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松 马文峰 刘震：中国基本特点、基本国情判断和区域经济概况

作者：吴佩松 马文峰 刘震  来源：中美印象

一、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后，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也充分说明，原来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表述，已经不能客观反映新实际和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各方面因素的结合上，进行理性分析得出的重大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一“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能仅从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因素来看，而应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来看，应从社会基本矛盾、总体战略布局、社会发展水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要求等各方面予以全局性之审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考察，新时代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新问题、新矛盾。主要体现为：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左右（截止到2019年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远未解决。在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着力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着力加强，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这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并没能从总体上改变我国生产力不够发达和生产关系不够完善的状况。

撰稿期间，世界疫情持续扩大，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了2020年前三个月，就发生了罕见的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983.3亿元，减少80.6%。数据是非常不乐观的，而且还因为国外疫情的持续扩大加深，致使世界经济必将持续衰退，进一步减少对外进口。2020年全年中国外贸出口持续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全世界的股市出现大幅调整，这也必然引发更多经济矛盾，全球化受到很大的压力，会有若干年的困难期。对中国外贸的影响也必然影响若干年时间。中国各方面都要有应对长期困难的准备。抓好国内经济自我循环，通过消费升级，创新驱动、平衡城乡发展，改善低收入人群收入和社保状况，充分激发释放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以积极应对外贸大量萎缩带来的各种困难，不宜继续把外贸再作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了。要大力提高国内购买力，要有稳健的经济方略，要把这次困难转为中国完成经济转型的机会。从主要靠外贸为龙头，改变为主要以国内消费为龙头的模式。如此则可有望平稳度过这次百年难遇的全球经济大衰退期。

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并抓住了这40年的长时间机遇期迅速发展，长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速第一，直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还在经济总量上不断缩小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 但在美国上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打压阻碍中国发展崛起的大背景下，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全球蔓延，和美国等一批国家欲甩锅中国，掀起所谓声讨声浪的国际环境下，同时香港暴乱、台独加剧等不安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中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压力和挑战，显著乃至急剧增加 ！  

与上述各项因素等量齐观的是，近年来全球化也遇到了严峻挑战。中国曾长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升， 当前阶段，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国已不再享有战略机遇期，反而进入了战略困难期，甚至进入了战略艰困期 ！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伟大的外交、战略、改革蓝图和举措。中国需要卓有成效的高超手段挫败美国对我国的打压阻碍和围堵；需要卓有成效的高超手段，纵横捭阖，化解所谓的疫情声讨声浪；需要卓有成效的手段解决香港暴乱和坚决挫败台独图谋 ！

同时我们对全球化需要进行反思，正确评估逆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及如何为我所用。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积极参与和倡导的全球化主要在经济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长期持续，现在已经遭遇了瓶颈，也就是一味的只讲经济利益已经遇到了瓶颈，已不可持续，逆全球化的产生不是没有缘由的。以前的一位名人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毋庸讳言，这一说法对人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使得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视经济利益为万能，认为搞经济是第一位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也是第一位的，也就一并认为（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长期持续有效，可事实上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升，（经济）全球化遭遇了瓶颈，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后，我们应该反思，经济利益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现在已经进入了朋友圈经济时期，而且朋友圈也不只是讲经济、也同时讲文化、讲理念、讲信仰、讲认同等等。因此本讲笔者认为以上的名人名言应该改为“ 只有永远的朋友，才有永远的利益”，以此来看懂和解析逆全球化的深层原因和逻辑。而且“ 只有永远的朋友，才有永远的利益” 难道不比“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更能够真正赢得人心，更应该予以真正倡导吗？ 对于化解全球化瓶颈的中国药方则可通过内部经济均衡发展+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予以有力之解决 ！   

对当下的战略艰困期至少要有3-5年的准备。

二、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战略机遇期

1、中国经济与社会进入新的腾飞期，发展需要新动力。

从经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世界前列，连续多年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同美国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从人口城乡结构和人均收入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迈进，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城乡结构及人均收入来看，我国处于经济社会新起飞和跨越的关键阶段。

图1全球、中国、美国人均收入走势，2005-2030

来源：马文峰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按照2010-2019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到2030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24085美元，在跟踪的38个主要国家位次中有所提升，人均收入进入前15位行列；但是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美国人均将会超过10万美元，达到100059美元；澳洲、新西兰、荷兰超过7万美元，分别达到7.9万美元、7.3万美元和7.3万美元；德国、以色列、加拿大、韩国超过5万美元，在6.9-5.5万美元之间。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仍将继续扩大，我们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范畴。

我们经济真正实现起飞需要更大推动力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局面必须尽快结束，我们只有重回中高速发展阶段，才能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实际差距，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更大的新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社会总需求的明显提升、科技创新带来基础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管理创新带来资源、技术、劳动要素更加有效协同发展，实现社会全要素生产水平的提升。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及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推动国际合作顺畅推进，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外贸企业国际贸易实现全要素生产力水平、市场需求总量的全球位次大幅提升。

2、从世界经济追赶者向世界发动机转变是我们时代重大机遇和挑战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15%以上，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41.79%，为世界经济前两位国家市场集中度的历史新高水平。世界经济前五位国家的市场集中度从2014年开始，连续5年前五位国家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50%，2019年达到56.48%；2019年世界市场前五位和前两位集中度都达到新的历史高位，世界经济由一超多强雁行式发展或者单引擎驱动发展阶段向经济集中度相对较高两个国家经济驱动的双寡头方向或双引擎方向迈进。

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进入未来更强大的双引擎发展阶段，双核驱动为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更为强大的驱动力；但是，受到一些利益集团零和思维的影响，也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向双引擎迈进的过程，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图2 中国美国全球生产总值走势，2005-2030

来源：马文峰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按照2010-2019年所追踪的全球及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GPD总量为33.49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94.98%；两国GDP占到全球GDP的58.49%，从总量上才能接近真正双核驱动的水平，但是人均收入更大差距决定中国依然处于明显弱势。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对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产生根本性冲击。

3、世界经济向双寡头与双引擎发展迈进，中国需要进一步伟大的外交、战略、改革蓝图和举措

未来10年，如果能够实现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间协同发展，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协同发展，世界经济向双寡头或双引擎迈进，中国及世界将会有更加强劲发展势头。这一转变需要我们启动国内经济增长新动力，即国内需求拉动作用、国内创新推进作用，国内及国际协同能力推进；这样我们才会赢得更快和更稳的发展局面。向双寡头或双动力驱动迈进的全球经济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协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会出现大量内耗。避免世界经济动力内耗，处于第二位次级发动机必须积极有效把握机会，创造新机遇、有效协调同第一位强国之家的关系，从而实现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双动力之间坚持互利合作，协作共赢，这是国人福址，更是世界福址。

从最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到当前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和社会存在大量零和思维态度，导致两国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当前中国需要进一步伟大的的外交、战略，改革蓝图和举措，有效协调中美两国关系，推动国内及国际协调机制的改革与升级，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双引擎的协同运转。

4、消除城乡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制度因素调整是关键

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向双核动力之一迈进进程中，中国国内消费升级是推动经济再次起飞阶段的根本动力，尤其中国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消费升级的必要前提是绝大部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而不再是当前依靠财富转移带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消费带动，他们只是可能的投资和创新的带动者和执行者。投资和创新必须以消费扩张为前提，只有一部分人富裕，大部人贫困的社会环境，投资和创新将会无法维系，社会持续发展无法维系，当前中国内部及中美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社会仅有少部分的富裕和大部分人的贫困，导致国内产出无法在国内市场进行有效的价值实现，为实现商品和服务价值，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在国内和国际上均表现出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局面。

消除城乡差距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在于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商品和服务产品价值的顺利实现，必须找到合理的路径，通过合理的举措，尽快消除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和发展差距是关键。政府主导的社会二次分配的公平合理与公开透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养老金分配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公司制企业管理和利润分配制度存在诸多的不公开，不透明、内部人员操纵是近年来中国社会财富、社会投资基金及消费基金分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程度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当前，中美两国都存在不同群体间的巨大差距，阻碍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居民不同群体间及地区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影响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再次起飞，阻碍中国全球地位大幅提升。加速全社会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单位诚信体系构建，尤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及经营和管理者的社会诚信体系构建是消除社会显而易见的分配不公，提升社会总体消费能力，带动社会投资和社会创新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2019年城镇人口突破60%，2020年中国经济将会达到一个新台阶，人口结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农业和农村面临更为严重压力；中国经济发展新突破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必须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劳动技能提升开始，从二次分配公平合理开始。2020年中国社会发生新的结构性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蔓延，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全球地位提升带来不小风险，但也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把握好，利用好这次21世纪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大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机遇在于我们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和大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依然处于偏低水平，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的解决就是最大机遇，也是我们退伍军人回归社会后的最大机遇。如果我们每年绝对数量不少的退伍军人能够带动大量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水平的提升，我们退伍军人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有效腾飞。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清醒认识、准确定位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列；人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进入新的经济与社会起飞阶段。但是这阶段，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们当前的现状，进行准确定位才能实现发展。

1、自然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决定力量

资源总量及人均资源占有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和决定因素，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和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的因素才是最终决定发展的核心因素和最终决定力量。

从国土资源总量来看，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耕地面为134.67万平方公里，折合人均占有分别为0.688公顷和0.097公顷，分别为世界人均总量38.9%和52.8%；但是中国人均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相比并不是最低，分别为日本的2.8倍和2.9倍；以色列的2.9倍和2.3倍，荷兰2.9和1.6倍，韩国3.6倍和3.7倍。这些发达国家除日本、韩国农产品有较多进口，以色列和荷兰都是世界重要农产品出口国，尤其荷兰为欧洲农产品出口金额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最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因此，我们不应因为人均耕地相对偏少作为我们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保障出现相对紧张的理由，更不应把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理由；人力资源供应和制度创新供应才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我们必须从管理体制、政策制度方面寻求制约农业、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党中央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与调整，让我们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能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相一致，从而不断发挥总量规模庞大和基本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才能完成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再次起飞，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从需求端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相对困难

从综合消费、投资和经常项目顺差所形成的社会总需求来看，2010年-2019年我国社会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出现快速下降，2018、2019年我国的国内总需求分别为102.19万亿和97.52万亿，扣除物价的实际上涨，增长速度降到负值，分别为-0.98%和-7.47%；2019年社会总需求明显低于GDP总值，社会需求总额低于社会产出总额，带来国内总体经济出现收缩，工业品价格下滑，但是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显示产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就是最有效的创业和发展机遇。

图3 中国年度社会总需求与国内总产值实际年度增长率

来源：马文峰宏观经济数据，

3、经济发展明显不均衡，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6.5万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6.60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6.96万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7.2%： 40.7%：52.2%。

对比世界主要国家产业结构，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7.5%：29.0%：56.5%。我国第一产业产业占比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占比明显的高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在全球38个主要跟踪国家中，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最高，工业体系最为完善，这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资产。

表1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对比及变化，2000/2018

单位：美元；%

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2018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除南亚、东南亚、非洲、蒙古等相对贫穷和落后国家农业比重超过10%，农业增加值占比超过我国水平。所有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业增加值占比均低于我国水平。其中，美国、德国、英国农业增加值均值在1%以下；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农业增值占国内增加值的2%以下；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业增加值占比较高，分别为2.6%和6.6%；为所有发达国家中农业增加值占比最高的国家。

尽管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增加值占比较低，但是除日本、韩国农产品进口较多，其余发达国家均为农产品出口或者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对比中国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产业的占比来看，我国农业水平仅仅略优于亚洲、非洲贫困国家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从我国产业结构来看，一些最先进的部分现在已经和欧美同一水平，但是落后的地区还停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韩国水平，后期的墨西哥、巴西水平，我国经济总体经济结构依然明显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同人均收入水平的位次与阶段接近。

从农业种植业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亏损状态。其中，2018年我国主要粮食种植地区的三种主要谷物单产水平为6740公斤/公顷，明显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为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单位面积种植净利润为-1284元/公顷，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单位面积成本利润率水平为-7.83%；2019年虽然单产有所提升，但是单位面积净利润和利润率进一步下滑，分别为-1441公斤/公顷和-8.72%。农民种粮亏损幅度加大，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同2017年相比，2018年农业劳动者可支配收入下降1260亿元，导致社会总需求再度下降7411亿元，占到我国GDP的0.82%；影响全社会就业人口1325万人，影响社会净总收入为3081亿元，有效转移不完全就业者到二、三产业，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将会带来社总产值增长14.92万亿；名义GDP可以比实际GDP扩大15%。

从劳动就业情况及劳动者的收入来看，2018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77586万人，较上年减少54万人；全社会劳动者人均增加值（人均增加值：为行业增加值/行业就业人口）为11.6万元，就业者数量减少影响增加值62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总数为20258万人，年度人均增加值为3.2万元；第二产就业21390万人，年度人均增加值为17.1万元，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35938万人，人均增加值为13.1万亿元。全社会劳动者人均增加值为农业人均增加值的3.63倍，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为农业人均增加值的5.35倍、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为农业人均增加值的4.09倍，差距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另外国家公职人员、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过多对国家财政和社会人力资源造成巨大浪费，严重影响社会产出增长。

我国农民养老金水平严重不足，导致农民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农民无法有效地流动到收入更高产业就业。 更重要的，农村土地无法有效流转，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导致农业投资严重不足，生产力发展缓慢，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农民养老金严重不足不仅严重危害农民利益，更是严重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受损，这会危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导致中国无法跨越中等发展陷阱。

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70467亿元，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增长6.9%。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7.1%：39.0%：53.9%，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

从农业产出情况来看，2014年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增长出现停滞，食物供应总量出现明显下滑，尤其蔬菜、瓜类、猪肉、奶类等生鲜类产品的供应出现明显的下滑，导致国内物价上涨。

表2 中国主要农产品年度产量，2014-2019

单位：万吨

来源：马文峰农业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对比全球主要国家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要求我们的通过积极有效的第三产业发展，加强生产与流通管理、增加产品创新，更加有效满足全球消费者多样化的产品需求，并将产品生产与流通成本降到最低水平，提升中国产品全球市场竞争力。

2016年以来，各地城市市容市貌管理的简单、粗暴，大量店铺和经营场所关闭，导致大量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受到阻碍，对城市及全社会第三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全社会经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直接表现为国内商品流通不畅，生产端产品滞销，消费端价格奇高，生产和消费无法衔接导致生产下滑，这是最近几年经济社会运行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充分健康有效地平衡好沿街店铺和经营场所持续经营和市容市貌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宜顾此失彼，要帮助经营者更好的把饭碗端好。

4、基础产业发展受到政策制约，虚拟产业过度膨胀，浪费大量社会经济增长资源

从具体大类产业来看，农林牧渔和工业（制造业）两大基础产业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的发展水平及人均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整体社会发展的水平，其他产业的发展必须服务和适应这两大基础产业，并反过来对这两大基础产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人类要实现健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应当优先流向这两大产业，经济社会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是否高效运行，决定农业品和工业（制造业）产品是否可以便利高效地实现市场价值，这些产业和农林牧渔及工业，构成人类经济发展的基础，最近几年政府政策出现一些偏差，导致在这些基础产业资源投入不断减少，正在严重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导致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2016年以来，各地方政府以市容市貌整治为由大量关闭商品经营流通场合，全社会商品流通成本大涨导致中国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出现严重下滑，直至2019年实际下滑。

2019年实体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最近5年实体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6.2个百分点。金融是经济供血范畴，房地产则属于非技术产业范畴，受到政府授权和权力影响比较大，带来的市场垄断导致这两个产业占据过多的经济资源，导致基础产业发展受到严重负面影响。2019年虚拟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较5年前提高1.6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为服务行业的重要部分之一，伴随着经济发展，占比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我国房地产行业增加值每过几年就会提高一个台阶。1987-2007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占比每十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由3%-5%，中国这一时期房产行业的发展同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经济总体增长较快。

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行业国有土地权力配置，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市场，恶意推高房价，大量资源流向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比加速提升，到2019年，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比提升到7%以上，高于5%世界正常水平。2008-2019年房地产行业投资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20%-23.97%；2019年房地产投资占比最高，为23.97%。2011-2019年房产地产行业融资额占到全社会融资总额的61.25%-82.77%。2016-2019年，居民购房支出超过全社会居民总储蓄，为全社会居民总储蓄的1.17-1.22倍。

房地产行业占有过多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导致近年来实体经济困难，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成为最近若干年经济陷入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5、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居民收入差距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缓慢。

2019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8.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比上年增长9.6%。城市居民/农村收入之比为2.64，绝对收入差距扩大到26338元，较上年增加6.92%。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长6.5%。其中，农民非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年收入2116元，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2300元/年的贫困线。

2019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38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15777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923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6401元。其中，高收入组为低收入组居民的10.35倍，高收入组人口收入占到全社会收入的42.9% ,绝对收入差距较上年增长6.75%。

表3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收入及非外出务工人员人均收入

单位：元/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从社会消费情况来看，2019年全社会消费总额为41.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0%，占全社会总需求的42.2%。名义消费增速为2008年以来最低名义增速，消费占社会总需求的比重为历史新高水平。其中家庭消费31.16万亿元，较上年增长9.16%；社会集团消费10.0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73%，集团消费占比接近1/4，存在大量腐败；家庭消费中农村消费7.35万亿，城市消费23.81万亿，较上年分别增长7.52%和9.68%。全社会家庭消费倾向为0.70，其中农村家庭消费倾向0.83；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为0.66。农村居民较低收入水平和较高消费倾向，显示我国农村地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综合居民的收支情况2019年全国居民的总储蓄为13.6万亿，其中城市储蓄为12.13万亿，农村居民总储蓄1.49万亿，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的巨大差异显示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当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中，2019年末，全农村地区劳动人口总数为33224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总数17425万人；全年外出务工累计总收入85032亿元，较上年增长7.91%，外出务工收入占到农村居民总收入的 96.22%；非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15799万人，非外出务工人员总收入3343亿元，较上年减少298亿元，降幅为8.20%；农村居民非外出务工收入的下降带来农村地区社会总需求减少1775亿元，占到全年GDP的0.18%。非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均收入为2116元/年，低于我国2300元/年的贫困线，农民收入低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阻碍因素。

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合理和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不完备，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增长资源无法流向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地区农民收入的相对低下，先富带动后富并未真正落实。

从央行的统计数据来看，截止2019年末，我国农业信贷余额3.97万亿元，占到全社会信贷的2.59%，同农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增长的7.1%极为不匹配；农户贷余额为10.34万亿元，占到全社会信贷余额的6.75%；这同农村地区社会就业1.58亿人，占到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0.4%极为不匹配。

从二次分配来看，我国农村二次分配很不合理，农民为中国公民重要团体，他们社会保障很少。2019年农村养老金征收总额4020.2亿元，为农村非外出务工总收入的1.2倍，考虑医保缴费，政府收缴总金额更是远远超过农村地区非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总水平，国家对农村养老金发放总额为3114亿元。

这样的二次分配使得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导致农村地区更加贫困和农村地区及全社会消费明显下降。

从人均养老金发放情况来看，2019年全国农民养老金人均年发放1959元，城市养老金人均年发放41349元，城镇人均为农村的21.1倍,城市养老金发放标准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配差距较大；城镇乡村养老金的巨大差距是导致农村地区相当贫困，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总需求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图4 农业信贷业及其占全社会信贷比重

来源：马文峰宏观经济数据库，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面对农民收入相对低下及其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采取符合社会经济需要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在十到二十年内，将农村第一产业就业缩减到1500万人以内，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也就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就业和经营的农村劳动人口由当前1.58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转移农村劳动人口1.43亿人。按照当前的关于非农产业劳动者的人均销售收入，农村劳动转移可以增加143万亿市场销售收入，产生30-70万亿元增加值；农村和农业就业占比由当前的20%降到1.9%；农村劳动者通过第二、三产业就业，转化为城镇就业劳动者，收入普遍达到城镇收入水平，我国将会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

要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再次腾飞，产业发展方面，我们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全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从而实现社会消费基金大幅提升，使得我们社会消费能力大幅提升，进而通过消费提升带来社会投资大幅增长，社会投资基金合理配置。同时需要地区均衡经济发展，实现资金和劳动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要素与社会资源时空有效配置。二次分配方面，我们需要找到合理路径，平衡好各方面的因素，尽快让农民完整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建立对于农民及全社会成员公正、合理、公开、透明的养老金发放和医疗保险金运用体制机制。

四、中国社情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我国经济地区差距明显，地区经济总量差距明显，人均产出差距明显，地区经济结构差距明显，显示我国地区的资源分配不均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消除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1、产业链和中国区域经济区

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逾99万亿元人民币，十四万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俩个拥有现代化全产业链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什么是全产业链呢？就是全社会需要的所有产品和需求都可以在本国生产，而且生产水平还可以保证是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上。从一个小螺丝到燃气轮机，从生产任何一种化肥，到做化肥设备上的任何一个部件，都可以自己生产。从每一台电脑手机，到每一个基站，到交换机上的部件，都可以自己生产，包括上面需使用的软件。为什么说世界上只有最强的美国是全产业链呢？很简单，因为唯有产业完整才能不受制于人。因此，中国的全生产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要百倍珍惜并保持加强和提高的。

全产业链条里面有三个层次了：高科技高工艺大规模要求的第一层次；普通工业设备的第二层次；为满足普通人群需要的物资生产的第三层次。第一层次的手机电脑软件、高精密的数控机床、国家需要的各种高科技需求，如导弹、飞机、火箭、航母、发动机、各种工业母机等等。第二层次的机电设备，比如电厂设备工厂机床、各种汽车火车等等。第三层次的居民需求如服装、油盐酱醋，到孩子的纸尿裤等等。

各地是雁型发展态势。珠江经济圈（现升级为大湾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首都经济圈（发展到环渤海经济区）、西南的四川、重庆经济圈、中部的湖北经济圈、中原经济区、西北地区的丝绸经济带、东北农业为重点的经济区，经济分布大框架已经成型，再加上贵州的信息中心。

为什么需要如此布局呢？这就在于到中国的地域广阔和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同步发达很难实现，各地的资源禀赋及环境特点不同，人文环境也不同。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各地优势，同时让周围区域的人民群众都从意识上跟上最先进区域中心的经济发展，被不断地带动上来。今后需要做的是把所在地区的经济辐射及思想理念带起来，如此，区域不平衡就可以大大补足，走向共同富裕。现在所需的是时间，让各区域、各行业跟上领头雁，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就有望出现万马奔腾之势，到时则势不可挡。一举完成大幅跃升 ！

从地区经济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天津经济结构，第一产业占比在1%以下；服务业比重占比相对较高，在55%以上，又貌似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特点，但是同发达国家存在本质性差异。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排斥农业，农产品供应完全不能自足，导致居民生活消费品由周边省区或者相对较远省区供应，加上物流还未达到应有的顺畅程度，带来居民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房地产业垄断高价，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在第二、三产业中占比较高，导致地区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奇高，严重阻碍地区基础产业发展，导致地区全球竞争力并不强。

任何严重缺少基础产业、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生产服务业的大城市必将是缺乏竞争力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大城市，需要决策者认真评判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切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京津沪的基本出路。

浙江、广东、江苏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为3.0% -4.5%，第二产业占比40%-45%；服务业高于50%。总体经济发达，农业生产力水平较高，第一产业产值相对较大，农业生产自足程度较高。尤其是江苏，农产品供应充裕，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并且制造业较发达，总体实力较强。考虑到充裕的人力资源及良好的自然地理、地形条件，具有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本处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法国的水平。
    山东、福建、重庆三省市，第一产业的占比分别为6.0%-6.8%，接近新西兰、阿根廷的比重，第二产业远远高于这两个国家水平；占比较高，尤其山东、福建两省的机械制造、石化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占和现代制造业比重较高，围绕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生产服务，将会大幅度提升这些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基本上和90年代韩国、阿根廷、巴西的产业结构水平相类。
    河南、四川、河北、湖北、湖南、吉林和辽宁等地的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基本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韩国的水平，但是这些国家中仅有韩国跨过了中等发展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末尾。
    海南、黑龙江、广西、云南、甘肃、新疆、内蒙产业结构依然处于相对对比较落后的状态，无论社会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都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青海、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为生态保护区，产业发展主要位于河谷地区地带适合人类生产的地区，产业发展更需要因地制宜，高效合理。

2、首都经济圈

以北京为主，依托强大的科研能力，带动天津、河北，辐射山西，内蒙，山东、东北，支援甘肃宁夏新疆。2019年经济总量排在第三位的山东省处于首都经济辐射圈内。北京市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3.7亿元，下降2.5%；第二产业增加值5715.1亿元，增长4.5%；第三产业增加值29542.5亿元，增长6.4%。三次产业构成由上年的0.4︰16.5︰83.1，变化为0.3︰16.2︰83.5。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6.4万元。北京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优势巨大，几乎集中了中国最好的科研人才和研究设施一半以上。

首都经济圈必须走向京津冀一体化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一体化途径，进而辐射华北、西北和东北，实现北方地区整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制度完善、交通与通讯网络通畅至关重要。

3、长江沿海经济圈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城市，长江沿海经济圈及长三角经济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区，中央政府定位的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区域、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其中上海是以自己的资产为主的先进设备生产和金融基地，这俩点中，金融更加重要，他是全国的金融血液中心。在现代社会，这是一刻不可或缺的金融血液之供给。

上海的辐射范围是全国性和世界性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他辐射区域沿长江直到川渝经济区；沿淮河、大运河到达中原经济区和鲁南地区；沿海通道直达大连、广州、北部湾，高铁网络到达全国各地。世界范围通过互联网、航空、高铁、远洋运输到达全球。

上海为全球金融市场门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金融市场2019年成交额超过了1600万亿元，融资金额近十万亿元。全球金融机构重要集聚地，各类国际性、总部性的金融机构不断地涌现，金融机构超过1600家，其中30%是外资金融机构。

上海工业主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空航天、电力装备等八大领域，共325项发展重点。

坚持走质量为先、以质取胜的“精工制造”发展道路，重点提升“四基”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支持企业突破关键共性质量技术，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完善“四基”领域标准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品标准对接。加大对品牌、商标保护力度，培育一批特色显著、竞争力强的国内外知名品牌。

江苏、浙江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

江苏省2019年GDP总量为99631.52亿元，逼近10万亿大关，长年排名全国省区市GDP排名第二位，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长年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市和县级市GDP排名第一位。同时，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市。江苏省的综合实力则位列全国第一。

浙江省2019年GDP总量为62352亿元，位列全国省区市GDP排名第四位，也是传统经济强省。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发展氛围良好。浙江县域经济发达，富裕是普遍性的，藏富于民的特征显著，几乎每一个县都有不俗的经济实力。

2020年全国百强县，苏浙两省占了43席，几乎占到半壁江山，江苏一省就占到25席，正好占比1/4， 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4、珠江经济圈

珠江经济圈主要在广东境内。2019年，广东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7671.07亿元，比上年增长6.2%。连续31年在全国各省区市GDP总量中排名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生产值4351.26亿元， 比上年增长4.1%；第二产业生产值43546.42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生产值59773.38亿元，增长7.5%。三类产业结构为4.0：40.5：55.5，服务业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产业协同性增强。

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内部的行业结构趋于分化，不断优化调整。第一产业中，农业和林业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6%、9.5%；全年粮食产量增长4.0%，园林水果产量增长6.1%。农业和林业的较快发展为当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第二产业中，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36万亿元。其中，全年民营工业企业较上年增长7.6%，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84.3%。全年先进制造业增长5.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56.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7.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32.0%。

第三产业，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质量高，技术含量高，信息服务业是主要推动力。

2019年广东有效发明专利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稳居全国首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5万家。新经济产值比上年增长8.0%，增速比同期地区生产总值高1.8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5.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7万亿元，占全国10.4%，其中网上零售额占全国比重超五分之一，物流服务占全国的26.7%。2019年，广东各类市场主体1253万户，超过全国的1/10，其中新登记市场主体221万户。

现在以广东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圈已经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区。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惠州、东莞、中山、江门。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有广州、深圳和香港三个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的城市，佛山和东莞的GDP则分别在9500亿元和7600亿元左右，其余几个城市的GDP均在4000亿元以下。11个城市分成3+2+6的三个梯队。这些地方的发展带动广东全省还需要辐射周边数省。这个区域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香港、澳门和海南

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另俩个是纽约，伦敦。香港应与深圳、上海充分发挥协同效应，这将会大幅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中心也就是吸引财富的吸铁石。现代社会须臾不离金融血液。香港还是国际航运枢纽、转口贸易发达。 澳门经济规模非常小，属于发达的微型经济。

海南自贸区全岛自由港给予了更多的政策优势，充分利用可以同大湾区形成有效的协同发展，构建南海经济区，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南海持续和平起到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发展海洋经济，推动近海海洋生态恢复。

5、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我国经济处于关键跨越阶段，只要通过有效的内部协调，制度创新，我们就可以顺利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不仅可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赢得好的发展机遇，更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腾飞。军人优势的充分发挥，将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有生力量。不同地区呈现明显的差距，因此各地发展应因地制宜。

从经济区域来看，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江浙等地区，形成大批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和城市群、大量上市公司，这一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有竞争力的地区、但是对于相对较远的安徽和江西会产生明显的虹吸作用。

珠三角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较强的拉动作用，并与福建产生明显的联动效果，但是对于广西和云南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通过与海南自贸区和自由港制度的有效协同发展，带动环南海经济区的健康发展。

京津冀及环渤海经济圈，这个地区京津对河北经济的带动较弱，产生较为明显的虹吸作用，导致河北经济相对落后。这一地区受到中央政府决策机构所在地影响，集中了较多国家资源，但是由于缺少机制活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导致更多大型企业总部近年来逐步南迁、外移新加坡，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增速明显低于资源投入带来的应有经济增长速度。

伴随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一体化形成高铁一小时的经济区和生活服务圈，三个经济圈带动范围不断扩大；伴随高铁速度的提升，沿海高铁通道等将三大经济区连成一体，同时通过沿江经济带的高铁网络，陇海铁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东部经济同中西部连成一体，郑合高铁和淮河水系的连接，将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连成一体。

伴随未来连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底隧道的开通，环渤海经济圈正式连成一体，分流山海关入关交通卡脖子问题，构建东北三省同内地联络的快速通道，将有效地拉动东北三省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青岛、天津、大连、河北四大港区的连成一体，将华北、东北市场，同华东、华南、全球市场连成一体，形成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经济区，对北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长三角经济区走向内地的水路，通过长江、淮河、大运河内航道，郑合、宁沪杭高铁和沿江高铁，将华东、沿江及中原经济连成一体，对外通过上海、宁波-舟山港区，江苏港口集团形成华东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连接全球。京沪高铁、沿海高铁同环渤海湾经济区连成一体，沿海高铁向南延伸到海西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之经济区。

珠江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珠江航运体系、沿海航线、高铁、高速路网辐射西南地区，连通北部湾、长江流域；加速推动琼州海峡海底隧道建设，将海南和大陆连成一体，沿海高铁西延北部湾港口群，形成粤港澳、海南、北部湾协同一体，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华南起锚地，将会大幅提升大湾区的发展优势和南中国的发展动力。

五、中国社情之文化简介

2011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立为国策。

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为基础、更为广泛、更为深厚的自信，是更为基本、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力量。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皆然，没有例外。新时代的各项伟大事业，都离不开文化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延绵至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优秀文化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主体性

即独自开创并形成了完备的文化体系，梁漱溟说：“中华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自来公认中国、印度、西洋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者，实以其差异特大而自称体系之故。”

中国文化具有持续性

正如上所述，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未中断，也是迄今为止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延绵至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优秀文化文明。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被异族统治的时期，为期还不短，但都没有亡国灭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文化始终存在并持续发展，异族统治者和统治民族还往往被中国（中原及以南等）文化所同化，并融入中国文化中，从而不断形成新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

中国文化有独特性，与上述的印度、西洋文化系统相比较，中国文化宗教性淡漠，注重现世，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中国文化一般不谈或避免谈来世和身后事，注重现世，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独特性，因此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国家。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 也是文化最显著的标志。由于中国文化注重现世的特点，也自然造就了独特的汉字象形文字，很多文字，尤其是基本文字，都是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演化而来，不像西方等很多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字是抽象字母组成的。中国书法、国画、建筑、篆刻、饮食、服饰等都有着极为显著的特征和独特性，以上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文化元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地区，比如对东亚和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深远之影响，也是世界文明文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一员。

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

中国文化是由不同的异质文化融合而成，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发展至今又结合了当下的共产主义红色文化，也受到西方契约精神等影响，仍然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

中国文化具有变通性

中国人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变通”这个词语，即必要时就可以变，以至于通，也留下了许多发展和选择空间，这也是中国不断的进行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深化改革的中国之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符号

汉字、北京故宫、长城、长江、黄河、苏州园林、杭州西湖、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国画、书法、中国烹饪等。

中国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各个省区市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展大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对于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需求更是日益增长。各种文化园区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各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比如现在的直播业兴起。目前我国已经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约有5.8万多家，极大的带动了经济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2018年营业收入为80986亿元。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7.0%， 据对全国5.8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19年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6624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7.0%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现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投身其中可以大有作为。我们简要重点谈一下互联网+”带来的文化产业机遇，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一，互联网加速文化产业形态外延拓展。

在“互联网+”背景下，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正逐渐走向深度融合，使得文化产业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丰富，一个与传统文化产业链表现形态不同的全新文化产业链正逐步形成。

其二，互联网激发文化产业消费意愿。互联网近年来已经成为人们各类文化消费的重要途径，文化与互联网的融合，激发了人们的互联网文化消费意愿，由此产生的需求增长进一步推动文化产品供给进而刺激市场繁荣，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驱动。

其三，互联网打破文化领域产业壁垒。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互联网推动文化产业主动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将文化产业的理念带入其他行业；互联网推动其他产业进入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发展; 互联网促进文化产业内部细分部门之间的融合发展。

来源时间：2020/10/27   发布时间：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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