经常得到耳提面命的点拨。四年前的2017年，我的另一部著作出版，教授还请我去哈佛，做新书发布讲座。 最后我想讲一下，前几个月，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傅高义教授与我的一些交流。 我们两人都担心上一任美国政府“全方位脱钩”的政治主张会成为1882年《排华法案》的“2020版”。 为此，傅高义先生不仅写公开信，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敌人，还公开反对取消曼斯菲尔德这样的项目。 我看了下电子邮件，我们最近一次沟通是去年10月17日，谈教育交流带来的一些成果。他尤其讲到，希望新任政府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教育交流不该削弱、不该停止。同时，美国应该派更多留学生去中国学习，就像中国有很多学生、学者、领导人在美国接受教育一样。 他是带着紧迫感的，从我的角度看，拜登的胜选，很能够告慰傅高义先生了。 另一个角度，正是由于有傅高义和太平洋两岸像他这样的学者和同仁，他们的良知、善意、正义、谦卑，他们的换位思考、人文关怀和全球视野，共同帮助避免了不可思议的悲剧。 

5、程永华：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继承先生使命

傅高义先生成长于二战阴霾之中，自幼深知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宝贵。数十年来始终心系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未来，认为这三国实现和平最为重要。先生关于中、美、日研究的影响，已超出学术范畴，对整个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本人也有幸和他多次相见，在我任中国驻日大使期间，先生曾两次到访大使官邸，我深切感受到先生对中国、对日本研究的学问之深，感受到他对当前国际关系严峻局面的担忧。 中美关系已处于历史十字路口。中方在给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平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我记得傅高义先生在90年代曾经写过一本书，大意是：美国应该想办法和中国一起过下去。无论中美如何竞争，都应通过对话与沟通管控危机。

另一方面他关心中日关系的改善，希望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们欣慰地看到，近年来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终回正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为世界也树立了典范。 傅高义先生常常谦逊地说，中日两国对本国历史了解之深，是外国人不可企及的。但其实很遗憾，中日两国之间，远谈不上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傅高义先生作为美国人，都比我们更有耐心和理性地探寻两国历史文化中的细节，我们应当从先生这里得到启示。 中日作为亚洲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肩负着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的重要职责，还应放眼长远，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中国、日本、美国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傅高义先生曾经说过，美国的关键利益和中日两国的关键利益，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关系。他相信这三个国家应该合作，在全球事务上开展各类合作。 零和游戏已经过时，我们应该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避免掉入陷阱，开辟一条新路，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拥有的视野和担负的使命，也是我们对傅高义先生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6、宋怡明：他是一位真正的“传教士”

2015年年底，刚好是傅高义老师去世前五年，哈佛大学校长让我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我打了几个电话，向老师们、同事们、朋友们请教，我要不要去做?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傅高义老师，这并非偶然，因为他对我来说是老师、同事、朋友。这几年给我的指导、对我的支持，都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所谓恩师，所谓良师益友。

傅高义老师教学生经常说一句话，“从事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交朋友”。 在场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北京饭店的餐厅曾经有几个大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很可惜，我没有在这个大字下给傅老师拍照，因为这几个字真的可以概括傅老师的一生。 为了准备今天的追思会，我打开了邮箱，搜索了傅老师发给我的邮件，我翻看了成百上千的邮件，最常见的几句话是，“我能怎么帮忙?”“我会想办法来帮助你”，“我会尽力的”。 一方面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友善的人，总是愿意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 另一方面，对傅老师来说，我们在校园的生活，包括我们做学问、教学、研究、写书等等，不但是一种专业，也是一种使命。我们确实是为了高到不可再高的目标而工作，我们的学问，可以使国家改善彼此的理解，可以改善政策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很支持学术跟政治的交流。其实学校有人反对他这样，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的观点和做法。 关于使命，关于学术公共服务方面的理念，他像个“传教士”，不是说他传播某种宗教思想，我要强调的是，他一生都是为了追求给世界各国各地的人们建立更多沟通的理想而奋斗。 所以，他所传播的是世界各国、各界人士互相理解的“教” ，是超越历史所产生的仇恨和误解的“教”，是反对互相敌视的“教”，可以说是东亚理解与共鸣的“教”。 2020年12月16日他住院开刀以后，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电脑。我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还是因为想联合哈佛和中国高校的老师，写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宣言。 他离世前几天，还在为这样的使命努力。 傅老师离世后几天，我应一家报纸邀请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概念——“喜丧”，用来表示长寿老人的离世。

傅高义先生在学术、职业、家庭等方面的成就都很富有，我觉得可以用“喜丧”来形容。 这几天我在想，傅老师离开我们之前，正在忧虑中美关系面临的困境，这使我很难过。但是又一想，我们不需要太消极、太难过，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为傅高义先生所传的“教”——中、日、美的友谊，世界和平和学界交流，东亚的理解与共鸣，尽力做出我们的贡献。

因篇幅限制，其他与会者发言要点如下：

附：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一生致力于东亚问题研究，代表作：《日本的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邓小平时代》、《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等。 他去世前不久，曾联合美国上百名专家学者发表公开信，反对美国与中国为敌。同时，他从1500年中日交往的历史出发，特别强调中日两国合作的重要意义。

“东亚的理解与共鸣”追思会背景
  本次追思会是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和王石等人共同倡议发起。

此次活动邀请中、日、美等多方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上海交通大学现场出席者50余人;北京、深圳、东京、华盛顿、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等地，通过线上会议系统登记出席者近70名，无登记直播观看者约150名。共约270人参与活动。 季卫东在会议中表示，尽管正值新年假期，邀请美国和日本同仁略有些失礼，但大家纷纷支持，共同追思傅高义先生。 此次活动主办和协办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回归未来工作室以及兰石研究会等中日研究与交流机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基础信息 成立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致力于加强日本研究人才培养，推动两国学术研究等方面交流合作。由于处在东亚乃至世界结构转型的特殊节点，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自成立起就肩负着三大特定使命：

加强海派日本研究。其特征是：中西合璧;面向太平洋;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形成视角的多元性、思想的包容性;以第三者为参照系来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发扬邓小平先生提议定期召开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以及交大前身南洋工学编译日本法规大学的传统，进一步加强经贸和政法的对话机制。

促进东亚公共外交，在新时代中日应该就未来的亚洲秩序进行深度对话。

基于以上使命，日本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举办了多次促进中日企业创新合作和民间友好的交流活动。

来源时间：2021/1/21   发布时间：2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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