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及其同事新著：《冷战启示录》

　　目前，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十几年以来最紧张、最危急的状况。目前的状态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其结果如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压力？对于这些问题，不仅中国政府各部门都在思考，学界各领域也必须做出回答。作为历史学者，特别是专门研究冷战国际史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摒弃僵化的苏联模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国家战略，坚持不当头、不争霸、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具体冲突问题时头脑冷静，处置得当，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战后期，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USSR已有很大区别。

　　1957年苏联“卫星一号”的成功发射，宣告了“太空时代”的到来。美苏之间迅速展开的太空竞赛，美苏各自大型太空工程无一不是冷战政治、军事、威信对抗的结果，没有真正体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历史昭示，太空竞赛得不偿失，甚至会导致两败俱伤。今天，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太空军”计划，唯一理性的选择是推动太空合作和太空国际机制构建，避免陷入“挑战”与“应战”的冷战式恶性循环。

　　冷战期间，美苏以军事力量优势为条件，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双方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推动了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美苏都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美苏双方都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制定原则，进行有限的让步，进行核军备谈判，以保持力量的平衡。美苏核争霸，代价高昂。有关美国“衰落”的论调不绝于耳，而最终解体的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当前中国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应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同时吸取苏联的教训，避免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和全面军备竞赛，争取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1947年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使用除直接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反击共产主义的总体冷战政策，并由此开启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家心理战战略。美国心理战行动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完善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得到美国私人组织和知识阶层的全力配合。美国的心理战和宣传活动是东欧转型和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有效手段，心理战很早就显示出无法契合常态国际关系发展的症状。冷战时期过度关注心理战，忽视正常的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冷战结束后未能进行很好的调适，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各种“文明的挑战”的主要原因。

　　冷战伊始，美国利用各种经济手段遏制和削弱中国与苏联的实力。美国的经济冷战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受到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苏各方的内政外交、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等重要因素的制约。美国的经济冷战政策虽然在某些时期有效地压制和削弱了中国、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但并未对冷战的结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美、苏之间的冷战直接导致了德国在战后长达45年的分裂状态。两大阵营围绕着“德国问题”在欧洲展开持续不断的角力和正面对抗，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分别在1948年、1958年和1961年爆发了三次柏林危机，美、苏军事力量的正面对峙把整个欧洲拖到了战争的边缘。由于柏林市位于苏联占领区之内，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构成了此后在柏林频繁爆发危机的直接根源。三次柏林危机都是由苏联方面主动挑起的，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有利于己的预期结果。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开始深度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对韩国，借助韩国军事力量维护日本和其他亚洲“自由世界”国家的安全；凭借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驻韩美军作为美国在亚洲投射的重要军事力量，进而达到遏制中苏和稳定地区局势的目的。对朝鲜，美国长期存在两大认知误区。如今，在处理朝核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依旧认为，朝鲜党政军政策主张一致，动武是处理朝鲜问题的最后选择。作为半岛问题利益攸关方，在相关决策中应充分考虑美国惯常的认知与对策，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不必要的误判，并客观地看待两国在解决核危机过程中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从20世纪60—80年代末，美苏在刚果、非洲之角、安哥拉等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较量。面对美苏的争夺，相关非洲国家的一些力量表现出能在其中周旋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如无切实持续的利益基础和纽带，它们不会坚持特定的立场，而只会在特定的物质提供者之间转换。

　　美韩同盟的形成是美苏冷战在亚洲展开、加剧的结果。二战后，随着朝鲜半岛的分裂以及李承晚政权的建立，美国开始卷入朝鲜事务。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美韩结盟。同盟缔结后，因停战状态、半岛统一、政治民主、经济援助、对日政策等问题，美韩之间摩擦和矛盾不断，但并未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美韩同盟关系的维系给今天的启示：地区稳定的关键在于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而小国常常利用两极对抗的国际关系格局左右大国的行为、博取超出其实力地位的利益。要避免这一局面，大国之间应努力建立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压缩中间小国的外交议价空间。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摩擦。美国先对日本发动激烈的贸易战，后来发展到金融摩擦、投资摩擦，乃至“经济体制摩擦”。面对美国的高压攻势，日本始终坚持协调磋商的姿态，以经济对策应对经济要求，借此提高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利用“外压”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当前中国面临美国的“强大攻势”，可以柔克刚，探索在对立中协调并习惯在协调中对立——这是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经之路。而不可轻言“经济冷战”，以免主动地把问题从经济领域引发到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问题上。

　　1966年3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造成了严重的北约危机。美国政府内部出于维持美法关系和改进大西洋联盟的目的，决定在北约内为法国保留“空椅子”，协调美法新的安全机制，并在北约设立核计划小组，推行“灵活反应战略”，逐步把北约从纯军事组织转变成多功能的复合组织。最终，北约顺利渡过了危机。美国冷静、沉着的应对策略，及其在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绝对优势，也是北约这次危机得以顺利“软着陆”的几项重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朝鲜战争以及两次台海危机的相继发生使得东亚成为冷战的主战场和焦点之一。在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自认为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担心妥协会损害其地位和荣誉，因而其政策非常强硬、僵化。作为美国重要伙伴的英国则害怕美国的冒险主义会引发与中国甚至苏联的全面战争，从而积极斡旋，希望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扩大。反思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英国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与冷战的复杂性，看到美英外交利益侧重以及处理外交事务逻辑和方法的不同。

　　“战略三角关系”是以安全战略问题为核心内容和动力的三边互动结构，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持续到冷战结束。导致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的两个因素是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实现和解。说到底，建构和处理“战略三角”只是手段，如何调节其中的两对双边关系，必须服从而不能干扰国家战略。明确坚定的国家战略是对外战略的基础和指针，违背国家战略的对外政策会干扰国家战略，也难以持久。

　　东欧剧变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僵化的苏联模式体制制约了东欧各国的发展。为了应对当时愈益逼近的经济债务危机，一些国家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采用政治谈判而非暴力的方式来推进变革进程。国际方面，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东欧政策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欧剧变的进程，但主要是提供了和平的有利于变革的外部空间。中国可以吸取东欧变革的历史经验，致力于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实现国内的繁荣稳定，对外赢得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冷战是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观念制度的比拼和国家利益的斗争。USSR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客观原因是在军备竞赛拖垮了经济，根本原因是其长期僵化的体制，这种体制使其缺乏同美国进行冷战的实力基础和道义基础。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只有法制和民主才是对内稳定社会和对外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吸取USSR在冷战中失败的历史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录
　　参考书目
　　学人推荐
　　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面历史的棱镜。沈志华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以多年从事冷战史研究的深厚积淀为底蕴，同极富学术批判意识的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对中美两国怎样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回答。——陈兼，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
　　同西方学者对冷战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提供中国视角、发掘东亚国家史料等方面有重要的超越。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本书告诉关心是否将发生“New Cold War”的相关人士：冷战并非产生于大国的“计划”“意图”或“战略”，而是由一系列带着某种偶然性的行动和反应引发的。因此，要防止“New Cold War”，必须注意国家的一举一动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一个对国际和外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都应该了解冷战的历史。——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主编简介
　　沈志华，1950年出生，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研究员，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领域：冷战国际史、苏联史、中苏关系史、中朝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