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中美关系质变，美国能否接受“范式变化”？

作者：朱锋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经构成了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分析中典型的“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国际战略环境最为深刻和严峻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和美国始终保持着积极合作、协调利益和管控分歧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奥巴马政府欢迎一个“繁荣、强大和稳定的中国”的主张还历历在目。特朗普上台两年半的时间，中美关系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和巨大的战略性倒退。究其原因，奥巴马政府后期中美关系的调整就已经出现。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中的美国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忠实选民中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倾向对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有着重大影响。冷战结束28年以来，美国国内对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的分裂十分明显。

美国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对白宫的影响同样巨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文指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代表了美国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未来的美国或许将取决于这两个州的治理理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全国性的实践。“得克萨斯模式”就是减税、加大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以及保护美国市场，“加州模式”则是强调对民众的福利开支、致力于减排和环境治理以及推进与国际社会的自由贸易与合作。

中美关系发生“质变”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的中国战略、中国心态和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评估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中美关系未来可控的发展进程，需要中国更加客观、深入、理性地思考两国关系的处置方式和未来的调整进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让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快的变化？

一、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范式变化” 

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变化”特指国家间关系处理的基本方式、原则和目标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美国对“中国威胁”和“中国问题”的认知方式、心态和战略选择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结果。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对美投资在2014年开始超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等一系列事件，已经开始让美国精英思考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

从2016年总统竞选开始，特朗普就不断指责“偷了美国的技术、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朗普当选和执政，美国处理中国议题必然出现“范式变化”是可以肯定的。自从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幅调整，迅速朝着冲突和对抗的方向发展，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几乎出于同一阵营的“鹰派”占据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署到国务院的各个政府部门的主导位置。尤其是随着蒂勒森、马蒂斯的下台，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已经全面“变”字、“狠”字当头。其目的，就是要在市场开放、经贸法则和高科技等领域对华实行“清算”。

对华贸易战就是不再给中国继续提供“钻空子、占便宜和偷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机会，不惜要在市场投资、高科技合作、甚至对高科技领域内的学者和学生交流“关门”。这些做法，不仅实质性地背离了美国以往历届政府对华实行的加强两国经济、社会、文化、投资、科技等领域内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意味着美国开始转向对华“不接触政策”。

对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策精英的这些变化，中国始终强调两国关系处理中的“协调、合作与稳定”，尤其是两国需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从2017年4月7日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和特朗普举行的首次习特会，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首脑在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的双边首脑会谈，再到2019年6月29日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再度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中方都坚持了这一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2018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对华贸易战，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增加高额关税。中间经过多轮谈判，特朗普政府依旧执意升级贸易战，将中美两国拖入恶性竞争的泥沼中，不仅损害了双边关系，损害了其盟友和世界上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冲击。2019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被认为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从美国发动贸易战起至今，这一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对立和对抗。尽管此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经济纠纷、知识产权争端、产业政策分歧等问题持续产生，但双方始终秉持沟通协商的精神，不希望让经贸上的冲突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贸往来频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非常高，保持良好健康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合作共赢的事，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然而，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名，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则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经过三轮谈判后，同年7月6日，美国如期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总共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同日中国对美反制措施生效。8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第二批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8月23日生效；中国对同等数额美国输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于同日实施。

美国时间2019年5月9日，美方宣布从次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中国则宣布自6月1日起，对约60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分别加征25%、20%、10%和5%的关税。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19年5月10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官方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下一步是要谈，还是要打，抑或是采取别的动作，中国都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尽管中国信心坚定、迎难而上，但贸易战客观上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各自的国内发展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推翻了此前在两国被普遍接受的“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这一说法，动摇了中美长期总体上保持的关系稳定。中国具有谈判诚意和准备，但201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美国在贸易关系上对中国的打压，已经远远超过了平衡美中贸易逆差的考量，背后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评估、中国问题认知和中国战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更是美国政策和知识精英看待和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心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用美国国安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的话来说，美国对华关系的“范式变化”，是因为美国认为与中国在利益关系上越来越实质性地难以“调和”。而且，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批评和焦虑高度一致，对华采取对抗政策成为两党共识。

即便对特朗普发动什么规模的“贸易战”还有争议，但对华发动“科技战”和实质性采取亲台立场，却在两党间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尤其对所谓“渗透”和“影响”美国的“锐实力”（sharp power）, 成为了中国“威胁论3.0版”。美国的政策和研究精英提出，美国这么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完全“失败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叫嚣，为特朗普的对华对抗和打压政策制造借口。有关“锐实力”的分析报告，开始统计在美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智库中的华人人数，把 FBI 口中的“对美国构成的全社会性威胁”的定义“具体化”。

其结果，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上全面打压中国只是个借口，也是中美冲突今天所出现的突破口，是保守主义阵营对全球化发展的抵制和对中国崛起开始采取实质性“打击”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对于自身长期主导建立的全球秩序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忧虑，极力想要保持自己的战略优势地位，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头号威胁并试图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

同时，这一富有攻击性的政策，也是美国内政问题带来外交不稳定的一种“外化表现”。现任美国政府对于经济产业问题、不平等加剧、族群分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好的解决办法，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又要求执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展示出鲜明的政策立场来吸引选民。此外，特朗普总统的个人风格和政治想法也是现行战略的一个关键成因。

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华强硬政策也成了特朗普政府展示政绩的最大“亮点”。尤其是在野的民主党也主张对华强硬对抗政策之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科技等方面的蛮横打压政策，变成了美国朝野空前一致的“两党共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起，决定了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也决定了中国推动与美国谈判协商的空前难度。特朗普政府抛弃了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想要关闭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和两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合作，打压中国的对华经贸联系，重新拉大中国和美国缩小了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差距。特朗普政府这种“抑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和决心，同样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变化”，已经从军事、经济、科技，深入到社会交往和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度等各个方面。阻止中美朝着对抗方向发展的两国关系的范式变化，同样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这种关系的“新范式”。

二、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战略博弈带来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战涉及的产业政策、科技竞争、经贸摩擦只是冲突的一部分，中美之间的博弈还扩展到了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各个领域。

2018年，就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的问题，中方与美方代表就在公开场合有过多次交锋。同年12月，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孟晚舟案”则是美国出于政治因素而采取的恶性竞争的行为。军事方面，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屡屡挑衅，不仅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还屡次派出军舰闯入中国领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进行挑衅，这种行为在 2018 年发生了五次，而 2019 年还未过半就已经发生了三次。美国在舆论上攻讦中国，却无视自己的行为对南海地区“军事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已经成了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常态。

特朗普上台后，还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在2017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表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坚定致力于提供台必要的防御军备”。2018年9月，美国更是批准了价值30亿美军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F-16战斗机和C-130运输机的战机备件。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了国会递交的“台旅法”，允许美台两地高层互访。这些行为都是对“一中”原则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战。

在舆论上，美国更是鼓吹新一轮的“威胁论”，试图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孤立中国。

（一）销蚀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在销蚀中美之间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打造和维护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基础，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这对中美关系将造成难以修补的裂痕。

事实上，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绝非完全基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其反映出华盛顿中心权力背后的利益集团、政治家、战略团队以及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这对中国未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维护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是中国外交目前面对的最大、最急切的挑战。

然而，从战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将是极为沉重的。中国的制造业从低端、中低端到向未来高端的持续发展，将决定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产业强国、科技强国和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的军事装备和战斗能力，说到底，也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尖端、科技创新是否不断领先、政府财政是否能够长期和稳定地获得巨额税收所决定的。美国现在所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大幅度降低对美国的高科技合作和投资，不惜让美国市场给中国“关门”，严格限制、甚至切断双方各个层次的高科技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部分脱钩”已然发生。

与此同时，在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至少将发生“部分脱钩”的状况下，中国的产业、经贸和科技发展能否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找到“替代来源”和“替代市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但这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出现的新变化，需要中国在对外工作中时时关注。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中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时伴随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地区。经济上，在经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始终低迷，就业、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民众对于欧盟管控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满，开始推崇封闭的政策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保护贸易利益和本土产业。在社会文化方面，尤其是“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情绪，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色彩。在政治上，各个国家的保守势力抬头，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右倾趋势，且此类政策获得的民意支持在上升，更是有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开始活跃。不断增强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将“去一体化”思潮推动发展为实践。2016年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思想和“反全球化”、“去欧洲一体化”的典型案例。

曾经引领区域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欧洲走向了反方向。这对于中国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施行形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些思潮和政策趋势不仅左右着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也会对欧盟的政策产生影响，可能会使得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被放大，比如贸易摩擦等。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影响着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对于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支持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更多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二）影响中国与大国和区域合作关系框架，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压力

在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之后，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大框架也将受到这股“再全球化”力量实质性打击吗？显然，由于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一些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考验，比如在“孟晚舟案”中扮演了协助者角色的加拿大，又比如在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的澳大利亚，以及将外交重心放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韩国等。一旦产生更剧烈的冲突，这些与美国有着利益相关的国家难免会被卷入纷争。与美国有密切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国家，也在中美竞争中可能被迫选边站。

此外，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新重点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印度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存在地缘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华政策不仅受到中美竞争大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时候存在着基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长期未解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也可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成为爆发的关键点。东盟各国在中美竞争中摇摆不定，针对南海问题想要长期建立的协调谈判机制是否能建立起战略互信的稳定基石？例如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还需拭目以待。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升温”与“降温”、合作与竞争、缓和与恶化之间的波动是常态。但由于中美关系质变的影响、全球秩序的大调整以及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今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今后最重要的挑战不是“第三方市场”如何合作，而是如何降低和化解“第三方势力”的冲击和影响。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长期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参考模式，中国多年来提供的对外援助及合作项目促进互利共赢，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项目从中短期来看，同样无法提供中美即便是“部分脱钩”带来的损益。

近年来针对倡议的国际压力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质疑，例如“债务陷阱论”和“地权政治工具论”。舆论上的负面评论多多少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思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如何在推动对外援助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以实际行动反驳对“大国扩张”的质疑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固友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再者，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极度穷困地区和冲突热点地带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有内政动荡、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安全问题。政局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海外贸易投资安全，为对外发展政策也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如何预防风险和化解危机，都是对外工作中的难题。

另外，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扩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传统和新兴大国都参与到了海外战略竞争中，例如日本和印度准备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美国也出台了“新非洲战略”，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拉汉2019年6月1日在新加坡2019香格里拉峰会上也提出了“印太发展金融项目”，宣布美国的资金投入将从以往的29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第三世界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与潜力，同时也存在着极高的风险，更是大国竞争的舞台。如何在发展中建立真正具有互信互利基础上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如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进步，如何消除外界的疑虑指责并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落地依然没有解决的长期挑战。

三、中美大阪峰会：成果有待检验

2019年6月29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大阪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了历史性的双边首脑会晤。两国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具体问题展开磋商。充分发挥了中美首脑高层会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在中美贸易战陷入严重僵局和对峙的情况下，已决定性地抑制两国贸易战升级，并有望尽快重启中美贸易谈判。

然而，特朗普在大阪峰会上释放的“善意”是有限的，中美贸易战未来是否能真正“休兵止战”，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严重扰乱了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沉重打击了原本互利合作的两国正常交往，单方面破坏了两国间原本高度相互依赖的市场秩序。尤其是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在中美贸易谈判仍在正常进行的同时，宣布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增税从10%提高的25%，并随后将华为等70家相关公司列入出口制裁的“实体清单”。美国对华贸易战，升级为“断供”为目标的科技战，旨在全面打压和阻断中国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历史性进程，重新拉大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开始缩短的历史进程。中美关系的下滑究竟将走多远？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华“科技战”，是否会想要筑起阻断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铁幕”，仍需拭目以待。

然而，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全面打压”的策略既缺乏足够的能力保障，又缺乏可以拉拢的实质性国际支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缺了谁都难以维系的整体，让美国市场和高科技与中国“脱钩”不仅需要美国所有高科技公司的认可，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唯美国马首是瞻”，更需要付出切断全球化进程的高昂代价。日本首相安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竞争使得有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国与国之间产生了贸易摩擦；必须维护自由、公正、无差别的贸易体制，这是G20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日本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霸凌主义不会真正得到国际支持。

美国一味想要中国全面屈服的加增关税的做法，已经给美国和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2019年6月17-19日举行对华贸易战听证会上，多数美国企业明确表示担忧和反对。5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和工业生产指数都开始下降。如果继续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这种一味施压、简单追求短期效果的做法，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崩溃。中美关系的40年，是两国相互扶持和互利的40年，更是几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奋努力、辛劳苦干取得了中国在全球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中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的40年。特朗普政府的鹰派团队想要“压服”，首先要问问今天的全球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

2018年5月正式开始的中美贸易谈判进程，中国政府在不断展示争取双方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决心和变革意志，真诚地想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争议和摩擦。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近来也表示，中美对话已经就90%的谈判内容“谈成了”。为什么剩下的10%难以跨越？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尊重贸易和产业政策背后的中国体制因素，在于谈判需要不断累积信任和诚意，而不是从头到尾通过蛮横地挥舞加税的大棒迫使中国屈服。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政策和知识精英，是否能够“现实与合理地解读中国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在严峻的“范式变化”的大局下能否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关键。近期部分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发表联署信，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不要把中国当做“敌人”，就是呼吁美国政治需要“合理、准确地解读”中国。

纵观新中国外交史，这两年的中美贸易谈判是中国经历过的强度最大、难度也最大的双边谈判历程，同样也是我们达成协议的态度最灵活、通过中美共识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志最鲜明的一次谈判。然而，当中国不断展示诚意、推进原则共识和争取渐进路径、化解争议的同时，以律师和金融大鳄从业背景为主的美国团队，在美国的谈判路径选择上十分强调细节、力量、效率和“结果导向”的“结构变革”，企图想要全面按照美国的口味、利益和标准来达成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事实上，谈判已经并非是简单的协议内容，而是双方的思路、方式和经贸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的碰撞和对决。特朗普政府团队一味追求两国贸易协议要完全“美国化”的标准设置，是中美贸易谈判多次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中国领导人站在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在中美大阪峰会上再度强调两国关系需要“协调、合作与稳定”战略思路，也得到了特朗普总统正面回应。并就中美之间一系列的难题和难点，例如台湾问题、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对中国赴美学生和学者的限制等，坦率地表达了中国的强烈关注。特朗普总统也做了一些积极的表示。但今天中美关系“范式变化”的结果是，两国间长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并开始实质性影响各自的经济政策”。包括继续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在内，美国政府是否真心地能对他们面前的“中国话题”表现出起码的尊重和认知，真正降低一味依仗“美国力量优势”想要“美国化”地处理两国争议的原有做法，才是中美大阪峰会成果的试金石。

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节点。同样，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走到了历史节点。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的发言，向全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国面对美国打压、勇于追求变革和贡献于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决心。讲话明确提到了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改革”这一中心工作，清晰有力地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以及大力推动经贸谈判等五大举措。针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中国需要做出的“结构变革”，中国领导人主动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结构改革”。这既是中国与美国愿意达成贸易协议的信心所在，更是中国的发展进程不会受制于美国的“中国意志”的生动体现。

中美贸易谈判继续进行，但“老对手”必将面临“新问题”。当中国开始主动“求变”、主动推进创新，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施压”同样需要转换思路和标准。中美之间能够达成的贸易协议，应该是一项公正、全面、可执行的协议。这项协议不仅在中国采购美国产品时顾及中国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在文本平衡、全面取消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等问题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协议更需要为中国继续深化结构改革助力，为美国减缓对中国的科技战背书，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协调与合作创造新条件。

四、中国外交和中国的治理机制的变革与调整

结合十九大以后中国外交的新方向和新任务，以新时代外交思想为指导，针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对外战略始终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内外形势和发展需求。即便中美关系发生了质变，中国长期致力于营造和维护稳定的大环境、推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继续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信念和道路不能变。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是围绕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着重“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扩大全球伙伴关系网，展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范和新道路，忠于党的历史使命，承担起大国责任和加强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的良好统筹，这个基本路线也将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目前正在持续发生质变的中美关系，中国既要坚持“打”、坚持“谈”，更要着手和思考“变”。

（一）协调大国关系，特别是发展以协调、稳定、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协调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至关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全球秩序和格局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目前面临最大困境的就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中方应当坚定自己的外交原则，始终坚持发展以协调、稳定、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领导人2019年4月在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时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2019年7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答记者问时再度明确指出：“绝不能让矛盾和分歧来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更不能让偏见和误判来左右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相信，客观、理性、包容的声音终将战胜那些偏执、狂热、零和的主张。”但如果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味施压，顽固地坚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既不用怕、也不能退，要坚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底线，坚决捍卫中国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权利。同时，要坚持不懈地与美方加强沟通协商，传达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传达中国愿意在市场经济体建设中的勇气和决心。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与是否能够真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要素。

（二）在国际格局发生严峻变化的大环境下，需要努力开拓和升级

中国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化的成果，合作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调整和升级。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都先后宣布正式加入“一带一路”计划。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贸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逐步加深，尽管美国不断阻挠，但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同意华为参与建设“非核心”新5G移动基础设施。这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生动典型，也意味着中国的高新产业开始逐渐具备全球竞争力。这些好消息也证实了友好合作才是发展共赢的最好方式。中国应当持续加深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维护开放、自由和公正的国际贸易。

（三）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不需要亚洲国家在中美间“选边”，但需要保持和深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和科技合作

中国周边地区地缘竞争激烈，如何化解紧张的地区关系，推动区域一体化，深化合作发展，是中国未来外交努力的重点。中日关系在近期重回正轨，正向好的局面发展。要促成中日关系改善需要妥善处理矛盾分歧，达成“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增进政治互信、相互理解、正面互动，深化交流合作。在朝韩破冰之后，应积极推动稳定的朝鲜半岛关系，促进和平谈判的进程，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在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繁荣的同时，中国需要全方位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友好谈判磋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等问题，加强经济贸易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今天，积极申请加入CPTTP，应该成为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升级中国市场开放机制的优先选择。

（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把“一带一路”项目真正“走深、走宽、走实”

中国愿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发展红利，支援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与经济贸易，实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不断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也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建设更加包容、平等、公正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发挥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变化、新的任务方向，中国需要脚踏实地，更好地发展自身，将中国的利益与中国的贡献相统一，继续保持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促进世界均衡发展，为全人类社会谋求福祉，引领世界走向正确的全球化发展的道路。

本文原载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04期，由微信公众号“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编辑。

来源时间：2019/7/16   发布时间：20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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