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去世：几十年后，人们都会看《邓小平时代》

作者：李菁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据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

2010年，傅高义著作《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引发国外主要媒体关注。2012年岁末，本刊记者李菁在哈佛大学剑桥小镇傅高义的家里，与其畅谈了4个多小时。以下是本刊当年对傅高义的专访文章。

2000年，70岁的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书，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邓小平，“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2010年，这部倾10年之力完成的邓小平传记英文版出版。10年里，他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江泽民、李光耀、美国总统卡特、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基辛格、美国数位驻华大使以及多位国务卿、白宫安全顾问，受访者达300多人，单单是注释，就有100多页。

傅高义毫不掩饰他对邓小平的崇拜。是邓小平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而又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拥有现代化经济的世界大国。 他说：“如果有一名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谢他提高了自己生活水平的领导者的话，那么他就是邓小平。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傅高义

傅高义的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外主要媒体关注。《纽约时报》先后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详尽的、及时的文献之作”，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2012年，《邓小平时代》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的外国事务非虚构类著作，傅高义的竞争者包括因《论中国》而入围的基辛格。

2012年岁末，在哈佛大学剑桥小镇傅高义的家里，我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面对有一口流利汉语的傅高义，我有一种对面坐的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学者的错觉。

关注邓小平

三联生活周刊：你要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傅高义： 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但是我还没想好去做什么题目，于是我跟很多人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朋友听了我的话后，马上回答说：“你应该写邓小平!”

我思考了几周后，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在中国的改变中，邓小平是最重要的;我也考虑，如果单写中国的政治或者某某组织，大家未必感兴趣，但是讲一个重要的人的故事，会好很多——当然我要谈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中国的政治情况。

严格地说，我认为这本书不算是邓小平传——开始我是要为他写传，后来我跟出版社交换看法，他们建议说，传记太多了，背景应该多写一点，比如要专门写到邓小平在那个时期跟改革开放的关系。所以我的目标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亚洲，了解改革开放是了解中国最基本的途径。

三联生活周刊：真正开始进入这本书的写作时，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傅高义： 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就学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所以他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罪证”，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此外，就像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与妻子儿女下放到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家人谈论党内高层的事。邓小平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

我虽然知道一些人会了解情况，比方说王瑞林(邓小平秘书)，但恐怕他不会跟我谈，他不会跟任何人谈——我估计文献研究室的人可能跟他谈过，但是没有公开。因此，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邓小平家人交谈时，他们对你的工作是什么态度?

傅高义： 我和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谈得比较多，我认为她对父亲的态度很客观，讲的话也是可靠的——当然我也能理解也许还有很多秘密她不能讲。邓榕出版了关于父亲的传记，我认为她写的关于邓小平“文革”时期在江西的那段生活，对研究邓小平非常重要。

除了邓榕，我也同邓林交流过，邓楠来哈佛的时候我见过她。但后来她比较忙，我总是约不上她。我最近一次见到邓楠，问她一些事情，她说：“你去问邓榕吧，邓榕记性比我好。”我想，邓榕是这个家庭的代表，是发言人，也是专门研究邓小平历史的。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都非常活泼，我的确喜欢她们;她们直率、非常喜欢自己的父亲。

三联生活周刊：她们对你的书有什么评价?

傅高义： 我最近一次在北京见到邓楠，邓楠和她的女儿、女婿都在。邓楠说：“我们都看了香港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能这样了解爸爸、了解中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还说，这本书把她爸爸面临的问题讲得比较详细，所以非常感谢我。她还买了20本书让我签名，说是准备给她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兄弟也都看过了。

稍微遗憾的是，邓朴方和邓质方我没见到，我能理解，他们对一个外国人会比较谨慎。我当时在中国采访，联系了很多人，但有一些人不肯跟我这样的外国人谈话。现在书出来了，他们也应该相信我是客观的态度。如果邓小平的其他家庭成员看我的确是一个客观的学者，愿意跟我再谈一些内容，或者还有其他人愿意谈，我有时也考虑三四年后修改邓小平的传记，用些新的材料。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后面的注释就多达100多页，怎么来处理这么多的材料?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

傅高义： 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我没有系统地工作，花了很多时间，现在想来未必合理。如果我第一年写过的事，在第二年、第三年以后，就记不住其中详细的事情。有些我几年前看过材料，但是来源就记不得了。

刚开始操作时，我会写邓小平在哪一天见到谁，非常详细。但是两三年后再写那一章时，我又觉得读者对此不会感兴趣。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件事，我会尽量写出背景轮廓。有的章节为了顺利地讲故事，要写两三次。这个方法不一定合理，如果开始整理得好，会写得更快。

三联生活周刊：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哪一部分的材料是最充分的、写作最顺利的?哪一部分是最困难的?

傅高义： 当然是外交那一部分相对容易些。因为邓小平与外国人会面都有记录，在日本、美国、法国……而它们是公开的，没有限制，只不过很多中国人没有看过详细的记录。但是关于某些重大事件，这些材料是不是可靠，我也不知道。的确，政治局会议他们谈了什么，邓小平跟谁谈过话，每个人说什么话……那没办法知道。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李光耀私人关系比较好，他为你提供了哪些帮助?

傅高义： 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是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邀请李光耀到哈佛来做报告，我很佩服这个人。

李光耀读过我写的那本《日本第一》，他认为日本的确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经验，他想用那本书在新加坡做日本研究，比如他想研究为什么日本犯罪率这么低——我在那本书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日本的工会跟企业家的关系非常好，他邀请我到新加坡来讲日本的工会，他认为新加坡的工会总闹事，应该向日本学习。

李光耀认为在他见过的人里面，没有人能超过邓小平。关于东南亚形势的分析、关于对邓小平的评价，他的话都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后来研究邓小平在越南战争的背景，就是李光耀的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我也注意到他还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细节，比如邓小平想通过李光耀跟蒋经国会面……

傅高义： 对，这也是李光耀告诉我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蒋经国跟邓小平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他知道李光耀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李光耀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等问题，邓小平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邓小平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李光耀没多久就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但是蒋经国对共产党还是心存疑虑，拒绝了会面。

十年磨一剑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这10年期间，很可能别人也会来写一个邓小平传，你有没有担心这一点?怎么来保证自己的书不被超越?

傅高义： 我怕，我当然很怕!那时候我妻子也说，“你要快点，快点!”她想旅行，想玩一玩，一直批评我把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总是太忙，希望我快一些完成。但是没有办法，我一直写得不快。我当初没有想到会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最多是四五年。但是在我开始研究的第二、第三年，我觉得陈云很重要，花了差不多一年做了陈云的研究，我们看了很多书，专门去了解他的背景。

我以前在费正清研究中心见过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她在斯坦福大学留过学，她把陈云的秘书朱佳木介绍给了我——他后来是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朱佳木让我非常详细地了解到陈云的事，后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写文章。我后来也一直住在那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所可以说是我北京的单位。朱佳木对我非常好，他很详细、很系统地向我介绍了陈云。所以，虽然我是写邓小平，但在其他方面也一样要花很长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担心，但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

傅高义： 恐怕现在不会有别人这样做。我想我有我的优势：会中文、认识邓家的人，也跟很多人采访交流，有的书一两年人们就会忘记，我估计这本书会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

虽然我没想到这本书会花这么长时间才完成，但是它的出版时机还算比较幸运。如果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可能难以客观看待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判断和处理自己接触到的各种材料、采访遇到的各种观点?毕竟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

傅高义： 中国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不过我有很多朋友帮助我。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叫窦新元，他原来是广东的一个干部，后来帮我工作，我喜欢让窦新元陪我去看一些人，之后很想听听他的看法。他帮我了解中国的各种组织。还有一个朋友是任意，他是任仲夷的孙子，他陪我去看某某人后，我会问他很多问题，比如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情。他不回答某某问题，他顾虑什么呢?任意给我解释，这样可以多了解北京的情况。所以，我估计我的确是比别的外国人多了解一点中国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整本书读下来，感觉你对里面涉及的政治人物的评价都很谨慎，你是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要轻易流露出来对他们的态度，而只是很客观地写他们最后做出的举动?

傅高义：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尽可能客观。当然我有自己的感情，比如我很喜欢邓小平的孩子，但是我不是直接说;我对陈云也同情，对某些领导人不太喜欢，但是我不能直接说。

我想试着让读者理解更多的背景，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像我应该了解邓小平，我不一定是同意邓小平，但是应该让读者了解为什么邓小平这么做。我觉得不一定要用“控制”的字眼，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个职业学者应该有的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但是我应该给读者一些背景。有的人不读这本书，说我对人没什么感情，但是读得比较仔细的人能感觉到我其实是有态度的。读者也可以同情，他的看法可能将会和我一样，但是书里面应该讲事实。

工作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书的写作上，你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没有用很多现在流行的看似很宏大的概念、框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方式吗?

傅高义：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夸，但是我觉得，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人们都会看这本书，为了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事情。如果用现在很流行的某某看法、某某理论，那理论20年后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想避免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些方法或概念。还有，我在一个小镇长大，我写书的时候，考虑我高中的同学他们能不能读懂这本书。他们是普通的美国人——当然，至少也是读过大学的人;我希望普通美国人能看、能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你本人是一位社会学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来写邓小平，会和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

傅高义： 大学毕业后，我曾服了两年兵役。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让我去军队的精神病院里服役，那里的医生都非常专业。为了了解每个人，我们需要学会怎么访问，怎么让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技巧是在军队医院里学到的。

我在日本做研究时，用的是“集中访谈”这种方法，强度很大，我在日本追踪调查的家庭是每周见一次，一年下来一个家庭要见50多次，我会问他们很多问题，对个人和社会背景的理解都比较深。有人说调查研究是问100个人同样的问题，我不用这样的方法，我想更深入理解每个人的想法和角度，不去判断这是好是坏。

为了让受访者能更好地谈论自己，见面前我也要做准备：这个人处于什么位置、他有什么背景、考虑了哪些事情……我需要问他当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要让他直率地谈。

作为社会学家，我还会分析一个人的权责、他的组织和影响，还有人事关系等等。外国人写传记，会重点写某人在某一年做了什么事，但是我想让读者理解，那个人不仅做了什么，还有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尽量提供更多的资料，让读者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种写法更有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佩服你工作的态度：2010年完成英文初稿后，先让翻译翻成中文，然后将初稿给一些学者看，让他们提意见，你又根据修改意见修改英文稿，再第二轮翻译。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严谨?

傅高义： 我的确非常仔细，我担心很多事情我不理解，也可能写错了，所以希望别人来帮我看，这样也可以提高水平。我也知道不会有别人下这么大力气写一本书，所以我也不着急。我让冯克利(译者)把书稿给一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看，他们给我提了很多很好、很详细的意见。第二次修改后的翻译量也比较大，所以甘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又找了一批人帮我，他们工作非常努力、非常认真。比如我在书里提到邓小平在某个场合说了什么话，他们不仅是翻译，而是找到原文，用原文来代替翻译，这样就更准确。我很多中国朋友也说这本书翻译得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中国做了大量访谈，它们全部是用中文进行的，听说你还专门为此请了家庭教师来提高中文水平?

傅高义： 我们这一代没有在中国留学读书的机会，所以我一直想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我妻子80年代曾在中山大学做过研究，我陪她去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那里中文系正好有几个北方的教授专门教对外汉语，其中一个山东女老师教过我，她非常能干。

在我准备写《邓小平时代》的时候，觉得应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有专门的助手陪同我，如果我不懂会向他请教，但是如果跟比较高层的人直接谈话，我的水平还不够，所以我邀请那个女老师到哈佛，每天教我几小时中文。

走近小平

三联生活周刊：你去探访过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到那里亲眼看了之后会对他更有理解吗?

傅高义： 到过那里一次后，会有一些印象。广安不是四川最穷的地方，与重庆也有交通联络，可以坐船去;不是最偏僻的农村，也不是最穷的农村。他的家不算太富，虽然是地主，但只是小地主。

三联生活周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后来与他父亲不怎么亲近?

傅高义： 邓文明(邓小平的父亲)，还有几个太太，平时很少在家，在另外的小城镇跟朋友玩，邓小平基本上跟父亲的关系不算密切。但是父亲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支持他念书，可以说，他对邓小平的教育非常重视。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好像不太容易跟别人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但是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相比，他跟家庭成员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为什么?

傅高义： 邓小平的确和他的家人关系很密切，我估计他的妻子卓琳起了很特殊的作用。卓琳是云南宣威人，家里很有钱，虽然她和邓小平是在打仗时期结婚的，在太行一带，但是解放后她不工作——很多其他领导人的夫人解放后仍在工作。我想卓琳是非常配合邓小平的工作的。邓小平的孩子们的确很爱他们的父亲，和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不爱说话，但是他会笑、会理解，会跟孙子一起看电视。从很多照片就能看出来，他和家人的关系肯定是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很亲密的家庭关系，在“文革”时期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傅高义： 非常大。邓小平能和卓琳一起去江西，我认为这要感谢毛泽东。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有一些好印象的，虽然给了他处分，但是也不太厉害。“文化大革命”对亲情的压力太大，对孩子当然也有压力，但他们基本不说父亲什么不好，即便最困难的时候。三个女儿都团结、看法一致。

虽然我没有机会跟卓琳谈话，但我能感觉她也是个很好的人，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夫人跟我讲过一个故事：邓小平访美的时候，她一直陪着卓琳。有一次她们去卫生间，可是不巧卫生间的锁坏了，卓琳把自己锁在了里面，怎么也出不来。后来是伍德科克的太太从卫生间的底下钻进去，帮她把锁打开，她才出来。但是卓琳遇上情况也不着急，非常平和的性格。 ‍

思虑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邓小平对“左”的思潮、对“文革”的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傅高义： 邓小平是非常了解情况的人。1965年四清运动时他可能已经有不好的预感;1966年彭真、杨尚昆、陆定一等人都已经受了批判，他与彭真、杨尚昆关系很密切，曾经在一起工作。邓小平肯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不理解。

他被下放到江西的时候，肯定已经对“文革”开始反思——他以前可能也考虑过，但我没有完全的根据，不能肯定。但是根据他和邓榕的谈话，在江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也用了相当篇幅写了华国锋。你怎么理解这位领导人?

傅高义： 关于华国锋，我看了一些材料。我觉得华国锋没那么笨，抓“四人帮”也是很不简单的事。华国锋跟毛泽东的关系其实也不是这么密切，看资料就知道1975年毛泽东见华国锋的机会已经很少了。华国锋在他当领导人的那几年做的很多事情，都对国家开放有帮助。

邓小平、陈云与华国锋之间的分歧，在于对那些“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问题上。邓小平、陈云认为应该恢复这些老干部们的工作，华国锋不想让这么多人平反、重新工作。当然能力上，邓小平毫无疑问比他强。在我看来，华国锋领导一个省比较合适，他缺乏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验，他也没有军队工作和外交工作的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东欧、苏联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但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点的道路选择最后被证明比较成功。你怎么评价这种选择?

傅高义： 邓小平当时选择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选择完全是对的。现在看中国的效果、苏联的效果、东欧的效果，我认为他做得是对的。

邓小平相信在有力的经济改革中做出突破性的改变对于维护强大的中央集权领导是必要的。他认为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在经济改革之前就进行政治改革，在经济上他们无法成功，接着政治体制将会由于太无力而无法像预想般做出回应。

此外他还坚持要逐步进行经济改革，显然他成功了。但是中国拥有东欧国家所没有的其他优势：自1960年开始，指导建设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是由本土选择的，而不是苏联指派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悠久的精英社会管理体制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呢?

傅高义：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主张先有安定的环境，再慢慢搞政治改革。 过渡时期需要集中权力，要是把权力分散了是不容易搞的，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之后，我觉得可以慢慢放松一点，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 所以，要是他活着的话，我想他会继续政治体制改革的，他肯定会做一些新事，特别是针对腐败，民主可能也会扩大。

“总经理”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与许多意识形态相差甚远的国家的领导人能互相欣赏，你觉得他打动别人或者别人很佩服他的主要是什么?

傅高义： 邓小平跟几位美国总统私交都很好，比如里根、卡特、布什、福特——有些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们也都很佩服他，也喜欢他，所以邓小平的能力不仅是和某种人相处，而是与很多种类型的人相处。邓小平能跟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变成朋友，我觉得他的确很难得。

我觉得他很直率，有时也很幽默。他不讲空话，别人会很容易了解他的目标。他这种性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系。但在他的老家广安，也有人说他小时候也是很直率、很有自信的一个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在80年代开展的“反精神污染”等运动，使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所变化。你怎么看待邓小平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傅高义： 他的太太(卓琳)上世纪30年代就考上北京大学，在那里念过书，这是很不简单的事。邓小平本人因为工作没办法上大学，但是他跟知识分子很容易接触，因为他了解得很多。

邓小平在执行毛泽东发动的1957年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反右”以后很多知识分子不喜欢他。我估计他在江西时已经考虑到，为了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1975年他获得了领导权时，努力想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在工作上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他让胡耀邦到科学院，因为那时他已经考虑到“四个现代化”，而这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1978年后他也是支持知识分子的。

邓小平从没有说社会科学不重要，但我认为，在他的思想认识里，他还是觉得自然科学最重要。所以他的三个孩子，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医学，一个孩子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学。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这很容易看出他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多次强调邓小平不是一个总设计师，而像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这怎么来理解呢?

傅高义： 设计家应该有一个“蓝图”，邓小平有目标，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蓝图。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有的人说他“摸着石头过河”，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他有原则、有看法——更长期的看法他也有——所以他不仅仅是摸石头过河。

三联生活周刊：在邓小平时代，另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领袖人物是陈云。他们俩的关系，对当时中国发展有什么影响?

傅高义：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人主张快速推进，另一人则小心谨慎地考虑到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陈云的责任，就像在一个公司里，他负责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邓要走得快，陈云要小心走。从1978到1981年，邓听陈云的话实行调整政策，他认为洋跃进错了，他在1978年考虑前进应该要踏实，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不要太快，所以他认为陈云是对的。但是1982、1983年以后，他觉得陈云太保守，中国能做得更快。

可以说我现在非常了解陈云，也认为美国一些学者对陈云的看法太片面，对他所说的“鸟笼经济”也有误解。美国的经济学者都喜欢自由市场，认为计划经济太保守，但是陈云不是保守的人，而是小心谨慎。

从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时候他们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始终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彼此在外国不讨论、不争论。他们两个都是好的共产党员，互相公开不说坏话。

三联生活周刊：简单地说，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呢?

傅高义： 邓小平让中国变成全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不是亚洲的中心;让自己的人学习全世界最好的办法来适应世界，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在我看来，外界对邓小平留下来的影响认识还不够。在提高如此众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还有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如此深刻、持续地影响世界历史吗?幸运的是，我的书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最近还有一些英文杂志要我写文章继续去介绍他，我想影响会继续下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去深圳访问时，他在邓小平雕像前献花，这是对邓小平路线的极大肯定。我想在这个环境中出版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应该算是好的机会吧。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批评你，此书的出版迎合了“中国热”，你对邓小平、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温和，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傅高义： 我个人对邓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尽可能达到客观准确是我的责任。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研究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评论，尽量客观地写出邓小平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学者的职责。这也是我的原则。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个人同意他做的一切。

我也确信，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欢迎中国的积极分子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世界体系，这与美国利益相符。我的确在中国有一些朋友，我也祝愿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我也热爱美国。我认为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详尽、客观、准确地描述中国。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人不同意我的说法，我相信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能够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即使一些人并不希望听到真相。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1期《傅高义：探寻邓小平，探寻现代中国》一文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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