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中美关系何以至此？

作者：王伟男  来源：中美印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本站重发时作者有所修正。】
    中美关系近年来的恶化态势令人唏嘘。遥想两国刚刚建交后的1980年代中期，双方为了合力抗衡苏联，搁置了包括在意识形态、台湾等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当时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友好的非盟国”，向中国出口了许多只有美国盟国才有资格获得的先进武器和技术。两国还在新疆靠近中苏边界的中国一侧设立监听站，搜集苏联方面的情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快速发展。那段时期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黄金岁月。

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治事件导致这段亲密关系戛然而止，此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崩溃论”迅速盛行于美国政学两界。邓小平于1992年初高调南巡，力挽狂澜，不仅强调中国不会从此闭关锁国，还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严厉提出“谁不搞改革谁下台”的警告。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再次走上快车道，国内形势趋向稳定，“中国崩溃论”在美国越来越没有市场，“对华接触论”逐渐占据上风。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当初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并非主张无条件的中美合作，而是克林顿政府（1993.01-2001.01）制定的、以“抓住全球机遇，防范全球风险”为要旨的全球接触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合作加防范”。对华合作的目的包括开拓中国市场、规范中国行为等，同时也期待在合作过程中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使得中国“更像美国”。对华防范则是指在合作失败或期待落空、甚至发生中国危及美国利益的情况时，美国要有应对这种不利局面的能力和行动。

然而，现在两国有太多人只强调接触政策中对华合作或者说“软”的一面，而忽视其中对华防范或者说“硬”的一面。事实上，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都是这种防范或“硬”的一面的具体体现。小布什政府（2001.01-2009.01）上任初期，本想大幅提升对华强硬程度，却被911恐袭事件打乱计划，只好继续强调合作。随着反恐战争的长期拖延，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双方在新世纪头10年的合作既广且深，以至于当时在两国都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中美关系的转折出现在奥巴马政府（2009.01-2017.01）上任一年后左右。此前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却因政府的强力介入而挺了过来，这种强烈对比导致中方从官方到民间都信心倍增。这种情绪到2010年因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更加明显，并在2018年初因《厉害了，我的国》的上映而达到高潮。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在多个领域都出现了合作不愉快的现象，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严重的战略互疑。2009年12月双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意外冲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进入2010年后，“重返亚洲”“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平衡”日益成为美国政策语境中的高频词，对华合作的声音持续变弱，对华强硬的主张持续走强，对华接触政策的内涵开始嬗变。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政学两界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全面检讨自克林顿、甚至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市场对美国是更开放了还是更保守了？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是否更像美国了？中国的国内国际行为模式是否有了根本改变？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持续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这场辩论到2016年美国大选时基本收官并得出初步结论：对华接触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美国今后应该放弃以交流合作促使中国改变的天真幻想，切实加大对华防范和施压的力度，实现从“软”的一手向“硬”的一手的根本转变。这场辩论导致此前的许多亲华派和知华派转变为厌华派和反华派，倡导对华接触和中美合作越发显得“政治不正确”。这便是特朗普2017年初上任以来在中美关系中掀起滔天巨浪的历史背景。

也就是说，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源远的历史轨迹可循；中美关系从1980年代的黄金岁月演变到现在的剑拔弩张，也不是“基因突变”的产物，而是由一系列内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些“遗传因素”就是长期以来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对于这些分歧与矛盾，中方的一贯表述是：美方长期以来在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人权等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今年疫情爆发以来、特别是美国疫情近乎失控后，美方又甩锅中国；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一直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领导地位；美国在经贸领域搞保护主义，在双边关系中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方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惜一切代价打压中国；等。中方对美方的上述指责常见于相关部门发言人的公开发言中，更常见于中方官方媒体评论和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延伸阅读：太阳还能照样升起吗？–中国外交高官眼中的中美关系）

而美方对这些分歧与矛盾的认知，可以参考美国白宫于今年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这是美方有史以来首次发布专门针对中国的综合性战略文献。该报告把来自中国的“挑战”区分为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个领域，并详细列举在每个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正式且全面的指责。

例如，在经济领域，它指责中国“未兑现关于经济改革的承诺，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全球市场，并造成环境污染”。在价值观领域，它指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一项价值主张，挑战美国对于人人都有不可让与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根本信念”。在安全领域，指责中国“采取恐吓和胁迫手段来消除自我认知的对自身利益的威胁，……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和中印边界地区进行挑衅和强制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从理论视角看，中方对美方的指责或许更适合用近年来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这个理论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这就使得两者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虽然最近有人指出这个理论并不符合它所建基于其上的古希腊史实，但它所阐发的道理却非常契合中国人常说的“一山不容二虎”的谚语，所以在中国学界和舆论界都有很多支持者。

而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或许更适合用“民主和平论”来解释。这个理论最早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并于1970年代被西方学界深入探讨。它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不同的专制国家之间、专制国家内部，却更容易发生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支持这个判断。这就为美方以接触为契机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在多年努力后感觉效果不彰转而实施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依据。这个理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学两界都很有市场。

由上可见，对于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存在密切联系的两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推进合作需要双方都有意愿并共同努力，而中止合作只需一方有意愿就可以实现。现代社会的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三观不合就容易产生心理距离、甚至隔阂，那么“三观不合”的两个大国之间，要维持长久的紧密合作无疑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来源时间：2020/9/11   发布时间：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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