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和结局

作者：黄亚生  来源：公众号“亚生看G2”

　　一、中美贸易战只是暂时平息
　　5月19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态要加强合作，实质性削减贸易逆差并且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从现在的情况判断，中美贸易冲突有可能暂时平息了下来。
　　这份联合声明体现了两国在贸易关系的务实和总体合作的态度，是一个好的进展。问题在于，如何将声明中宣称的合作精神具体的执行下来。 这个联合声明引起争议的原因正是它缺乏执行细节。我在早前文章《黄亚生：中美贸易冲突结局的两条道路》（见本文后）里讨论了这次贸易战两种不同的结局的意义， 增加订单和降低进口关税。
　　但是归根结底，两国贸易上的冲突根源是制度层面上的。真正的担忧不仅仅来自贸易逆差，更是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已经改变。在我的文章《黄亚生：“交往战略”尚未成功，自由贸易仍需继续》中，我提到，在美国学术界、商界和政界，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美国过去主张的“交往战略”已经失败，是时候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式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了。
　　我在之前发表的文章《黄亚生：<中国制造2025>本应是美国的又一个“斯普特尼克(Sputnik)”时刻》，曾提出美国不应该遏制“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的创新，而是应该增加美国自身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因为在市场竞争、政府透明、尊重知识产权和法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都是造福全人类的。 但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制造2025》在市场竞争、政府透明、尊重知识产权和法制等方面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在《中国制造2015》中呈现出的政府主导，对他国的排斥与壁垒，实质上成为中美冲突的一个焦点。相应地，中国要在深层次释除美国疑虑，也应该在这一点上着手。
　　二、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担忧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由国家主导创新会带来以下问题：
　　首先是对市场公平的担忧。早在2016年，中国政府宣布了将投入1500亿美元，力争在2025年之前让中国的集成电路芯片产品在本土市场份额达到70%的计划，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曾猛烈抨击了这种做法。她说：“这一史无前例的、由国家驱使的干预行为将会扭曲市场、破坏产业内的创新环境。导致该产业出现同钢铁、制铝、绿色产业相似的情况：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市场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仅是美国，这些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将受到了重大损害，被迫削减就业岗位。”
　　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担忧。美国欧盟商会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主导行业发展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承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的一次大退步。而近期中资企业在西方国家大举收购的浪潮，也是由国家在背后推动的行为结果，目的是动用国家的力量获取关键的商业技术、实现大规模强迫性的技术转让。中国的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在与国有银行合作，推动建设工厂，尤其是制造存储芯片的工厂。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些新工厂往往依靠的是外国公司不得不转让的技术，那是它们作为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交换条件。而全球贸易规则是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的。美国认为中方大肆收购外国公司以及技术是出于政府的利益，而非实际的商业目标。
　　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过程中，中国会通过资质、认证等方式，限制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领域和发展规模，可预见的是，未来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空间将被压缩。美国商会指出，预设限制将会是国外投资进入《中国制造2025》产业或更广阔的中国经济的第一道屏障。欧美商会也提出，从长期看中国的市场准入空间将会收紧，并对欧洲企业造成直接的冲击。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提出，中国高科技投资目的是挖空工业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等。在某些领域，外国企业以后会很难获得机会。另外，中国国有银行将为目标行业的中国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这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进而可能会压低价格，颠覆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的高投入高回报的运作规则和整个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创新激励体制。这将拖累全球创新的有序发展。
　　三、为何同为国家战略，德国“工业4.0”未遭质疑？
　　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盈余，也有一个宏大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战略，甚至在发展领域上与中国高度重合，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和美国之间发生毁灭性的贸易战争。它就是德国。
　　实体经济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很多国家是有很强的共识的。 德国“工业4.0”以及《中国制造2025》都体现了这个思想。但这基本上是这两个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模式唯一的共同点。
　　德国是在2013年推出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工业4.0”战略。即在一个“智能、网络化的世界”里，物联网和服务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将渗透到所有的关键领域。智能电网将能源供应领域、可持续移动通信战略领域（智能移动、智能物流），以及医疗智能健康领域融合。在整个制造领域中，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端到端工程、横向集成（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成为工业化第四阶段的引领者。从目标上来看，德国期望借助“工业4.0”继续领跑全球制造业，保持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与美国互联网巨头竞争未来制造业领域的商业机会。
　　2015年，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的“工业4.0”在时间和技术领域都有相当的交叉。 《中国制造2025》计划包括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
　　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其关键都是促进智能制造的发展。虽然德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一直存在，但“工业4.0”并没有引发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这是因为德国是在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下运作的，和《中国制造2025》由国家和国有企业为主体驱动形成鲜明的反差。
　　美国“301调查”的理由是《中国制造2025》的运营机制是非市场模式。报告建议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包含大约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报告中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内容很少，真正讨论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
　　中美贸易冲突的最根本的起因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而不是技术冲突。美国更加担心的不是技术的崛起，而是其中国技术崛起背后的制度。
　　四、中国应进行哪些调整应对？
　　中国应该从以下领域，调整发展战略：
　　（一）厘清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
　　德国“工业4.0”的项目同《中国制造2025》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的主体是企业界，即使有政府的介入，也有明确的披露；而后者的主体是国家计划。让美国担忧的正是这种国家计划背后的制度安排。
　　首先德国是没有中国意义上这种国有企业的。 德国“工业4.0”的技术和产业变革在监管上采用“二元结构”，由政府和标准化协会等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组成，二者分工明确。德国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促进科研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保证行业可持续发展，政府不插手企业具体经营，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 “工业4.0”基本上是德国工业界自发的行为。
　　《中国制造2025》则是一项国家计划。这项计划包含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复杂。其目标不仅是实现制造业的现代化，而更是提升中国在包括机器人、新材料等10个关键领域的全球地位。中国政府斥资3000亿对《中国制造2025》高科技企业实施补贴不是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一个政府运作。市场经济的政府作用一般覆盖在基础研究，产权保护和宏观引导，和国家具体安排和操纵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二）明晰企业与政府关系
　　我曾经在《黄亚生：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一文中谈过制度冲突的问题。国际上应对政府的企业，如主权基金这类投资者，通常有另外的模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过去不需要应对华为、中兴这种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现在除了制裁行政措施外，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对中兴和华为海外受阻，国内的一大观点是美国要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是遏制中国经济。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也缺乏道理。如果中国有很好的芯片，美国和世界都可以从中收益。而且事实上华为和中兴都是美国公司很大的客户，从这个角度而言，打击中兴和华为，对美国商业利益也有损失的。
　　从纯经济意义上说，美国不担心华为、中兴等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担心的是其背后的制度。华为不光在美国，在欧洲，澳大利亚和印度也面临这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已具备世界级企业的规模，但是它们的披露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原始。市场经济和法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披露。美国社会不知道这些企业跟政府的界限和关系，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产生深刻的担忧。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兴的事件上，中兴对美国政府的欺骗和隐瞒事实，更加强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
　　事实上，这种担忧很早就开始了。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阻止中国科技企业收购美国公司。清华紫光曾在2015年试图以2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爱达荷州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但美国监管方面的担忧使交易落空。特朗普政府则在去年否决阻拦了中国投资者对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的收购。而华为公司更是很早就被美国拒之门外。白宫还在一份200页的报告中，将美的集团、中国化工、中国中车、中国商飞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清华紫光、华大基因等，也列入了黑名单。
　　结语
　　中美的创新模式和制度基础相去甚远。美国是自下而上，基于对科研和大学的投入来推动国家的创新。而中国是国家主导产业。近4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用财政资金，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中国制造2025》更是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差异，也导致中美两国在市场竞争中的巨大分歧。
　　解决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要加速市场化的改革和法制。增加美国产品的订单会解决短期的问题，但是长期的摩擦是源于中国企业用非市场的模式大规模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缓解两国的制度冲突，需要中国的体制更加透明，政府不光是依法治国而更重要的是依法制国。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国际经济的接轨，下一步应该进行体制接轨。

　　5月19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态要加强合作，实质性削减贸易逆差并且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从现在的情况判断， 中美贸易冲突有可能暂时平息了下来。
　　这份联合声明体现了两国在贸易关系的务实和总体合作的态度，是一个好的进展。问题在于，如何将声明中宣称的合作精神具体的执行下来。 这个联合声明引起争议的原因正是它缺乏执行细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中国办公室负责人、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爱思华·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联合声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更多是为了给两国的紧张关系降温。他指出，联合声明里没有对减少贸易逆差的具体数额做出承诺。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也表示，这项联合声明缺乏具体细节。
　　这场贸易战的结局有两个： 一个是传统方式， 就是中国增加对美国进口，缩小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 还有一个是中国将降低进口关税，这个措施不是仅仅针对美国产品。这两个结局，更有意义的是后者，因为降低关税会增加中国经济的竞争性，会直接改善消费者福利。
　　订单模式为什么失效？
　　特朗普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有一个数字是2000亿美元。但在联合声明里没有这个承诺。
　　过去中国在解决中美直接的经济纠纷时也采取过订单模式。那一个政治家的姿态，但是订单模式是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的。
　　订单模式之所以不解决问题是因为它没有触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本质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的经济，而美国是个消费型经济。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而且还在升高。但美国的储蓄率很低，而且因为共和党的减税政策，美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降低。
　　这是两个国家贸易不平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中国的逆差减少，它肯定要对其他国家的逆差增加。在不改变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中国减少对美国的逆差就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增加对美国的逆差。反之，对中国也是一样。如果中国通过增加订单解决和美国的贸易争端，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和其他国家增加它们的贸易争端。订单模式是一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有一种说法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有技术出口管控。这个说法没什么道理。 首先相对于中美贸易赤字来讲，被管控的产品的价值不过是中美贸易赤字的一个零头。第二， 中国和许多国家都有贸易盈余，不光是与美国之间。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和很多没有技术出口控制也有贸易逆差，比如日本和德国。
　　降低关税意义更大
　　如果中方同意用这次贸易战作为契机调整和降低进口税，这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展，也会帮助中国体制改革。首先关税对任何国家来讲是一个消费税， 它是遏制消费的。遏制消费的结果就是强制储蓄，增加储蓄率。另外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是为生产者服务的，而不是为消费者服务的。遏制消费和高储蓄率就会造成过剩经济和巨大的出口压力。这就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可能过于简单化的描述。
　　降低关税会鼓励消费，推动中国经济从生产性经济过渡到消费性的经济。另外降低关税所引发的消费和订单所引发的消费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订单都是政府和国家企业的行为，而降低关税所形成的消费更多的是消费者和市场的行为。这也是中国经济应该发展的方向。
　　另外，降低关税还会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如很多汽车合资企业，是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它们的盈利完全是靠着关税保护。降低关税会增加竞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间的优胜劣汰。
　　结语
　　现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中美的贸易战最终结局是什么。
　　但我希望这次不要重复以前的做法，又是由政府组织的采购订单。中国应该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增加中国消费者的福利和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这将是中美贸易战最有意义的结局。

来源时间：2018/6/1   发布时间：2018/5/28

旧文章ID：16286