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新冠疫情证明美中无论是“脱钩”还是“自立”都是幻想

作者：张涓 汤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25期

     大卫·M·蓝普顿（David Mike Lampton）：斯坦福大学OKSENBERG-ROHLEN学者、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部前主任。 

蓝普顿在回答《中美印象》的书面问题之前还对自己的答复做了一些解释。

大卫·M·蓝普顿：在新冠病毒肆虐这一关键时刻，中美之间互不买账和缺少合作最令人不安和最具破坏性的方面是两国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在这样的情况中，两国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国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在医疗方面有着关键且富有成效的合作，两国的医疗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1979年6月，作为成员之一，我随美国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签署了美中“医药与公共卫生科技合作协议”。在那次访问之前，在华盛顿的内部审议中，议定书草案必须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卡特总统及其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里法诺（Joseph Califano）英明地将中美医疗和公共卫生合作视为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同时将它视为中美合作不断发展的基石。这些观点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认同，钱信忠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官员，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在医学和公共卫生上的科学态度而遭受折磨。

随后，在2005年，华盛顿和北京启动了一项关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合作项目，并随后建立了疾病控制中心中国办公室。2009年，H1N1猪流感爆发，其中心地带在美国和墨西哥。据乔治敦大学的一份报告称，“2013年3月，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H7N9在中国出现时，中美在这次疫情上的合作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这种病毒的死亡率为30%。来自中国的帮助大大减少了病毒的传播，并与世界分享了它研制的疫苗。简言之，1979年后美国和中国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有着长期互利（不仅仅是双方互利，也有利于全球）的历史。

现在，野蛮人（barbarians）再次站在了两国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合作的门口，同时也在更广泛地撞击美中关系的大门。来自两个不同社会的力量表现出了相互敌对的态度，忽视了自1970年代末以来两国之间所有积极的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今天，两国在新冠病毒流行病上的合作正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阻碍。极端民族主义以恐惧为食，试图使两国公民在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领域都走上相互敌对的道路。

从两个不同的社会中，我们都听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指出目前的流行病病毒起源于两国各自心怀鬼胎的军方。尽管他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但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位最喜欢将责任推给外国人的总统，尤其是把（新冠病毒）归咎于中国和欧洲，而不是听取他的科学顾问的建议。就中国而言，她在透明度方面和对于美国疾控中心的访问和信息请求的回应方面进展缓慢。一些来自中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声音暗示病毒来源于美国军队。美国国会至少有一名议员暗示，病毒传播是中国有意为之，民间社会还有更极端的声音。两国领导集团中的某些人似乎更愿意相互指责，而不是为了两国人民和世界的利益而合作。

《中美印象》问题一：“你如何评价中国从危机开始到现在对这场危机的处理？

蓝普顿：当病毒在中国传播之初，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反应是迟缓的，这对事态产生了反效果。起初，政府缺乏透明度，并且再三再四地拖延。但此后，中国启动了严厉的抗疫措施，病毒的传播速度明显减缓。这些积极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还是将面临反弹，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更具体地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如下：一种危险的病原体于2019年12月1日袭击了第一个已知的病人（武汉）；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于武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一种危险的类似SARS的病原体正在武汉地区传播；李医生随后因“散布谣言”被训诫（他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于2020年2月7日），同时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1月20日前对（新冠病毒）无任何公开声明，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1月20日和1月25日（就新冠病毒公开）发表了看法。

1月28日，一位中国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官方社交媒体上对体制的反应速度进行了评价，内容如下：“如果公众在那个时候（2019年12月30日）就听到（李医生的）‘谣言’，基于当年对SARS的恐慌，公众就会采取戴口罩、严格消毒等措施，不会再去野生动物市场，这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预防和控制新肺炎的方法……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和传播者并非蓄意作恶，客观上其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危害，我们就应该对这种‘虚假信息’保持宽容的态度。”这句话不言自明。如果中国当局对自己和公民更加诚实，即使每个人的知识都不够整全，他们至少应当对世界更加透明，从而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在处理现在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方面取得先机。

然而，即使到了1月下旬，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积累了一定量的关于病毒的知识，世界上许多其他政治当局也迟迟不采取行动，对本国公民也不完全诚实。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例子，他直到在3月10日还辩称：“病毒将消失。保持冷静。它会消失的……冷静。情况在好转。”

《中美印象》问题二：冠状病毒对美中关系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危机还是一个转机？

蓝普顿：人们或许会问，“在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威胁问题上，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两国的相互合作有什么影响？”无论如何发问，答案都是一样的。当前美中根本层面上的不充分合作，反映了双边关系的恶化，而恶化的双边关系又进一步阻碍了双边（和多边）在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尽管如此，展望未来，美中双边和多边的公共卫生合作的机遇依然存在。通过努力开发和发放疫苗，尽力克服全球层面设备、专业人员和其他方面的不足，中美公共卫生合作有很大的恢复空间。这种合作可能会积极影响到更广泛的双边关系。

北京方面最初缺乏透明度，部分原因是下级官员不愿如实地向体制内发布预警，而中央似乎也不愿公开地处理从下面冒出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北京方面不愿意透露这一消息，因为北京方面预计，在目前美中摩擦的背景下，华盛顿将利用一切有关中国政府透明度的负面消息来让中国政权难堪。下级不愿意让上级了解问题的全部，高层不愿意采取行动，即将到来的新年和其他假期，以及经济上的担忧，还有对外国负面反应的预期，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体制反应的迟缓。中国卫计委与美国疾控中心最初的合作本可以不必如此，这也部分反映了美中合作的整体恶化。

与此同时，美国需要认识到，无论中国的初步举措如何迟滞，美国政府的反应都严重不足。特朗普总统一再提到这是“外国”和“中国”的病毒，同时在组织上缺乏准备（他撤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应对传染病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可以协调并以科学的方式应对疫情），在预算上本末倒置（降低了疾控疾中心的相关开支），总统长期拒绝做任何能有助于扩到国内检测的事情，他的言论与他的科学顾问的建议自相矛盾（在他发表言论的时候，这些顾问经常站在他旁边），而他早期的言论似乎意在表明，疫情之于美国仅是一个短暂而温和的插曲。以上种种都表明，美国总统的思想偏于狭隘，他把疫情归咎于他的前任、中国、我们的欧洲盟友以及其他友国。

《中美印象》问题三：中国是否会因为病毒而在全球舞台上变得不那么雄心勃勃？你对此有何看法？

蓝普顿：对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一事件还没有结束，因此这一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还很难判断。但是，我希望这一悲剧事件能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卫生和其他领域的问题，也能让美国更积极地参与多边事务，同时加强美中合作。我对中国迅速而及时地向意大利提供援助感到鼓舞，意大利现在正遭受这一流行病的严重危害。这次中国的援助既是国力的彰显，也是慷慨精神的表达。我希望北京在处理台北能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问题上能有同样令人放心的姿态。

《中美印象》问题4：从国际共同体的角度，如果我们能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蓝普顿：尽管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我们还是会发现，双边合作受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一个警告，一个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中美合作对两国的利益并非不足挂齿，它对双方的福祉和更广泛的利益，无论是人道主义、经济发展还是安全问题，都至关重要。这一段经历所揭示的是，所谓的“软”安全问题（如国际公共卫生）和“硬”安全同等重要，对“软”安全的疏忽会导致极大的危害。这一经验将迫使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在我们都在努力建设的互联世界中，“脱钩”或“自立”都是危险的妄想。

来源时间：2020/3/16   发布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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