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的盛世危言（二）：中国盛世屡次功败垂成的警示

作者：薛理泰  来源：周述

　　按:今天继续连载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薛理泰先生的文章。这是他撰写于2009年和2012年的两篇可谓“盛世危言”的文章，因为以前发表时，都有删节，他认为，被删节的部分有些可惜，如今看来，这些内容有现实意义。由于文章很长，所以，现在“周述”把这些内容整理分次编发，今天是第二部分。

　　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况且，近年中国军力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世人往往认为中国国力也是世界第二了。这可能是奥巴马对美国可能退居世界第二的前景引起担忧甚至抗拒心理的缘由，也是中国民众以至不少官员沾沾自喜的由来。
　　日、印“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的警句。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怀有敌意的周边环境，在相当长的阶段内，“能而示之不能”的做法，有其必要性。“韬光养晦”，此之谓也。
　　这方面，日本政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可取之处。中国原驻日经济参赞唐淳风曾经在《报刊文摘》上发表一篇调研报告，指出日本高官、财经巨子反复对外界强调，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财政濒临崩溃”！他查证以后发现，日本年经济增长率比中国还要高，失业率也远比政府公布的要低。日本银行进行贷款重组之后，真正的坏账率微乎其微。然而，日本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却尽量对外公布“坏的”数据，给外界留下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假象。
　　几位印度专家先后来到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学习时，经常同笔者交谈。他们认为，印度在崛起的过程中，迟早会遭遇目前中国面临的窘景。印度有几条对策：其一是在国际上保持低调，对外打交道时多谈本国面临的困难，尽量争取外援；其二是任凭中国挺在前面顶着，成为众矢之的，自己悄悄地增强综合国力，并且利用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畏惧而迁就印度的心理，为本国谋取利益；其三是决不迎合西方世界企图拉拢印度整垮中国的战略企图，除了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以致中国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峙中给印度添乱，主要着眼点是一旦中国被整垮了，接下来就轮到印度挨整了。
　　同日本、印度立场相比，中国许多官员缺乏战略观念，又出于各级政府强调政绩表现以及吸引外资的需要，对于国情及经济数据，打肿脸充胖子，“不能而示之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是替“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衡量国力的真正指标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综合国力日臻强大，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评估本国综合国力大小时，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更不能揠苗助长。否则，民众难免助长虚骄之气，忘乎所以。其危害性是隐性的，体现的负面后果却是实在的。平时，民众会对政府求全责备，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直面危机时，民众会对政府决策掣肘，干扰政府最佳决策的出台。
　　按照国际政治学，如何衡量综合国力大小，存在若干说法，公认的标准则不出数条。简言之，主要是经济、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以及国民的凝聚力。以下是衡量这些方面的重要指标：
　　* 经济实力：GPD要素的构成、对未来产业导向和定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的含量、GDP数值的稳定性和人均GDP的数值。
　　此外，尤其在评估某国综合国力在其处理国际军事危机时的支撑能力时，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起着十分重要的指标性作用。说白了，亦即该国直面一场军事危机时，其经济结构是否能够承受大进大出局面的崩溃以及战时经济是否具有发展的后劲。
　　* 科技实力： 国家累年对原创性科技开发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每年国家在科技开发和教育上的投资额度，以及本国科技界在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是否起到重要的作用。
　　* 军事实力：军事硬实力指国家军事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空-天一体化作战能力，军事指挥中心能否高效运转，主要战略方向的战场建设，未来是否具有向既定战区大规模地迅速投掷军力的能力等。
　　军事软实力指本国军方的战争理念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战略指导方针是否具有前瞻性，民众是否具有尚武精神，军队是否具备足够的战争经验和高昂的士气。
　　* 战略水平：可以区别为国家领导层筹划战略和谋略时的水平。一般说来，前者如同“正道”、“常法”，指规划长期的、根本性的方略；后者等同“诡道”、“变法”，尤指针对性强的及时献策及体现在执行政策上的能力。一项战略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必须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旨不外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中国是战略和谋略的策源地。至今《孙子兵法》犹在西方军界脍炙人口，美国军人勤学不辍，朗朗上口，就是一例。作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中国战略界应该具有比较高的谋略水平，而当今中央集权的政体也给政府提供了高效率地将谋略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
　　*国民凝聚力：民众在內政﹑外交政策上基本達成一致的認識﹐亦即“上下同慾”。这是一个强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先决条件。古人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主要是指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到加强民众凝聚力的效果。目前，民众凝聚力是中国的一个弱项。
　　在当今时代，排他性、唯一性的宗教观念，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加强民众凝聚力方面收效似乎比行政手段更为明显。值得警觉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成为可能对中国崛起构成挑战的国际政治实体的宗教支撑力量。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上述各条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小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起着普世公认的、持久的作用，尤其在具有军事性质的国际危机中，成为评估这个国家危机处理能力的客观标准。
　　GDP高不意味着经济强国
　　撇开上述要素，仅以GDP总量衡量综合国力，则大谬而不然。一个国家GDP总量大，仅说明是经济大国，并不意味着经济强国，更不是衡量该国处理国际危机时赖以支撑国家决策的综合国力的一条基本标准。
　　去年中国GDP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下巨资以及金融界放宽贷款额度予以牵引的。当时中央政府制定这条经济政策，着眼点是因时制宜，显然是权宜之计。既然这条政策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所致，犹如打强心针一般，收效必然具有时间性的限制，今后不免难乎为继。
　　在那个特定阶段，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那些国家财政能力不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相当有限，自然不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取得刺激经济成长的明显效果。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因受到刺激而增长，则在刺激因素的力度大幅度消退以后，经济也有可能迅速滑坡，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化加剧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不能低估。至于这种黯淡前景在何时可能成为现实，有一个参照标准，即距离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起点越远，则距离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受挫的临界点就越近，因为在此期间经济畸形膨胀带来的负面因素必然越积越多。
　　中国GDP的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和各式日用品产业等。当一场严峻的国际军事危机甚至一场战争降临在国人面前的话，这些产业是无从转化为支撑中央政府决策的国防力量的。
　　在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时获利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应付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时，固然是政府决策的支持者，可是，在对付来自境外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时，却未必会与政府共赴国难了。相反，在房地产价格飞涨中赚得盘满钵满的商业巨擘和社会各界精英，不少人在平日只图赚钱自肥，罔顾公益，在危机中多半会一边散布失败主义，一边自谋后路，在局势逆转时则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的社会基础。这个判断不具备针对性，只是概括历朝历代的现象而发出的感慨而已。
　　中国盛世屡次功败垂成
　　自古至今，至少在中国涉及的国家或者政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中，GDP总量对遏制战争的爆发以及左右战争的结局方面，似乎并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盛世功败垂成的先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不妨以史为鉴，思索一番。
　　先谈谈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的史实。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擘划下，蒙古铁骑在席卷欧亚两大洲的过程中，灭掉了许多强国。远处的不说，仅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就有花剌子模、金国、南宋、西夏等国。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是奴隶制社会，充其量仅是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而其周边国家大多数早已步入封建制社会了。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然这些国家超越蒙古甚多，却成批地被蒙古征服。假若单论GDP，恐怕蒙古不及这些国家的百分之一。可见，在残酷无情的军事斗争中，GDP不能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决定性的标准，这条规律古已有之。
　　接下来回顾近代史实。清朝自康熙、乾隆盛世以后，迭经嘉庆、道光两朝，文恬武嘻，渐呈颓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若论GDP，大清国是英国的五、六倍之多。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却无从集中在关键战区，在战争的具体节点上使不上力量。至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窳劣，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军队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国军队仅凭木帆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机动性，加上“船坚炮利”的长处，就重挫了中国。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期交战。当时英、法两国GDP仍然逊于中国，却组织联军4，000人进犯京畿地区。僧格林沁率领满、蒙精锐部队二万余人据守八里桥，尽管蒙古骑兵奋勇作战，毕竟不敌近代火器的威力，结果匹马不返。于是，北京沦陷。英、法逼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稍早，185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把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其后，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李鸿章等人创办了北洋水师，从欧洲进口了不少铁甲炮舰。单从硬件评估，北洋舰队似乎比日本舰队更为强大。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中国朝野甚至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矣，殆无疑义。
　　1893年，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在一片“盛世”、“崛起”的乐观氛围中，郑氏可谓众醉独醒。他在书中直言，中国必须在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否则，正如书名指出的那样，盛世可能毁于一旦。《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光绪命总署印2000本分发各省有关部门。可是，“蕞尔岛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之后，郑氏著作方才引起国人警醒，获得广泛反响。
　　当时这本书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启迪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也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
　　正当晚清举国上下沉迷于盛世、崛起的幻觉时，日本却不稍懈怠，厉行改革，整军经武，决心在击败中国以后，崛起于东亚。当年日本GDP不如中国远甚。鉴于中国官场暮气沉沉，腐败孳生，败象毕现，识者认为中国恐非日本对手。1894年，《盛世危言》面世甫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灭，中国军队又在陆路遭到惨败，日军直逼京畿要害。最终日本横刀夺爱，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又赔偿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成为一段痛史。
　　危机阶段的国力要素
　　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迄止清朝覆灭，尽管中国GDP不落后于他国，在同列强的迭次战争中，却屡战屡败，最终无非是同敌国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全部归诸于敌国“船坚炮利”的因素而已。若论产业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当年外国列强毕竟已经超出大清国数个世代了。
　　有鉴于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不能高估GDP总量的作用。重温一下“落后就要挨打”的警句。这里说的“落后”，其实不是指社会形态，甚至也不是指经济实力，而是主要指民众的观念落伍和领导层的战略误判。试问：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观念落伍和战略误判了，能倖免挨打的局面吗？
　　再说现代史实。截至1949年，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十年。1936年，是民国时代经济发展的顶峰。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兩國GDP的數值几乎不相上下。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截止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又密锣紧鼓地从德国大批进口了军事装备和物资，并组建了若干个德械师，准备在稍后用于遏制日本大举侵华的企图。
　　东京懔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势头，怕错失侵华的时机，是其在次年决定锐意侵华的考量之一。尽管当年中国GDP超出日本，经济发展势不可遏，却没有起到慑止日本大规模侵华的作用，最终中华民族被推倒在血泊之中。
　　由此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世事扑朔迷离，前途崎岖，凡事从最坏处做准备，总是无害有益的。
　　放目全球，举世滔滔。就世事驳杂纷乱而言，颇令人有一种置身于范围扩大了的春秋乱世的感觉。既然中国正在试图崛起，外部敌对力量自然会竭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巨大考验可能还在后边。基此，尤其对中国官员而言，奢谈以房地产和日用品为支柱产业的中国GDP总量初次位居世界第二，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在国际事务驳杂纷乱的时代，在危机酝酿过程中，两个假想敌国怒目相向，作势搏斗之际，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这时GDP所能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同太平盛世相比。
　　倘若高估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意义，并且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不惟无益，反而有害。过去毛泽东告诫周围的人：“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确实是他多年处理诡秘复杂的政务时的经验之谈。
　　——首发于2010年《领导者》杂志

来源时间：2018/9/13   发布时间：2018/9/8

旧文章ID：16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